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在这片横跨欧亚大陆的广袤大地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1905年革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2年苏联建立、1941～1945年伟大的卫国战争、1991年苏联剧变和解体。这些重大事件不仅对俄罗斯自身，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发展都产生过并还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对于俄罗斯民族国家来说，持续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强大联盟国家的出现，以及后来社会制度的剧变、联盟国家的解体，给它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它在迈向21世纪之时，仍处在激烈的嬗变过程之中。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俄罗斯开始重建自己的国家结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由原来统一的联盟国家中的一个行政区划单位（尽管也是一个“共和国”）向独立国家转变，由一党制的苏维埃制度向多党制的“宪政制度”转变，由所有制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向多元经济成分的市场经济制度转变。摆脱了联盟束缚、抛弃了70多年来指导国家社会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之后，俄罗斯开始探索自己“新的”发展道路，开始了所谓重返“人类康庄大道”的艰苦历程。
（第一节）新俄罗斯：继承与现实新俄罗斯是在苏联社会制度发生急剧变化的过程中诞生的，是从苏维埃联盟国家中“脱胎”而来的。国内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它从诞生之日起就面对着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显然，“取代苏联的是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有着与以前不同的边界、内外政策、政治制度和政权体制的国家。”作为苏联最大的继承者，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而不久前才摆脱了“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领导层和社会多数仍然沉浸在获得“自由”、“民主”权利的胜利喜悦之中，对俄罗斯迅速融入西方社会充满幻想，对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按照西方模式实现民族振兴满怀信心。所有这些构成了新俄罗斯初期的客观实际和社会主流意识。正是这种客观实际和主流意识决定了新俄罗斯在其振兴之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遭遇重重困难，决定了它必然走上后来实践证明并不顺利的改革道路，决定了以后异常激烈的政治对抗和政治斗争。
新俄罗斯从苏联手中继承的“遗产”不仅是尽管缩小但仍十分广阔的国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尽管陈旧但仍不失为坚实的工业化物质基础，而且还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最终成为一次使国家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社会政治运动，导致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国家结构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及其种种“后遗症”构成留给新俄罗斯的重要“遗产”。这份“遗产”不单单是“财富”、“成果”，更有困难、矛盾和混乱。
在社会政治领域，新俄罗斯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戈尔巴乔夫时期建立起来的多党制、自由选举、出版自由、分权保留了下来。所有这些为在俄罗斯形成真正自由、民主的公民社会，为建立法治的文明国家建立了基础”。然而，俄罗斯毕竟刚刚经历了激烈的震荡并仍然处在社会政治震荡期，各种矛盾、冲突十分尖锐，这种状况显然是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国家所特有的。苏联剧变，特别是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犹如一场大地震，不仅造成国家权力的大规模更替和位移，从而使得各种制度建设严重滞后，而且导致社会政治意识的混乱并因此导致社会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分裂、原有政治阵营的瓦解以及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显而易见，苏维埃大厦坍塌后遭到冲击、破坏的各种制度、秩序、机制直至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道德准则，都面临着重新整合、甚至重建的任务。
第一，国家结构的变化、苏共瓦解和丧失领导权、各级政权的易手、政治精英的换班，都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发生的，在此期间俄罗斯尚未从制度上、法律上对此及时作出反应，还未对国家横向和垂直权力系统的划分、包括国家基本大法——宪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文件进行相应的改变。显而易见，政治进程发展的速度超出了包括俄罗斯当权的“民主派”的想象，他们得来的胜利过于容易，以致还没有来得及“消化”胜利的成果，由此形成制度位缺。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求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也为引发激烈的政治斗争提供了条件。
第二，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与民族问题密切相关的联盟中央与地方、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样作为联邦制国家，俄罗斯中央与联邦主体之间的关系比苏联更为复杂。在俄罗斯领导人与苏联联盟中央争夺主权的斗争中，在叶利钦“地方需要多少主权，就可以得到多少主权”的口号刺激下，俄罗斯本身的民族分立主义倾向也显露了出来。在苏联改革后期，在各加盟共和国同联盟中央闹独立的同时，俄罗斯的一些联邦主体特别是某些少数民族聚集的自治共和国也开始试探共和国独立的可能性，甚至公开启动了脱离俄罗斯联邦的进程。一些民族主义者利用“民主化”、“公开性”、“自由选举”以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排挤、取代了当地的苏维埃“官僚”，掌握了地方领导权，开始了自己的“独立进程”。其中车臣和鞑靼斯坦两个共和国的情况最为典型。联盟国家的解体则进一步刺激了一些地区的民族主义。中央的权威面临着地方民族分立主义的挑战，俄罗斯重建国家结构的任务十分迫切而艰巨，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有待明确，整个联邦体制亟待完善。
第三，新俄罗斯初期的社会情绪是十分矛盾、复杂的。在俄罗斯，对于苏联共产党的瓦解、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衰败如果不说是欢欣鼓舞，起码是并未引起激烈的社会抗争。然而，广大民众对苏联的迅速解体毫无思想准备，摆脱了苏联共产党长期意识形态思想束缚、政治控制之后获得“自由”、“民主”
权利的喜悦，同苏联解体给广大群众所造成的民族屈辱感、失败感交织在一起。在此背景下，人们的意识极为混乱，社会远未摆脱“政治热”、“意识形态化”倾向。“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因为要与过去彻底决裂而顽固地保留了下来，并且使俄罗斯社会更加“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思想对立在社会上得到充分的展示：社会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思想、思潮，其中以掌权的激进民主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左派共产党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尖锐对立，这种对立导致了社会的急剧分化，演绎出长期的思想斗争。
第四，共产党的失败、激进民主派的迅速崛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权力的位移，这种非正常的权力接替，引发了整个社会范围内大规模的利益换位，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利益冲突。
社会进一步集团化，一时间党派林立，各种政治派别纷乱的政治追求充分反映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崩塌之后的利益争夺，同时也掺杂着某些政治家、政治精英的个人抱负和“野心”。这种错综复杂的状况对俄罗斯后来的发展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在社会经济领域，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致力于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但却付出了使国家经济遭到破坏的惨重代价。它使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迅速瓦解、瘫痪，但又不可能在短期内造就出适合市场规范的企业家和企业活动。社会政治动荡必然影响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改革偏离了经济领域，使经济成为政治的附属物。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已严重恶化。当时俄罗斯“民主派”正集中力量同苏共、联盟中央进行政治斗争，经济改革、经济生活被挤到一边。而苏联解体、新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之后，掌权的俄罗斯“民主派”似乎才发现国家经济状况竟如此糟糕。由于长时间的“政治热”以及苏联解体造成的原有经济联系的中断，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生产严重萎缩、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货币流通混乱、商品严重短缺。
不言而喻，戈尔巴乔夫时期拖延下来的经济改革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俄罗斯新领导的肩上。选择什么样的改革道路、如何进行改革成为俄罗斯政府最紧迫的任务。
在国家政权易帜、统治力量转变之后，社会注意力发生了变化，民众开始较为冷静地观察自己的处境、关注自己的生活。人们显然不能再让下台的联盟中央和苏共为俄罗斯经济的不断恶化负责，社会批评的矛头开始转向执政的“民主派”。
叶利钦总统及其所代表的“民主派”的社会支持率开始下降，社会不满情绪迅速蔓延，这预示着民众与“民主派”新政权的“蜜月期”渐进尾声，开始进入民众与新政权的“冲突、磨合期”。人们要求当权者尽快制订改革方案、采取果断措施扭转经济颓势，兑现“民主派”在与共产党人的斗争中许下的迅速改变国家现状、改善人民生活的诺言。与此同时，人们对一系列“新的”东西——新制度、新秩序、新经营方式等等还十分陌生。这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脆弱的。
在外交领域，超级大国苏联解体了，作为苏联掘墓人的俄罗斯“民主派”，在立国之初经历着与美国、西方国家的“蜜月期”。他们一派天真地认为：“冷战”结束了，俄罗斯结束了共产党一党统治、抛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改变了社会政治制度，并积极寻求重返“人类文明”，与西方国家长期对立的基本理由自然就不存在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俄国新领导有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鼓励着俄国外交政策部门的后苏联的‘西化派’。这既加强了俄国新领导的亲美倾向，也诱使俄国新领导要求直接成为西方的一员。俄国因为新领导人同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的最高决策者相互直呼其名而感到高兴。他们很容易自欺欺人地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当美国人提出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建立‘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时，在俄国人看来，似乎这将认可了由一种新的美俄民主共同统治来取代原来的美苏争夺。”俄罗斯领导人相信：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俄罗斯很快便会融入西方社会，成为西方大国俱乐部中平等的一员。这时，他们对国家周边环境的恶化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二节）俄罗斯的振兴：向往与追求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变、联盟国家的解体和国家结构形式的相应变化，打破了过去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政治秩序，为以后的发展设立了新的起点。与此同时，又一次将“俄罗斯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摆在了俄罗斯领导人和人民的面前：俄罗斯又到了作出历史性选择的重要时期。“从彼得大帝时代起，俄罗斯就东碰西撞，找不到‘自我’：我们曾吸收德国人的官僚制度和哲学观念，又曾实行过法国的伏尔泰主义，最后又接受了马克思的学说。我们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同时，却压抑了自己生活方式和本性，据有些俄罗斯哲学家说，这也是我们的民族特征。但我却觉得，真正的民族特征只有两条，这就是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个强有力的因素，再加上帝国统治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大概就决定了我们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
在摆脱苏联联盟中央控制、开始自己独立进程之时，俄罗斯寻求国家振兴的进程也开始了。在即将战胜苏共“极权主义体制”、意识形态仍然左右着人们思维和行动的90年代初，俄罗斯开始了新的选择。
这种选择首先基于对历史特别是苏联式社会主义70年实践的反思，这一时期，社会上否定70年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情绪达到了顶点，同时“亲西方”、向往西方式发展道路的情绪也达到了顶点。“仍被共产主义幻想俘虏的人，只有百分之几了。共产主义在俄罗斯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共产主义教条已在人民心目中丧失了吸引力。”“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化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七十年都走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这种认识不仅是俄罗斯领导层的认识，而且为俄罗斯社会绝大多数人所认同，各派政治力量虽然有着各自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抱负，然而几乎所有主要党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左派共产党人——对此并无异议。
俄罗斯社会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对苏联70年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尽管大都持程度不同的批评、否定态度，但“批评”与“否定”有着本质的不同，许多苏维埃制度的批评者恰恰是这种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在此基础上，全社会对经过苏联剧变和解体所形成的俄罗斯社会政治现实既有共识，又有矛盾甚至截然相反的不同认识。概括起来，在政治方面，议会民主制度、多党制、民主选举、分权原则已被绝大多数政治力量所接受；在经济方面，大多数人都赞成取消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经济管理体制，建立各种所有制形式包括私有制平等共存的市场经济，等等。与此同时，在以什么原则为基础建立什么形式的国家政权，走向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以及经济改革的方式、优先方面等许多具体问题上，不同政治派别有着不同的立场和主张。
这种状况体现了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原则性对立，他们在国家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不可能求得一致。
然而，在批判、否定苏联70年发展道路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在当时几乎已成为社会的“共识”。据社会学调查资料显示，1990年有32％的人主张模仿美国模式，32％的人主张模仿日本模式，17％的人主张模仿德国模式，11％的人主张模仿瑞典模式，只有4％的人主张按中国方式进行改革。而俄罗斯领导人更为明确地指出：“俄罗斯应当加入最积极发展的民主国家行列”，也就是西方国家的行列。
显而易见，同历史上大多数重大选择一样，这次俄罗斯寻求振兴的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这就是“重返西方文明”，而且来得更加彻底和坚定。“事实上必须实现从带有无效率、停滞的计划经济的兵营式的极权社会主义向建立在自我发展和能动的、其基础是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的公民社会的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