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战略重点在欧洲，包括中东、北非、地中海；战略方案是西进南下，从两翼夺取欧洲。从阿富汗这一翼，南下印度洋，是迂回战略，是要夺取中东，控制波斯湾，控制石油资源。苏联直接出兵侵略了阿富汗，使其全球扩张达到了顶峰，也把世界拖到了战争的边缘。针对苏联全球扩张的态势，邓小平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经过朝鲜战争、印支战争，美国力量有很大削弱。所以，美国处于防守的地位，苏联处于进攻的地位。战争的主要策源地是苏联，不是美国。美国怕，而且美国的制度使得它要下决心都不容易。苏联方便得很，开个会就决定了。”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美苏两国争霸世界的态势再次发生了变化，美国以更加强硬的立场和行动，不仅遏制了苏联的进攻势头，而且以进攻态势称霸世界。因此，邓小平不再强调苏联是主要的战争策源地，世界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
“当今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战争是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１９８４年５月会见外宾时，邓小平指出：“我看世界现在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争夺，维护世界的和平。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它损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第二是南北问题。
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１９８５年３月４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日本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所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１９８５年９月会见奥地利总理基希施莱格，在谈到７０年代国际形势和“一条线”战略时指出：“那时苏联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美国加上西欧都处于劣势，是很大的劣势。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而且是全球性进攻，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那时我们的判断也有缺陷，所以现在改变了。更大的原因是情况变了，如果现在发生战争就不只是来自一家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是现代战争和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的判断，是完全符合实际的科学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直推行霸权主义政策，进行了长达４０多年的军备竞赛，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苏拥有可摧毁地球若干次的核武器。美苏两国的核武器贮量约占全世界的９７％，军费开支约占全世界军费总数的６０％，它们维持着一支具有全球干预能力的军事力量。美苏的军备竞赛恶化了国际局势，对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苏联解体，美国受到了削弱，结束了两个超级大国对峙争霸的局面。但是，美国仍然没有放弃霸权主义。美国声称“没有人能代替美国的领导地位”，其目标是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这种企图独霸世界的强权行径表明，霸权主义依然存在，霸权主义仍然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邓小平不仅指出世界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根源，而且还强调地区霸权主义是造成地区动乱的重要祸根。邓小平认为，在国际上不仅有全球霸权主义，也有地区霸权主义。地区霸权主义是引起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某些中小国家依仗其在地区范围内具有较强实力，推行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不断制造事端，向邻国挑起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所以，邓小平指出：“不管是大霸权主义，还是小霸权主义，我们都反对。
凡是有利于和平的事情，我们就拥护、赞成；凡是搞霸权主义的，我们就批评、反对。”
邓小平关于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根源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的重大发展。第一，阐明了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战争根源是不同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结论，是对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战争根源的科学揭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以国家综合实力为基础、以军事为手段的霸权主义的新形式，企图控制别国和重要的战略地域，由此带来了世界的动荡不安。可见，“霸权主义战争根源说”是对“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论”在当代的发展。第二，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对外搞侵略扩张，企图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控制其他国家，争夺地区霸权和世界霸权，也会成为战争的策源地。第三，指明了战争根源中的最危险因素。霸权主义搅得当今世界不得安宁，但霸权主义有世界和地区、大霸和小霸之分，只有超级大国所推行的世界霸权主义，才是世界战争最主要、最危险的因素。
邓小平认为，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根源，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威胁，要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发展，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他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１９７８年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即将签订前夕，邓小平对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说：“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就是反对霸权主义……谁搞霸权就反对谁。我们自己如果搞霸权，那就自己反对自己。”１９８０年１月，邓小平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提出了８０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加紧经济建设。并同时明确指出反霸任务的紧迫性：“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作为一项严重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就是了。”随着对霸权主义认识的不断加深，邓小平又多次发表谈话提醒世界人民注意反霸斗争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如，１９８３年３月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时说：“我们已经宣布中国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实际不只限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以后都还必须坚持这三大任务。这是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考虑和坚持的三大任务。”１９８９年３月会见乌干达客人时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主权的任务还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因此，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总体趋向缓和，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并不安宁。
邓小平还为中国制定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国际战略。邓小平认为，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制定中国的国策，同样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１９８２年１２月，他在会见美国莱曼兄弟公司高级顾问、美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时指出：“中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１９８５年６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公开宣示：“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就反对谁的公道立场，使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更加重了，在国际事务中也更主动了。
四、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世界战与和的力量天平终于在长期的摇摆不定中倾向了和平的一边。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相对和平局面已经客观存在。同时，被战争阴云长期笼罩下的发展问题日益突出，成为被国际社会关注的又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谋求发展已成为世界面临的根本任务。正是根据世界发展的这种客观形势，邓小平在作出“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
的战略判断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根本性问题的论断，从而为我们正确认识当今世界基本特征，从容把握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大势，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在８０年代初期，邓小平全球战略思维重心虽然放在战争能否推迟或延缓、如何延缓等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上，但在思考国际问题时也已经开始把和平与发展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１９８２年１月１日，他在会见阿尔及利亚财政部长亚拉时就说：
“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也是一场战斗。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都不希望我们发展。为了发展的需要，我们还是应该同它们建立良好的关系。……过去提出‘南北’对话，‘南南’合作是新提法，这个提法好。”现在世界上“不仅仅有‘南北’、‘东西’问题，还有‘南南’合作问题。”１９８２年１０月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很高兴第三世界的国家提出南南合作问题。当然，南北问题也应解决。南北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负债那么多，日子怎么过啊！如果发达国家不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也就没有了。”“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这些论述特别富有创意：一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的需要，要与超级大国、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国家搞好关系。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发展中国家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以暴力革命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坚决斗争。革命既是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客观要求，也是各个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根本任务。在国家独立后，能否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根本问题和中心任务。尽管帝国主义国家不希望发展中国家尽快发展起来，但是，为了发展，发展中国家不能再以暴力革命的方式与它们作斗争，而要与它们搞好关系，以利于国内的建设和发展。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革命向建设与发展转变的思想。二是发达国家要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要继续发展必须“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只有发展中国家真正发展了，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才有市场，发达国家继续发展才有可能。三是南北关系重于南南关系。大家都在谈论南南合作时，邓小平明确提出首先要解决南北问题。也就是说，不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只靠南南合作，不仅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而且也没有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
最早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重要思想，是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７日邓小平会见厄瓜多尔总统乌尔塔多时的谈话。会见时邓小平指出：“我看世界现在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它损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
第二是南北问题。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发达国家尽管也有其经济困难，总的说是越来越富。而第三世界是越来越穷。解决南北问题是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一个长时间、很重要的问题。”这里，邓小平虽然还没有把两大问题明确概括为“和平与发展”，但“和平与发展”是两个最根本问题的思想已经提出了。之后，邓小平多次论述了这个思想。
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９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
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１０月３１日，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再次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这些论述已经把和平与发展（南北）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思想全部揭示出来了，只是在概念上还是以“南北”表示“发展”问题。
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是１９８５年３月４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的谈话。邓小平讲：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一谈话准确地概括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指出了和平问题主要是东西关系问题，发展问题主要是南北关系问题；和平与发展相比较，发展是两大问题的核心。邓小平这次谈话，标志着“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科学论断的正式形成。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８日，邓小平又从和平与发展同科学的关系这一角度，论述了和平与发展问题。他讲：“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我们要共同努力。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科学命题。后来，邓小平又在不同场合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多次阐述，并进一步强调发展问题，认为要从全人类的高度认识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要负起发展自己的责任，要好好发展自己，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是对人类的贡献。１９８８年１０月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时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