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
经过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路子怎样走，持续１０多年的改革怎样深化下去，以及上海如何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了解答这些难题，１９９２年春天，发表了着名的“南方谈话”，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明确回答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许多重大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鼓励上海人民改革开放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敢于试验。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着名论断。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推动了上海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从而揭开了上海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崭新篇章。
（第一节）“三个一点”的激励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面对当时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变化，国内有些人认为，苏东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们以为，改革开放必然会导致中国社会滑向资本主义，甚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在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由此，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问：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
用“姓社姓资”来提问，其目的是对１０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予以重新评价。特别是，他们“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核心，就是坚持还是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事业。当时他们讲得最多最激烈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则是进行“姓社姓资”的诘难。
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１９９０年３月３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
对于全国都很关注的国际形势，邓小平表示了冷静观察的态度。他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邓小平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
邓小平特别提醒要抓住机遇，并且提出了要抓上海带全国。
他说：“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物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４日，邓小平在谈话中再次告诫，不要在意识形态上头脑发热，他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
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决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针对国内刚刚掀起的问一问姓“社”姓“资”、反对市场经济的势头，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
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１９９１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
深圳、珠海等地的飞速发展和上海的相对滞后使邓小平感慨万千。
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基地，是人才集中、劳动力素质最高的沿海特大都市；上海，是中国开放最早，开放程度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方，被世界认为是“东方的巴黎”，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许多作家、艺术家、大亨、政治家都来上海寻求灵感和发展，就像今天他们去纽约、伦敦、巴黎一样；上海，曾经是亚洲自由兑换货币的金融中心；解放以后又长期支撑了中国的经济与财政……
如今的上海，显得老了，旧了。
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８日到２月１８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发表了谈话。
邓小平要求，上海要努力干啊！并指出，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
针对“左”的思想抬头，改革开放声音微弱的情况，邓小平要求：“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
邓小平对一些人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很不以为然，他说：“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
邓小平再次提出要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解放思想。
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坚决支持上海打破封闭意识，他说：“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邓小平鼓励上海人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不过，邓小平的讲话，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他的声音，通过一个奇特的新名字——皇甫平传向全国。
对于皇甫平的笔名，时为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的周瑞金说，“皇甫平”即“黄浦江评论”的谐音。
１９９１年２月１５日，３月２日、２２日，４月２２日上海市委研究室和《解放日报》的一些同志，根据邓小平在上海谈话的一些精神，发表署名皇甫平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４篇文章。文章指出：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９０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上海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出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同时，要把改革开放向深度拓展，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皇甫平的这４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解放日报》的“羊年四论”得到广大思想理论界的欢迎，特别是其中论及“市场经济”问题的那一篇，更为人们所称道、所关注。在当时“左”的思想似乎有点“气候”的情况下，这篇论及“市场经济”的评论，一时成为人们公开、私下议论的焦点。在这种思想观点的鼓舞下，要求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呼声又有所高涨，有的发表文章宣布“商品经济”的改革思路，有的发表讲话呼吁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牛鼻子”，不进一步解放思想，就不足以打破新的思想僵化，进一步深化改革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甚至还会出现倒退。这种要求发动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呼吁，就是对邓小平１９９１年春节在上海的谈话及《解放日报》“羊年四论”的呼应。
然而，上海皇甫平的文章也受到有些理论家、政治家的批评和责难。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我们现在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说当时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还有人说，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有些人总是……认为计划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４０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有的人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有合理成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论点是对的。现实生活中“左”的东西也比比皆是，如：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认为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认为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来源，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认为股份制就是“潜行”的私有化，等等。
因此，一些人产生了担心改革开放会滑向资本主义的思想情绪，主张对改革开放措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事当前先争个姓甚名谁，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在喋喋不休的争论中白白错过，这不但造成了理论的混乱，而且给广大干部和从事经济工作的人造成了压力和困惑，延误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可见，尽管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有右的东西干扰，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思想影响。
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面临着“左”的阻碍，又一次期待着新的思想解放，期待着新的思想动力。
另外，治理整顿结束后，也需要及时提出新的方针和政策。
到１９９１年底，治理整顿基本结束，然而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没有也不可能马上解决，只有靠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部分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经济效益差，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企业缺乏必要的经营自主权和约束机制；财政困难和赤字增加，并不是社会财富没有创造出来，而主要是现行的财力分配、财政支出结构等不尽合理；存量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严重，主要是由于价格体系不合理和受各方面利益机制的牵制。总之，经济生活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体制问题，因而也就只有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解决。
同时，１９９２年底将要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需要作一些准备。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确定１９９２年底召开党的十四大，这将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怎样开好十四大、十四大的基本方针是什么、人事安排的原则如何确定，都需要明确。
邓小平在党中央筹备召开党的十四大前夕发表“南方谈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针对性很强，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
（第二节）发表“南方谈话”
１９９２年的中国，春天来得特别早。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带来了浓浓的春意，带来了勃勃的生机。８８岁的邓小平像往年那样，去了南方。
１月１７日，邓小平乘列车南下。
１８日上午，途经武昌。在武昌火车站，邓小平对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说：“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还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左”的言论和表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快就不要慢”，“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办事情正确与否，“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１８日下午，途经长沙。在长沙火车站，邓小平对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全说：“要抓住机遇，现在就是好机遇。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点，总要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
１９日至２３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看到深圳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后，邓小平欣喜地说：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
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２３日至２９日，邓小平视察珠海。２３日，在前往珠海的快艇上，邓小平在听完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的汇报后，谈起了农村改革和创办特区的问题，并就反倾向斗争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指出：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结束对深圳、珠海的考察，已是农历岁末。看到邓小平一路劳累，人们都希望他能在珠海过春节。然而，邓小平却说，我还想着上海，惦记着浦东啊！
上海，是邓小平视察南方的最后一站。
据吴邦国回忆：“记得火车是１月３１日早上７时１５分到达上海的。据邓榕同志介绍，考虑到小平同志平时的起居习惯，原计划８时３０分下车，但他老人家怕我们在车下等，一清早就起身，在火车上吃了早饭，火车一停就下车。
１９９２年１月３１日，邓小平乘专列抵达上海。
这一年小平同志在上海的活动很多。２月２日他参加市新老领导同志的新春团拜，并向全国人民、上海市人民拜年；２月７日视察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工地；２月８日视察上海夜景和乘船游览黄浦江；２月１０日视察生产集成电路的贝岭公司；２月１２日视察闵行开发区和旗忠村；２月１７日听取浦东发展规划的汇报；２月１８日视察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从在上海活动的几件事上，可真切感受到他老人家对一些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的思考。”
２月１０日，邓小平来到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视察。
这天，天气格外好，一片春意盎然，没有一丝数九寒天的冷意。贝岭公司总经理陆德纯虽已经历了多次的中央领导同志视察接待工作，但仍然来回仔细检查接待的准备工作。由于公司的会议室还在建造之中，因此把接待室安排在硅片制造部，这样也方便首长们视察厂房、设备和生产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