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是中国继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及海南等５个经济特区和沿海１４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的又一重大举措，也是邓小平审时度势、亲自树立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浦东开发开放不仅成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更是中国开放战略重点转移和上海重新崛起的突出标志。在邓小平“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指示的教导下，上海人民解放思想，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积极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以改革的精神不断创新。坚持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促进多形式、多领域、多层次的对内对外开放的格局向纵深发展，使浦东的开发开放成为带动上海乃至长江流域跃上新台阶的重大契机。
（第一节）倡导浦东开发开放
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中国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的考验。邓小平在分析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和国内那场风波中站住了的根本原因时，明确地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巍然屹立。因此，他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９日的讲话中郑重地提出：“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１９８９年秋冬，当国际局势发生剧变时，他又多次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
１９８９年７月，邓小平纵论国际、国内形势。
基于这种对全局的把握，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５月至９月，相继在几次谈话中透出了一个主题：“要体现改革开放，比过去更开放”，“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
邓小平把目光投向了上海，投向了与浦西仅一江之隔的浦东。
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曾是远东最大的贸易金融中心和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称为“东方巴黎”。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仍是全国特大型工商经济中心城市之一，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曾长期傲居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首，独领风骚几十年。
但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南部沿海特区迅速崛起，广东、江苏等省的经济发展显示了强劲的势头，上海“老大哥”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了。改革和开放使其他省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们在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城市建设继而在总体经济实力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政策落差，使上海同其他省市的发展出现明显的反差。上海各种优势一个一个地相继失去，技术进步迟缓，城市设施严重老化，经济运行效率明显下降，整个城市发展举步维艰，呈现出一种“疲态”和“病态”。一方面是体制方面的停滞不动，另一方面是源源不断地为全国的改革与发展作出各方面的贡献。例如，在当时，上海财政上缴约占中央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占中央实际可动用的财政的三分之一。
另外，地方财政大包干在全国各地多在１９８０年就已经实行了，但上海却迟至１９８８年才实施。统收统支等政策已经将上海的潜力穷尽。同时，“广货”在全国市场所向披靡，而曾经引以为傲的上海工业产品纷纷落马。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９年，全国的ＧＤＰ由４０３８亿元增至１６９０９亿元，增长了３倍多，而同期上海的ＧＤＰ从２８６亿元增至６９６亿元，仅增长了１．４倍，上海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也就由７．１％下降至４．１％。上海的城市功能单一，对外服务功能不足，缺乏活力和辐射、带动力，中心城市功能转换困难重重。
为了重振上海国际大都市的雄风，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即广东货。
始，上海历届市委、市政府就对上海发展的多种方案进行了具体研究。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市政府和国务院调研组联合向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上报《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正式提出开发浦东的战略设想，并提出上海的城市工业布局“重点是向杭州湾和长江口南岸南北两翼展开，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区的建设”。１９８６年７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将经过再次修改后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其中就浦东新区提出的设想是：有计划地积极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规划出一定地段发展金融、贸易、科技、文教、信息和商业服务设施，在陆家嘴附近形成新的金融、贸易中心，成为上海市中心的延续部分。同时，通过精心规划使浦东成为上海对内、对外开放都具有吸引力的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区。
１９８８年５月，市政府在虹桥西郊宾馆召开“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市长朱镕基、市政府顾问汪道涵等领导与来自国内外的１４０多位专家、学者共商开发浦东大计。会上，江泽民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阐明开发浦东的必要性，强调：“上海作为全国最大、位置最重要的一个开放城市，应该更进一步改革开放，开发浦东，加快向外向型经济发展，建设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第一流新市区，是完全符合党的十三大精神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他还提出要再造“上海经济中心功能和对外枢纽的功能”，深化了对开发浦东的认识。１９８９年１０月，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在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上，向与会者表示要加速开发浦东，使其在建设新上海中起战略作用，欢迎外商前往浦东投资。
开发上海浦东，邓小平也考虑过。１９８７年，中央在讨论上海浦东开发的问题时，邓小平明确指出：浦东开发要赶快搞。但是，上海历来是中央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建国后３０年，上海全市财政总收入近３０００亿元，占同期全国财政总收入的１８％，净上缴中央２０００亿元。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理应从大局出发，充当支援全国改革开放的“后卫”角色。再加上，上海担负着供应全国工业消费品的重任，又是中国国有企业最集中的大城市。如果开始就让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锋，那么一旦有失，后果不堪设想。因此，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央、邓小平从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局、从稳妥的角度考虑，没有选择上海浦东，而是选择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４个经济特区，因为这４个地方与国际联系较多、较便捷，对全国经济大局影响不大，计划经济控制较薄弱，改革开放起步比较容易。所以，中央、邓小平始终关注着上海，关注着浦东，要求上海做好开发浦东的准备工作。
正是由于上海几届领导班子长达数年的酝酿论证以及中央、邓小平的重视，才有可能使浦东开发在历史需要的时刻迅速启动。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邓小平从中央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他仍然心系上海，心系浦东，对上海的发展寄予厚望。
１９９０年１月２１日，邓小平来上海过春节，这是邓小平从１９８８年以来第三次连续来上海过春节。
就在邓小平到上海的两天后，国家主席杨尚昆也到上海视察。
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就上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向杨尚昆作了汇报。
当天晚上，市委开会商量。大家推选原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老领导陈国栋以开发浦东为主题再汇报一次。在西郊宾馆，杨尚昆仔细听取了陈国栋关于上海开发浦东的准备工作及设想。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杨尚昆不时插话，询问有关浦东的一些情况。听完汇报，杨尚昆很满意。杨尚昆当场表态：“回头我去对小平同志说。”
杨尚昆把上海市委的这次汇报告诉了邓小平。
该下决心了。“开发浦东”这个在邓小平心头萦绕多年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变化，时机终于成熟了！“‘开发浦东’还应加上‘开放’两字”，邓小平思考着：把开发开放浦东这面旗帜尽快打出去。
于是，在我国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经济区的开发、开放业已取得较为成熟的经验和令人瞩目的成就之时，邓小平把目光坚定地转向上海：以浦东的开发开放，促进上海的开放和发展，重振上海昔日的雄风；以上海的腾飞，带动长江流域及全国的建设步伐，再造中国辉煌！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不仅洞悉上海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所遭遇的困难，而且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拥有的优势：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经济基础、人才资源、文化优势、历史积淀以及与国际交往的联系和经验等等。这些，都预示上海有着迅速发展的内在潜质，有着重塑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之形象的先天条件。
邓小平看得更远：长江流域地处全国中心腹地，东西横贯华东、华中、华南三大经济区，南北纵穿１０多个省区，内结大西南，外联大西北，交汇黄淮珠海四大水系，陆空交通发达，延伸全国各地，具有总揽沿海与内地、南北与东西，相互联系、相互开放的特征。
在中国对外开放这块棋盘上，邓小平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视为举足轻重的一枚棋子。
浦东，因位于黄浦江东部而得名。它东临长江入海口和东海，北扼吴淞口，西靠黄浦江，南与闵行区及南汇区接壤，面积５３３平方公里，常住人口２４０余万。与上海老市区仅一江之隔，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然而，由于历史上黄浦江两岸没有桥梁和隧道沟通，浦东虽然与繁华的上海外滩、南京路仅一江之隔，但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上海老市区，黄浦江的阻隔使浦东迟迟得不到开发，与对岸“十里洋场”的浦西形成了鲜明反差。浦东，亟需开发。
２月１３日，邓小平等人乘火车回北京。在火车上，邓小平紧紧握住前来送行的朱镕基的手说：“你们开发、开放浦东我赞成。”坚定的话语中充满着信任和无限的期待。
“呜——”伴随着一声汽笛，专列缓缓启动，结束了邓小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第一次上海之行。列车承载着巨大的收获，向北方，向北京驶去。邓小平的这次上海之行将使浦东引起世人的瞩目。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几件事，我还要说一下，其中之一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他建议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对此专门讨论一下，作出正式的决策。
２月１５日，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生产委员会主任叶青受中央委派，带领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前来上海现场办公。其间，两位领导在朱镕基市长和黄菊副市长等陪同下实地考察了上海浦东新区。途中，朱镕基市长和倪天增副市长详细汇报了上海关于浦东开发的规划、设想和前期准备工作。朱镕基说，目前开发浦东的总体规划和分步实施规划已初步拟定，越江交通建设已有较大进展，水电、煤气、通信等建设前景看好，浦东开发的起步条件已趋于成熟。邹家华、叶青还同朱镕基等详细探讨了浦东开发中有关土地批租、外商投资等一系列问题。邹家华等回京后，很快向中央作了汇报。
２月１７日，邓小平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们。接见之前，邓小平对中央负责同志说：要关心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
２月２６日，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
３月３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在谈到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时指出：“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邓小平高瞻远瞩，把抓上海，抓浦东开发开放提高到了“王牌”、“捷径”的高度，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３月２８日至４月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受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委托，率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经贸部、商业部、中国银行的负责同志来上海，对浦东开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论证。
３月２９日，朱镕基主持了上海工作情况汇报会。市委、市府领导和市计委有关领导，以及市府有关委办局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黄菊受市委、市政府委托，向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汇报了上海工作情况和有关开发浦东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会上，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３位老同志都发了言。
姚依林在会上讲了话：这次镕基同志、国栋、立教、道涵同志到北京开六中全会，就分别跟我谈了上海向何处去。我把这个情况向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作了汇报。江泽民同志提出你是否可到上海去一次？当时，李鹏同志也准备到上海来。我就与李鹏商量，我先给你打个前站吧，李鹏同志对我拱手。……这一次来，我就是来打前站，跟大家交换意见，研究一下浦东开发开放的步骤方法，回去以后要向中央报告。
从２９日下午起，上海方面分成特区、投资、财政、外贸、商业、金融６个专题组，向国务院有关部门进行了详细汇报。
经过连续５天的紧张工作，浦东开发在规划设想、政策设计、资金筹措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４月４日召开小范围会议。会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先发言，朱镕基、黄菊和６个专题小组的负责同志也发了言，就开发浦东的有关问题继续交换了意见。
姚依林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对上海开发浦东问题讲点看法。这个问题在１９８７年我来上海的时候，汪道涵同志很积极，专门谈了，裴先白等老同志也都谈了一下，后来碰到一些情况，就放下了。现在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发觉提得很好。我们尽量在可能的范围之内、通过浦东开发开放把上海促上去。这样有好处，对鼓舞上海的士气有好处。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在这５天里，经过深入研究与交换意见，北京来的同志起草了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的《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４月７日，再次召开小范围会议，继续就《汇报提纲》深入交换意见。会上，姚依林再次作了重要讲话。
他说，同志们讲的，我觉得都很好。我想首先讲一点，这个《汇报提纲》不是作为一个定论，而是我们研究以后提出的初步意见。这件事本来还可以仔细再研究，但是时间来不及了。因为你们不是要求李鹏同志最好在４月１８日来宣布嘛，今天已是４月７日了。我就是想争取这个时间。
姚依林一行风尘仆仆返回北京。
４月１０日，李鹏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姚依林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专题报告，并对开发开放中的若干问题逐个作了研究。
４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政治局会议，原则同意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开放方案。
４月１４日至１８日，李鹏在上海视察工作。
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８日，李鹏总理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
４月１８日，在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５周年庆祝大会上，李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李鹏强调：“这是我们为深入改革、扩大开放作出的一个重大部署。”这“对于上海和全国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事情。中央要给予必要的支持，全国各地也要给予积极的支持，但更主要的是要依靠上海人民的支持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