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现阶段人类历史并没有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冷战后人类社会只进入了资本运动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作用下的并在历史上被反复表现出来的战争与和平的“间歇期”，并且从历史经验看，这次历史留给人类的和平间歇时期是非常有限的。
（４）和平与发展在２０世纪末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战争中正在结束。冷战的终结使世界和平与发展不可避免地隐含着空前的不确定性，科索沃战争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历史提供给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终结了，和平与发展已处于十字路口，甚至已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海市蜃楼。
（５）现时代的实质是南方国家维护自己的发展权与北方国家限制和剥夺南方国家发展权之间的斗争。因为，资本中心不会允许资本外围国家发展，即发达国家不会允许发展中国家发达起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压迫是发达国家的本质和根本利益所在。
（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发展起来，是不可能的。不能说经济是国际关系的重点和各国都把经济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首位。
（７）在现代世界中，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的唯一原因。国家间的经贸竞争、领土争端、政治霸权甚至宗教冲突都可以成为战争的诱因。经济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往来和相互依赖，也可能增加矛盾和冲突，不能一概而论说成是和平因素。
现有的国际体系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由于权力分布不均，利益分配也不均，导致权力各方增加战争的诱因。因此，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讲，战争的诱因增加了，战争的危险增大，和平已不存在。
（８）“现实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应当以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引起美国支持的代理人与美联合或在台前单独地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历史赋予中国冲出霸权封锁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未来预测上，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是很正常的。但是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等根本问题的认识要统一。因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判断，是对当代世界及其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是我们制定国内外政策的基础，是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立足点。如果当代世界及其发展趋势如上述观点所描绘的那样，和平与发展只是奋斗目标而非现实，并且面临严重挑战、处在十字路口，战争危险在迫近，核战争危险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大大增加了，那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的战略计划都得重新考虑，２１世纪的发展战略要重新筹划。
那么，２１世纪头几十年是邓小平所言的和平的局面？还是以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冲出霸权封锁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它表明和平与发展既是当前的现实和发展趋势，又是人民的愿望和奋斗目标；既是对当前国际社会的现实状况的概括，也是对发展进程和趋势的把握；既是各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和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主要课题，也表明了人类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无非是说当今世界全面战争打不起来，可以在和平的环境下进行经济建设，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相比较于２０世纪上半叶的战争与革命，应该说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已开始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了。只讲和平与发展是任务，而不承认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总是由大国及大国间的关系决定的。和平与发展是不是现实，看看大国及大国间的关系就清楚了。２１世纪头几十年是不是和平的局面，看看２０世纪的大国及大国间的关系就明白了。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以世界上主要大国分成不同的敌对军事集团为前提而爆发的，世界大战实际是世界大国之间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也是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冷战”。只要世界上主要大国之间不发生“热战”和“冷战”，世界大体上也就和平了。绝对的和平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估计今后也不会有，至少在我们可以想象的时期内不会出现绝对的和平。
当今世界力量格局是美国主导下的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的世界。当今世界主要有美欧俄日印中六大力量中心，只要这六大力量中心相互间没有结成或可能结成对抗的军事同盟，世界战争就打不起来，２１世纪的头几十年就可能是和平的局面。
首先，从世界力量结构来分析。一是当前世界上没有两个具备打世界大战条件的国家。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都具备打世界大战的资格，并且存在着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约军事同盟和以苏联为核心的华约军事同盟的对立，所以世界大战的危险始终存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在世界上失去了能够与其对抗的战略对手，也没有与美国争霸世界的国家或战略集团。冷战结束后，美国曾把一些“无赖国家”作为敌手，视为是对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后来，又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和复苏的俄罗斯将是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９·１１”事件后，美国把国际恐怖主义作为对美安全的主要威胁。尽管美国仍然在寻找战略对手和敌手，而且美国仍然具有打世界战争的实力，但世界上没有真正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世界级的战略对手，没有对手的世界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二是当今世界上也没有对抗的军事同盟。原来的北约和华约是两大对抗的军事同盟，也是可能爆发世界战争的根源之一。现在华沙条约组织已解体，北约也趋于松散。虽然还存在美日军事同盟，但难以作为发动世界战争的一方。当前世界上的大国，虽然在争取各自利益的过程中，彼此借重甚至合作、联合，但没有结成军事同盟。科索沃战争期间，有人曾建议，中国要与俄罗斯、印度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反对美国的政治军事霸权。姑且不论这种建议的可行性，就是这种建议能够实现，对中国、俄罗斯、印度和世界又有什么好处呢？难道真的要因科索沃战争同美国打一场世界大战吗？
其次，从各大国的关系分析。在主要的大国关系中，美国与欧洲、日本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彼此间的合作比较稳定。虽然欧洲反对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其强大、统一，成为世界一极的战略目标，与美国维护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遏制欧洲联合和发展进程的战略策略相矛盾，但并不影响美国与欧洲的传统关系。日本与美国在经贸方面的矛盾乃至冲突，历史已经提供证明，不会损坏他们的盟友关系。欧洲与日本、印度，日本与印度更没有大的矛盾和冲突，彼此间的合作空间很广阔。决定世界大国间状况主要看中俄美三国的关系及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俄罗斯是美国的老对手，也是一个已衰落且正在复苏的世界大国。对此，美国遏制俄罗斯的复苏也是必然的。中国在历史上或现实中与美国的关系是非敌非友，既敌既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有希望成为世界大国、强国的中国，美国把它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和潜在的敌手而推行遏制政策，是不难理解的。当然，美国与中国、俄罗斯这种遏制与反遏制的矛盾，并不是双方关系的全部，只要世界上其他力量不追随美国形成共同遏制中国、俄罗斯的同盟；只要中国与俄罗斯不因为西方的遏制而被迫结成同盟，世界大体上也就是和平的局面了。
再次，从美国对外战略分析。中俄美三国关系及大国间关系的变化，实际上是由美国这个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对主要大国关系的定位和调整所决定的。所以，２１世纪的头几十年是否是和平的局面，还要看美国的对外战略。美国人认为，其在扞卫和平的过程中，也将利用历史提供的机遇以维护和平。今天，国际安全环境遇到了自１７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的最好时机：
有利于建设，一个大国在和平环境中竞争，而不是不断扩充军备。美国有理由认为当今世界是建立大国间良好关系的最好时机，是实现“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期”。这是因为：（１）较长时期内不会出现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的大国，大国间的良好合作是以美国对世界的领导为基础的。美国对世界各大国实力变化可能的结果作出判断，认为在２１世纪２０年代前世界上不会出现有能力对美国形成真正挑战的战略对手，以美国为领导的大国合作对美国是有利的。（２）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是大国合作的基础。美国人认为：“９·１１”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与其他各大全球力量中心的相互关系，是一次难得的新机会。美国必须与其在欧洲和在亚洲等地的长期盟国，与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领导人一起制定积极活跃的合作议程。今天，世界大国认识到各自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因共同面临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危险而同心协力。美国将在这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促进全球安全。（３）美国对推行美国式价值观信心增强。认为可以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基础上，建立大国间的合作。欧洲、日本、印度在意识形态上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俄罗斯正向西方民主方向发展，中国还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美国人又认为中国领导人正逐步认识到经济自由是获得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他们迟早会看到社会和政治自由是国家强大的唯一途径。美国继续鼓励中国发展民主和经济开放，也就是“和平演变”中国。虽然美国总有人叫什么“中国威胁论”，但美国总体上是期待中国的转变，期待中国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转变，并与变化中的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
美国的这些战略性认识，虽然我们并不完全同意，如不会承认美国有权领导世界，更是反对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和遏制战略；不会同意在西方价值观念上建立大国间的合作，我们认为建立在世界多极化、多样性和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大国合作关系才是可靠的。但是，美国这些战略性认识并不是战争的理论，而是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和平理论。美国不愿看到新的战争破坏了美国领导下的大国合作和当前有利时机。不可否认，在布什、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指导下的美国对外战略是以单边主义和军国主义为基础的。现在的美国对外战略有强烈的军事化倾向，如放弃了多边主义，推行单边主义；放弃集体安全原则，追求美国绝对安全；放弃威慑和遏制政策，主张先发制人军事行动。
这种对外战略的打击对象是国际恐怖主义，是所谓的几个“无赖国家”。因此，美国人担心这种政策将把美国推向战争，而不至于把世界推向战争。最后，从中国的对外战略看。维护世界和平、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关系，以从事国内建设与发展，是中国最基本的国际战略。中国与欧洲是全面伙伴关系，经贸联系与日俱增，主张世界多极化的共识使双方在政治上有了更多的合作空间。与俄罗斯是友好睦邻关系。尽管俄罗斯对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独立生存能力深感忧虑，对外战略含有“联日遏华”的成分，但总体上中俄关系是友好的。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已得到改善，印度不是中国的敌人，中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必须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认知正成为双方的共识。中国与日本由于历史的原因还没有建立伙伴关系，但两国关系仍在发展，特别是经济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日本不仅不再视中国经济发展是威胁，而且还帮助了日本经济的复苏。随着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日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日本外交将由“追随美国”转为“重视中国”。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这是邓小平的告诫，也是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点。只要美国不要让中国吞什么“苦果”，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是有基础的。中美最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引发战争，但“９·１１”事件为两国关系改善提供了一个新的共同利益基础，大大缓减了中美关系恶化的可能性。另外，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如自行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或者当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台湾就会被美国“忽视”，中美还能因为台湾问题而打仗吗？
大国关系的调整和改善有利于世界和平，不是说大国之间没有矛盾，也不是说世界没有纷争和冲突。从世界各主要大国关系分析，２１世纪头几十年，如在可以预期的２０-３０年内，不会发生重大的地区性战争，不会发生大国之间的战争和世界大战，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不会变化，邓小平所预言的２１世纪上半叶的和平局面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个预言并不否认也不能否认大国之间存在的冲突和小规模战争的可能性。２１世纪上半叶国际安全趋势是总体缓和，局部紧张；大战没有，小战不断。
六、和平崛起——２１世纪的中国发展战略
和平崛起就是和平发展。按主流的解释，中国和平崛起是指从１９７８年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到２１世纪中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这段时间，中国要走和平发展之路。“中国和平崛起说”是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应，也是从这个语境意义上我们用和平崛起来表达２１世纪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选择。
邓小平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就确立和平发展战略。当时面对仍然严峻的安全环境和改革开放的战略需求，邓小平确立了以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关系，为改革开放创造外部条件的战略思想。１９７９年２月，邓小平曾讲中美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那个“北极熊”；要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首先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正是在邓小平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与美国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而且在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实质性的中美战略合作关系。这表现在：（１）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中美高级军事领导人进行经常性的互访，强调两国要加强战略合作关系，扩大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反对苏联在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包括如何对付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和越南在印度支那的扩张。（２）美国放松对中国的军民科技及装备出口的限制，如允许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售波音飞机、先进电子计算机和卫星地面接收站等，不反对美欧公司向中国出口防御性武器和非杀伤性军事后勤装备。（３）美国政府非正式地暗示或默认，中美加强军事合作，是为了应付中苏战争的爆发——在１９８２年提出的防务计划中，美国政府设想，一旦中苏之间发生战争，美国就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以牵制苏联在欧洲采取行动。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为我们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关系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