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１年２月１４日，邓小平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作序。在序言中写道：“毛泽东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我深深地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这个序言可以说是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誓言和心声，也是邓小平理论包括战略思想形成的个人基础，特别是世界公民——宽广的世界视野和中国人民的儿子——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更是邓小平战略思想最具特色的深刻和深情之处。
第一，对世界历史与时代精神的深刻洞察与准确把握。世界公民意识，宽广的世界视野和对世界历史的深刻认识，是邓小平战略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邓小平的世界公民意识，不仅使他认识到对中国的责任，更为重要的是他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发展不能离开世界以及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人类的意义。邓小平宽广的世界视野使他头脑冷静，目光远大，深谋远虑，善于深刻理解和把握时代精神，并根据时代精神和变化提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立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历史事实，突出强调了生产力、世界交往、世界市场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趋势和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他们看来，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结果。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地理条件、交通工具等方面的限制，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是非常稀少的，各个民族处于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从而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民族发展图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交往范围的扩大，才最终突破了国家、民族的地域局限性，使民族历史开始逐步转变为世界历史。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早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是把商品和殖民主义带向世界，那么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则把资本和战争推向了全世界。２０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方面把整个人类放在世界大战的机器里蹂躏了两遍，给世界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另一方面战争又把整个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任何人不能不关心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加上人们对自己历史的正确反思，使世界各国之间相互联系和交往更是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企业甚至个人的活动，以国际市场和信息技术进步为纽带，越来越连接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开放、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世界整体，世界历史进入了它发展的新阶段，即经济全球化阶段。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已被粉碎，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存在，特别是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使发展中国家处于更加被动的劣势地位，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扩大。同时世界面临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生态恶化、国际恐怖主义、吸毒贩毒和流行传染病等共同问题。
人类社会发展的这种经济全球化特征，一方面减弱了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同时也使诱发局部战争、热点问题的因素更加多样化与复杂化。另一方面，发展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重要，没有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人类就不可能解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邓小平的世界公民意识，使他能够以宽广的世界视野对人类历史发展有深刻的理解，对时代主题和世界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他提出：（１）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
（２）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和差距的继续扩大是制约世界发展的根本问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当代战争和动乱的根源，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３）要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发展问题，少数人的继续发展不能建立在绝大多数人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发展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４）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只有在和平环境下才有可能，没有和平和稳定的国际环境，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世界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只有共同发展，才有持久的和平和稳定。（５）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矛盾，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与国间关系，要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间的合作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就是对世界的贡献，中国的发展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这些战略分析和战略判断无不反映了他宽广的世界视野和对世界发展、人类进步的责任感。
第二，对中国近代百年兴衰史的深切体会和科学认识。中华民族的一员，中国人民的儿子，个人命运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息息相关，对中国近百年兴衰史的深切体会和科学认识，是邓小平战略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另一基础。邓小平的中国人民儿子的深情，使他更能够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为中国的发展精心操持和运筹，也使他的战略思想更具时代责任感。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曾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到了近代，中华民族却蒙受了屈辱与痛苦。从１８４０年至１９４５年中国屡遭大规模入侵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抗日战争等，平均不到１５年中国就要遭遇一次大战，共死亡５０００万人以上。几乎每一次战争过后，无不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最终国家几乎被瓜分，民族陷于苦难的深渊。与此同时，到了近代，人类社会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从１７世纪末到１９世纪后半期先后产生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也促进了西方列强的迅速发展强大。面对这两次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客观上，平均不到１５年中国就要遭遇一次大战，不可能进行和平建设，也不可能迅速实现现代化。主观上，中国封建专制带来的闭关自守，导致中国失去两次改变落后状态、大步跃进的机遇，最终导致２０世纪初中国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几乎亡国的危险境地。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结束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为我们跃上时代列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真正的历史契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伟大的胜利，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出现的“左”
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１０年耽误，使我们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形成的发展势头未能得到持续发展，未能把握人类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时机，又一次错过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
邓小平讲：“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
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现在力量有限，名不副实。归根到底是要使我们发展起来。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这些论述充分说明邓小平对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邓小平还讲：“‘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可以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
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的速度。……我们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文化大革命’十年更是一场灾难。”中国一乱就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什么人权、民权问题，都管不住这个问题”。这些论述充分说明邓小平对中国近代百年兴衰史的深刻理解，对“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国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深刻反思。
第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反思。早在２０世纪初，年仅１６岁的邓小平就远旅欧陆，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成为我党最早一批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几十年漫长的无产阶级革命生涯铸就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促使他思考，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搞社会主义却还是那么贫穷？１９８０年，他就提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认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一定要符合本国的实际，条件不成熟可以不急于搞，贫穷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也对，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９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副总理兼外长根舍时曾谈到苏联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他说：“从赫鲁晓夫起，苏联一直在说大话，其中赫鲁晓夫说得最大。他说一九八〇年建成共产主义，一九八〇年已经过去了，就算是一九九〇年，也还只剩下五年。他的大话吹破了。不过赫鲁晓夫的大话有他的根据，就是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你也许还记得，赫鲁晓夫给共产主义下了个定义，就是‘土豆烧牛肉’。那样的‘共产主义’，欧洲不少国家恐怕在一百年前就实现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思考，使他形成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归根到底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
正是通过对中国近代百年兴衰史的深刻了解和对“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反思，邓小平制定党在新时期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了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
三、坚定的原则立场，灵活的科学方法
战略问题，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如何处理国家的大事上，制定怎样的国内外政策及战略策略原则。我国的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极其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中展开的，既存在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问题，特别是许多两难问题更需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来把握和处理。邓小平“三落三起”政治生涯的经历和磨炼，既是他原则坚定性和方法灵活性统一的实践源泉，而这种坚定性和灵活性又是他能够遭遇“三落”而能“三起”进而成为世界级伟大人物的根本原因，更是他认识和处理重大问题的方法。
１９３１年夏，邓小平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瑞金县委书记。１９３２年冬调任全昌中心县委书记，半年又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当时，邓小平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坚持从实际出发，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赞成并坚持在农村建立政权，反对城市中心论；赞成并贯彻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反对军事冒险主义；赞成并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改政策，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方针。结果邓小平被撤销了职务，当众缴了枪。
对这个完全错误的处分，邓小平既不检查，也不接受批评，表现出原则的坚定性，同时又服从组织的决定，去乐安县当巡视员（实际上是劳动改造）。邓小平的“第一落”可以说是奠定了他一生的基础和积聚厚实的政治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