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旭初本人也是这样，抗战初期，他哥哥重视正统，留在广东老家“教育救国”，而这个17岁的弟弟，却要冒风险战严寒，奔赴延安，寻找共产党。像这样家庭及社会关系较为复杂的情况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然而，“四人帮”却大肆鼓吹反动的“血统论”，对那些家庭和社会关系不太好的人，进行百般的污辱，设置种种障碍。许多人因父母或亲属的问题受到株连，遭受到残酷的迫害，成千上万受牵连的青年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糜解就是其中一个，也是众多不幸者之中的一个万幸者。
糜解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国共分立”的家庭。其父原是国民党的反动军官，1952年因反革命罪被专政机关逮捕，不久被镇压。他的祖父是地主，于解放初被镇压。其余还有舅舅和姨母等14人，其中7人在台湾，有的是国民党特务，有的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另外7人在大陆，是我们党的好同志。
糜解本人的历史是清楚的，一方面出生于一个反动的家庭，另一方面从小由留在上海的近亲——共产党人的家庭抚养成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受革命的影响，头脑里自然是进步的思想多，消极的思想少。糜解自小天资过人，学习成绩特别优秀，道德品行也相当好，可谓品学兼优。尤其是他的数学更是天赋特厚，“举一”可以“反三”。中学毕业，按照成绩，完全可以进重点大学，但因学生登记表上那几项，他只好考进安徽大学数学力学系，攻读概率论。1963年他因成绩优秀，学校推荐他报考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不考则已，一考惊人——名列第二！他的答卷当时得到著名数学家的赞赏。人才难得啊！谁知一发榜，这位成绩第二名的优秀生名落孙山。原因不言自明——政审不合格。
糜解被分配到上海常德中学当教师。名落孙山，对于这位酷爱数学的青年来说，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但他的意志并没有消沉，他坚信自己的家庭出身虽不能选择，但只要学习努力，仍会有光明前途，在党的教育下，他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坚持自学，那位赏识他的数学专家是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才的长者——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王寿认研究员对他始终勉励有加、指点不断。求学心切，有名师指点，糜解学业日益精深。除了自己的专业——概率论外，他还学习现代数学专业知识，并自学外语，能阅读和翻译英、俄、德、法、日五国文字的数学专业文献。他在工作中尽心尽力，不仅得到学生们的尊敬，而且赢得同事们的信任。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唯成分论”一统天下，“四人帮”鼓吹“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宁要没文化的劳动者”，炮制“白卷”假典型，反对考试。糜解，这位“反革命分子”自然又要受到株连，饱受凌辱之苦。然而这些“英雄好汉”们，却不能抹黑他那颗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良心，不能摧残他为祖国数学教育事业做贡献的决心。“复课闹革命”了！他重新走进教室，依旧保持教师的尊严，一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不管课堂秩序如何，一丝不苟地讲课；一方面严格要求学生，耐心劝说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报效祖国。为了同那些破坏学校秩序和课堂纪律的流氓阿飞坚决斗争，教育那些沾染流氓习气的学生，他多次被围攻殴打，一次他的腰部被踢伤尿血，在家休养一个多星期，伤好回学校照样干。在他和一些老师的努力下，挽救了一些沾染流氓习气的学生，使他们重新走上正路。他带的7个班级，学习抓得紧，风气比较好，在当时难能可贵。
1976年，“四人帮”被彻底粉碎，教育秩序逐步恢复正常。1977年10月，高等学校恢复考试录取制度，这对千千万万学子无疑是一声春雷，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青年的积极性，形成了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读书热潮。在这股强劲东风的鼓舞下，糜解再次鼓起勇气，常德中学党支部积极推荐，他报考了研究生内部招生试点单位——××大学数学系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专业，成绩优良。但是，学生登记表上的那几项基本没变，“政审通不过”，没被录取。
可见，极“左”思想的影响有多大多深。“四人帮”倒台后，尽管党中央邓小平一再强调要继续坚持和恢复党的一贯政策：“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但许多人并不放心，他们还要等一等，看一看；重在政治表现，到底重到什么程度？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个格的标准又是什么？真是“久远的习惯害死人”。看来，糜解是过不了政审这一关了。
1978年春，一些热心人对他说：“这里不行，你到交大试试看。他们的党委，他们的党委书记，胆子大，有魄力，思想解放，也许能放你过关！”在这些热心人和常德中学党支部的推荐下，糜解抱着侥幸心理，报考了交大应用数学系研究生，考试成绩为数学96＋20（附加5分），外语94分，其他各科考试平均在80分以上。复试的两门专业课成绩全优，体检合格。
像糜解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呢？根据“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原则，邓旭初和交大党委认为应予录取。
“文革”开始后，“左”的思想流行，“唯成份论”流行，党的一贯政策也遭歪曲和践踏。“文革”结束了，“四人帮”倒台了，但可怕的习惯势力依然严重存在，“左”的影响极其顽固。许多被“四人帮”整怕了的人处在观望状态。
邓小平复出后深知人们受毒之深，以他极高的威望再次强调，对待家庭成分问题要坚持“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这是一项大快人心的政策。
邓旭初准备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决定坚决贯彻中央的这项政策。但他也知道有关上级领导部门对糜解已有“不应录取”的指示，如果交大要录取，也必须说明情况，讲清道理。于是邓旭初认为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糜解的家庭成份、社会关系和政治表现作认真的调查。
邓旭初派党委办公室虞伯贤和研究生科葛雪之、姜桂秋组成调查小组，赴上海常德中学进行全面调查。调查组一到常德中学，该校领导和同事们异口同声称赞糜解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同志，并对他的工作、政治表现、专业素养等综合情况进行了很好的评价。该校党支部负责人强调指出：“像糜解同志这样政治表现和业务成绩如此好的人才，不予录取，就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落实”。
经过调查和分析，邓旭初和交大党委认为，糜解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虽然复杂，但根据本人的一贯表现，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而且是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经过考试和了解，他确实学有专长，根据党的一贯政策，可以录取为应用数学系研究生。这符合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符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大家认识一致，但应如何具体操作呢？
邓旭初苦思冥想：“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其实我们有些同志并非存心抵制“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也不是不知道“唯成分论”
的严重危害。可是，多少年来，传统势力形成“恶习”，再加上十年动乱，乱斗乱批，“斗倒别人，其乐无穷”，“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整人的本事赶超世界纪录。多少人因之丢了“乌纱帽”，上台，下台，批斗，隔离审查成了家常便饭，许多人都经历过不止一次的挨整，被整怕了，“文革”给人们心理上造成的创伤，并没有因“四人帮”倒台而得到痊愈。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又是那样严重，明哲保身，双手捂住头上的“乌纱帽”的人大有人在；而敢于把“乌纱帽”拎在手里，举过头顶，敢为党的利益挺身而出，敢为天下先的人，微乎其微。这也是“人之常情”，“官之常理”啊！
糜解之所以能成为研究生考试中的第一个幸运儿，正是由于遇到了邓旭初这样的好书记——一个不惜把自己头上的乌纱帽拎在手里，举过头顶，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而敢为天下先的好书记。为了录取糜解，邓旭初绞尽脑汁。他心里明白，自己这样做是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国家的利益。录取糜解一个人，就可以解放成千上万的像糜解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而品学兼优的青年。与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成千上万青年学生的利益相比，自己的这顶“乌纱帽”，又算得了什么！他心里也明白，一些同志维护“唯成分论”也不完全是为了自己“乌纱帽”，而是迫于“习惯势力”，有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他们内心也知道党的政策。
怎样才能贯彻党的一贯政策，顺利录取糜解？邓旭初向上级打了报告：
一、糜解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如实写出；二、关于糜解本人的政治表现，把调查结果，各方反应，也是全部实说；三、校党委充分讨论，仔细研究以后，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认为应录取糜解此人；四、报告上特地写明校方发放录取通知书的日期，上级不来指示，录取通知书即按期发出。结果上级不来指示，通知单照常发出。糜解就成了上海交大名正言顺的研究生。
这样的事，无论在“文革”中，还是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都是不能想像的。有人问到邓旭初，你就不怕得罪有关部门吗？
“不怕”。在邓旭初看来，坚决执行小平同志的指示，就得学习小平同志那种大无畏的气魄！试问在“文革”中，有谁敢对“文革”
作整顿？！大不了不就是“靠边”、监督劳动、重进“牛棚”
嘛！
当然，有关部门也有难处，糜解即使在“文革”前，不也没能录取嘛！“文革”结束了，但不少人仍然心有余悸，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录取糜解的意义之大，对成千上万的像糜解这样的莘莘学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前高校的大门对于他们是关着的，糜解进入高等学校，成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本人政治表现好的第一个幸运者，它的意义远非在高校录取了一个研究生，而在于从此后，大学校门已向千千万万个“糜解”式的优秀青年敞开，在于从此以后，可以为国家多培养成千上万的人才，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糜解一代人受益，而在于以后世世代代受益，党和国家受益。
在一个人身上落实的政策，影响了一大片。糜解被录取为交大研究生的喜讯传到常德中学，师生员工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放鞭炮，贴喜报，好像过节一样高兴。有的教师拉着糜解的手，热泪盈眶地说：“共产党伟大啊！”
在党支部举行的欢送会上，许多教师激动地说：“我们为糜解高兴，为交大高兴，也为党高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真正落实了。有些因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而背着思想包袱的老师说：“糜解的榜样，给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糜解向党倾吐了自己的心愿：“我的一切都是党给予的，我决心为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糜解的录取通知书发到常德中学当天，有人填了一首《蝶恋花》，词的下阙是：“是党恩择英举贤，说甚‘臭九’，功罪凭实践。愿好人欢百花开，放歌十一大路线。”
录取糜解带来的社会影响还不仅在于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及各地报刊纷纷予以报道，使这一改革的成果迅速向全国推开。
4.拨乱反正
1978年4月11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大会——全校控诉大会在大礼堂举行。大厅内座无虚席，台下坐满了认真倾听的人们。主席台上传来了阵阵嘶哑的声音。控诉者们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诉说着“四人帮”对他们精神上、肉体上、政治上、生活上所进行的迫害。台下师生无不流泪呜咽。
诉吧！让他们纵情地控诉吧！倾诉出他们心中的痛苦，倾诉“四人帮”
犯下的滔天罪行，倾诉出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
邓旭初，这位经历了“文革”磨难的交大党委书记，同情他们的处境，怜悯他们的不幸，对他们充满了同志式的爱。过去，眼睁睁地看着许多好同志蒙冤受屈，心地善良的邓旭初从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今天这些同志总算有了申诉冤屈的机会，交大党委要让他们把痛苦全部诉出来，让大家知道“四人帮”毒害人们之深，要真心实意地为他们做主，在政治上还他们清白，在人格上还他们尊严，在经济上还他们应有的待遇。
10年浩劫，制造了多少冤案，使大批知识分子蒙受千古奇怨。据当时中央组织部统计，全国受冲击的干部约1700万，被株连的基层干部、知识分子及他们的家属数以千万计。上海交大受“四人帮”毒害之大之深让人吃惊。“文革”开始，张春桥想占领交大，搞乱交大，胡说交大“山高林密老虎多”，“资产阶级势力强”。他的亲信也叫嚷：“交大教师百分之五十是地、富、反、坏、右”。在“四人帮”严重干扰下，校系两级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各教研组的教学骨干大多数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学术权威、地富分子及资产阶级分子。一度被当成敌我矛盾“审查”的教职工达1065人，占全校教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在101名教授和副教授中，受“审查”的竟达95人之多。
邓旭初把为知识分子正名作为他上台后的第一着。他说：“只有他们（指学校3700名教师），才是振兴交大的主要动力和希望。”于是，他决定亲自过问此事。他牵头组织专门班子，到基层深入听取群众的意见，了解受迫害同志的情况，与有关支部共同讨论，并亲自审阅有关材料。他经常召开有关同志的座谈会，找知情同志谈心，直到审改控诉大会的发言稿。
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索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的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大大加快了全国平反冤案的步伐。
邓旭初决心借三中全会的东风，为每一位受害同志正名。但这项工作谈何容易。有许多同志的“帽子”已经戴了十几年，二十多年，甚至更长，长期不公正的待遇扭曲了他们的心理，他们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在“文革”中整了别人或知情者也害怕政策再有变化，迟迟不敢吐露真相；一些同志的家被抄了，一些贵重物品流落何处，几经周转，实难查找；许多同志的工资被扣发或者减发，补发金额相当大；有些同志的私房被挤占、出售，落实起来很难；一些历史老案积压多年，有关证据、材料、档案已无下落等，给平反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有些同志面对这些困难，心中流露出畏惧情绪，有些同志认为只要解决一些典型问题就行了。有些人好似在关心邓旭初，说：
“老邓，你在“文革”中还没受够啊！”
对此，邓旭初认为一些同志含冤蒙屈十几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拥护党的好同志，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就说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真正落实，就说明我们没有很好地去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吃点苦没什么，但对于这些同志的影响是深远的，关系到他们一生的命运。只有认真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解放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爆发出被压抑多年的积极性。因此，无论这项工作再难，也要落实。
于是，校党委专门成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校内各单位领导也亲自挂帅，认真布置实施，检查验收，防止走过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