早在唐玄宗即位之前，北方边境已是危机四伏。在武则天做皇帝的初期，即公元68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的李尽忠利用当时的民族矛盾，煽动部下反叛唐朝，而且攻占了营州。武则天派兵反击，结果失败。此后，在公元703年，安西地区的碎叶镇也被突厥攻占，致使丝绸之路最后断绝，严重影响了唐朝的声誉和外贸经济。北方的领土在唐朝初年曾经统一，而且设置了单于、安北都护府，分别管辖长城内外到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到了武则天主政以及做皇帝时期，突厥人经常骚扰边境，还攻占了蔚州（现在河北的蔚县）和定州（现在河北定县），迫使唐朝将安北都护府南迁。
为了重新统一北方，唐玄宗采取了很多措施，为收复北方领土做准备。原来的府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致使农民逃亡，影响了军队的兵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对于军事不太重视，到了唐玄宗做皇帝时，士兵逃跑现象极为严重，军队战斗力也很低，无法和强悍的突厥军队抗衡。
在公元723年，即开元十一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从关内招募到军士12万人，充当卫士，这就是“长从宿卫”，也叫做“长征健儿”。这次改革是从府兵制到雇佣兵制的转变。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玄宗将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国。这种制度使原来的府兵轮番到边境守卫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各地人到边境守卫之苦。同时，这种雇佣兵还为集中训练、提高战斗力提供了保证。
整军措施：除了对兵制进行改革之外，唐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
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唐朝逐步把营州等地收复，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族也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唐朝重新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
西域地区政权的恢复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收复碎叶镇，第二阶段是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来。
唐玄宗的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新的发展，超过了他的先祖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
安史之乱
唐玄宗末年，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了叛乱。安禄山是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胡人，因边功得到重用及擢升，一身兼领范阳（今北京）、平卢（今辽宁朝阳）、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三镇节度使，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实力与野心俱长。
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因与权相杨国忠不协，遂以讨杨国忠为名，一月自范阳起兵，南渡黄河，进逼洛阳。唐大将封常清奉诏募兵抗敌，很快为叛军所败，洛阳失陷。
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燕。各地官民纷纷反抗叛军，如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和河南一带的地方官张巡、许远等。杨国忠因猜忌驻守潼关的大将哥舒翰，促令其放弃固守方针，出关迎敌，结果大败，潼关失守。唐玄宗匆忙逃往成都，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从行军士哗变，杀死杨国忠，并迫使唐玄宗缢杀杨贵妃。
长安陷落后，太子李亨从马嵬驿回军北上，同年7月在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位，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唐肃宗用李光弼、郭子仪为将，会集西北各军，又得到西域各族和回纥的援助，转入反击。至德二年（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同年唐军收复长安和洛阳，安庆绪退保邺（今河南安阳）。
乾元元年（758年），唐派九节度率兵攻邺。次年3月，降唐复叛的安禄山旧部史思明自范阳率兵救邺，数十万唐军溃败。同年9月，史思明南陷洛阳。上元二年（761年）3月，史思明又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宝应元年（762年），唐代宗新即位，借用回纥兵收复洛阳，叛军将领因大势已去，纷纷降唐。
次年正月，史朝义穷迫自杀，安史之乱至此平定。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战火波及地区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西北边防呈空虚状态，吐蕃乘机东侵。在平定叛乱前后增设的节度使，权力日益膨胀，逐渐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为了抵御叛军的进攻，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了不少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
这些人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都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的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这些地方上的长官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了唐朝后期的所谓藩镇，亦称方镇。
方镇并非都是割据者，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镇，绝大多数都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职官任免出于朝命。但是，今河北地区则一直存在著名义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实际割据一方，不受朝命，不输贡赋的河北三镇；今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也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类似河北三镇的藩镇，还有一些倚仗自己实力对中央跋扈不驯﹑甚至举行叛乱的短期割据者。江南的节度使大多是服从听命中央的，而且其所辖地区是唐中后期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后代史家把这种局面统名之为“藩镇割据”。
北宋的建立
北宋建立后，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并未结束。在北面，有强大的辽和辽扶植下的北汉；南面和西面则分布着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荆南）等较大的割据政权。另外，周行逢在湖南，留从效在泉州、漳州等地还建立着一些小的割据政权。宋太祖赵匡胤根据当时的形势，鉴于南方是经济重心，各国力量较弱，而北方契丹建立的辽政权，实力又比较强大的现实，在征询了张永德、赵普等大臣的意见之后，确定了与后周世宗基本一致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
963年，宋太祖派慕容延钊和李处耘出兵两湖，灭掉了荆南（即南平）和湖南（原来的楚）的势力。从此，宋军西逼后蜀，东胁南唐，南可直取南汉，战略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964年，宋太祖派王全斌、崔彦进、刘光义、曹彬分兵两路向四川进攻，第二年年初灭后蜀。970年，宋太祖又派潘美率军进攻南汉，第二年灭南汉。至此，南唐已陷入宋军的包围之中。
南唐主李煜大为恐惧，立即向宋朝上表，表示愿意自动削去南唐国号，称江南国主。李煜企图是以对宋朝的恭顺来维持他在江南的统治，宋朝当然不会容忍这个割据政权的长久存在。974年，曹彬、潘美率10万宋军，战船千艘，自荆南顺流而下，向南唐发动进攻。
975年，宋军直抵金陵城下，李煜不是动员兵民誓死抗敌，而是派出特使向宋太祖苦苦哀求，说他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乞求缓师。宋太祖闻言大怒：“说什么江南有无过失，岂不闻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976年初，金陵城破。当时李煜还在静居寺听和尚讲经，闻变仓皇肉袒出降。
南唐覆灭后，978年，宋太宗又用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的钱和漳、泉的陈洪进相继纳土归附。至此，“先南后北”方略的“先南”部分完成了，剩下来的就是北方了。
968年和969年，宋太祖先后两次出兵进攻北汉，都因辽出兵援助，无功而返。976年，宋太祖第三次又进攻北汉。两个月后，宋太祖突然死去，辽又出兵支援北汉，新登基的宋太宗只得下令撤兵。
979年，宋太宗亲自统兵进攻北汉，包围了太原城。北宋军队在石岭关附近击溃辽派来支援北汉的军队，迫使北汉投降。自此，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宣告结束。
小知识
北宋的文学艺术
在文学艺术方面，北宋是名人辈出。宋朝的科举制度使文人得到了能够自由发展的空间。其中，较著名的文人有王安石、范仲淹、司马光、苏轼、欧阳修等，而宋朝的词作品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与唐诗并列成为我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瑰宝。
在绘画和书法艺术上，北宋当首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通过描绘汴京的风物，使近600人跃然纸上，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不朽佳作。
北宋中央集权的加强
宋太祖统治时期，曾采取如下措施，以限制地方藩镇的势力：
稍夺其权：把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直属京师，同时派遣中央政府的文臣出任知州、知县。
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诸州度支经费外，全部运输至宋统治中心开封。
收其精兵：派遣使臣到各地，选拔藩镇辖属的军队，收补为禁兵。在上述变革之下，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加强，前此那些藩镇割据势力被完全铲除。
在宋朝统治的300余年中，造就了一个无心腹之患的统一的政治局面。宋王朝设三衙统领禁军；还建立了枢密院，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调兵权与领兵权析而为二，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宋太祖确定了募兵养兵制度，使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以及流浪汉转化为维护宋朝专制统治的军事力量。
为能充分依赖军队以加强其专制统治，赵宋王朝还制定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如兵将分离政策，即利用更戍法，将屯驻在开封的禁军定期更换；内外相维政策，即将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京畿，一半戍守各地；守内虚外政策，即统治者多把注意力放在国内，对辽强大的军事压力并未采取认真、有效的对策。
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们也极尽防制之能事。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将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
宋初还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此外，宋朝又提高了御史台、谏院等台谏官的权力和地位，作为皇帝的耳目。
宋太祖、太宗建立的一些制度，大大加强了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也使宋朝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之中。
庆历新政
宋仁宗统治时期，官僚队伍日益庞大，行政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苦，周围的辽和西夏也时刻都在威胁着北方和西北的边疆。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宋仁宗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
宋仁宗采纳了群臣提出的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同时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也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四年4月，更定了科举法。另外，仁宗还颁布了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但是，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王安石变法
北宋中叶以后，朝廷内部方面，政府官员数目持续膨胀激涨。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内外官已达一万多人；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已达两万多人，“十倍于国初”，结果导致冗官、冗费激增，执政大臣多“榻茸常材，斗筲小器”，保守主义盛行，不得不与豪强地主妥协，土地兼并也日益严重。土地兼并则迫使农民转职军旅，使得军队人数激增。北宋初年给予军、公人员极大优惠和特权，可免除差役和赋税。
对外方面，宋朝对辽和西夏等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军队人数是125.9万人，使得军事费用增加，“养兵之费，在天下据七八”。将不专兵和军纪不明使宋军严重缺乏训练，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结果导致北宋的国库空虚，人民生活压力日益沉重。
熙宁二年（1069年）2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然而，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对此，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绝裂，司马光向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宋代经济的繁荣
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王朝都采取“抑商”的政策，惟独宋朝例外。宋朝初年，太祖赵匡胤就言“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后来，宋太宗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种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也成为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调整历法：宋之初，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朝也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专门研究施行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中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而且宋的经济法令还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是非常科学的法律法规。
宋代这些正确的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发展迅猛，手工业发展迅猛，使宋朝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银行，银行甚至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即使近代，这也是非常先进的经济管理体制了。
以地域而言，宋时的发展不仅局限于江浙和四川等老牌地区，就连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了较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