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是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途径之一。邓小平提出：“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引进先进技术，是加速我国经济发展、缩小同发达国家差距的重要条件。引进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可使我国在比较高的起点上前进，可以省去别人在创造新技术过程中所经历的摸索、试验、失败、再试验直至成功的曲折过程。根据邓小平要重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思想，上海引进了一大批先进技术设备。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例。
１９９１年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指出：“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
汽车工业是现代工业的代表之一。汽车工业具有综合性、高科技性和自动化大批生产的特点，它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和社会的进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１９７８年，这是一个改变中国汽车命运的一年。
７月，国务院批准在上海建造一条轿车装配线。上海大众首任董事长仇克回忆说：“那一刻我才感到，上海乃至中国的汽车工业真的有希望了！”中国汽车工业奠基者饶斌，时任一机部副部长，当他知道国家计委提出要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准备引进一批装配线时，就建议把引进轿车装配线放在上海，并得到了上海市领导的全力支持。他认为，上海工业基础好，又是国内惟一批量生产轿车的基地。
上海非常重视。后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国栋说：“这个项目上马后对改变上海的工业结构、产品结构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结构是很有利的，看来上海现在以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出口靠不住，需要改变。这个项目对培养人才、取得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也是有利的。”
８月９日，由一机部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打的《关于引进轿车制造技术和改造上海轿车厂的报告》，报送李先念副主席和纪登奎、余秋里、谷牧、康世恩副总理。
８月１１日，李先念副主席将这份报告批给余秋里副总理审批。９月１３日，余秋里批示同意和外商商谈。
报告中明确提出，通过引进国外轿车制造技术，提高我国汽车工业的生产制造水平，建议把引进轿车制造技术放在上海，对上海轿车厂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小轿车制造厂。
当时上海汽车工业在国内汽车行业中还排不上号。为了“上海轿车项目”，一位汽车专家盘点了上海汽车企业全况后说，当时上海整体实力不如北京汽车工业，还比不上南京，更不能与一汽、二汽比了。零部件企业尽是弄堂小厂，干轿车显然是勉为其难。
有外国专家考察后干脆说，上海汽车企业加起来等于零。但事实上，上海是当时国内惟一能够批量生产轿车的基地。从１９５８年上海研制出凤凰牌轿车起，到１９７８年，上海生产轿车一直没有停止，但批量很小，能力一直很低，年产量最高时没有超过３０００辆，最低时才几百辆，上海牌轿车累积生产只有１万余辆，生产水平还停留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低水平。日本人在看了上海牌轿车生产流水线后不屑一顾地说，这是他们爷爷辈的生产方式！在老上海人的记忆里，轿车是敲出来的。所以，一旦门户打开，才知道什么叫落后，很快就意识到差距在哪里。这就难怪当上海市的领导及汽车业的老同志得知国家批准上海上轿车项目时，就会从“引进技术，调整工业结构、产品结构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结构”的高度去认识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了。
“文革”之后的上海同全国一样，正处在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汽车业也是一样。时任上海市机电一局局长的蒋涛说，凭上海的经验，这个项目搞成了，对上海工业结构调整、救活汽车业会起到重要作用。这位解放后在任２７年的老局长对上海机电工业情况了如指掌，他很自信地说：“只要有机会，凭上海的工业基础与各方面条件，上海没有办不成的事。”不管怎么说，当时“上海轿车项目”是继上海宝钢项目之后最为引人关注的项目。
１９７８年９月底，一机部先后向外国汽车公司发出邀请电。
很快就有了回复：通用、福特、丰田、日产、奔驰、大众、雷诺、雪铁龙等汽车公司先后派代表团来华商谈。接触之后，外国汽车公司都认为中国轿车工业基础太差，兴趣不大。美国通用公司提出，中方最好用“中外合资经营”的方式进行合作，主管中国汽车业的饶斌认为，此建议很好，但要中央高层才能决定，并转告给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顾明副主任很快向邓小平作了请示。根据当时的资料记载，邓小平对轿车生产搞中外合资经营表示支持。一份珍贵的电话记录文献是这样的：
时间：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９日下午４∶０６
来电话人：汽车总局王恩魁同志
接电话人：翁建新
电话内容：王恩魁同志说，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同志为轿车项目向邓副主席请示，“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经营”，邓副主席说，“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嘛”，还讲了中外合资经营六大好处。所以轿车项目中央已同意合资经营，今后就按中外合资经营项目与外商谈判。
此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正值“解放思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期。后来，不少研究汽车史的专家说，“没有小平同志的支持，也就不会有上海的轿车合资项目。”
从谈判的背景来看，这也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改革开放的成果。
不久，上海就成立了引进办公室，进驻武康路３９０号一幢西式小洋楼，也就在这里，从此上演了长达６年的马拉松式的桑车谈判。
国外汽车界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块最大的潜在汽车市场。美国通用、法国雷诺、日本日产及丰田、德国大众等汽车公司的代表，都前来洽谈合资事宜。中国选择国外合资伙伴的标准是：对方技术先进，车型符合国内需要；对方战略目标和我一致，同意我方将成型后的整车出口；对方实力和信誉良好。
丰田公司首先退出。原因是竞争性的：他们担心技术输入后，使上海成为其对手；日本商人只要中国这个市场，但不允许世界再诞生一个轿车企业。法国雷诺公司因无合适车型，也与中方停止了谈判。
美国人要坦率些。一位当时谈判的翻译回忆：记得１９７８年上海汽车行业刚刚与外国跨国汽车公司接触，我陪同一家世界闻名的美国公司的一名中级商务人员，参观浦东一个汽车零部件厂，只用几分钟就参观完了全厂。他这种不屑一顾的神情既使我气愤，又叫我无可奈何，上海汽车工业在当时实在是太落后了。
当绛色Ｂ２型桑塔纳轿车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掀动起红色旋风的时候，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德方的第二任副总经理魏克纳博士，对于选择上海的表述，体现出日耳曼民族精于思维的特征：上海地处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中心，是万里长江的入海口。
为中国最大港口，又是发达的航空港，铁路、公路四通八达；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最大的金融中心，国际着名银行都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上海又是中国最大的信息中心。上海毕竟有着生产轿车２０多年的历史，产量、质量、工艺技术、企业管理和销售服务，均在全国领先；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有轿车生产的主要原材料，综合加工能力强；上海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集中，有利于培养人才，组织技术攻关和消化引进。
以生产中级轿车、小型车和微型车为主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抢滩上海”，是在欧洲、美洲、非洲之后，在亚洲创建了又一个生产基地。１９８４年，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第一任德方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德国大众亚太地区总裁马丁·波斯特，在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上接受采访时说：德国大众的长远目标，就是要在亚太地区市场取得领先位置，把中国作为亚太整车及零部件的主要生产基地。
合适的车型，有利于形成国产化和规模效益；生产的发动机、零部件及整车出口，可实现外汇平衡。中德双方终于携起手来。
１９８４年秋天，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访德，并专程到德国大众总部参观访问。同年１０月１０日，作为中德双方最大的合资项目，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合营合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德两国总理出席签字仪式。总计１．６亿人民币投资，中、德各占５０％，合作期限计划２５年。
１０月１２日下午４时３０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鹏陪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出席在原上海汽车厂举行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奠基仪式，为奠基石培土。
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１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开业初从总装线上下来的桑塔纳轿车，零配件国产化率是２．７％。
这２．７％的具体说明是：四只轮胎，还有一架车用半导体收音机，以及它的车外天线。在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展览馆里，在进门最靠前的位置上，就放着这几样极其富有历史感的东西。
它们不代表光荣，它们代表的只是距离；它们在诉说一种落后，它们在诉说一种遥远。
１９８５年中国汽车工业在全国工业产值中达到２．８％的比重，为历史最高水平，然而当年生产的４４万辆汽车，仅占世界当年汽车总生产量的０．９９％，人均装车水平是日本丰田公司的１％。至当年，我国３０年来用于汽车工业的总投资为１０１亿人民币，而在１９８３年，美国福特公司的总资产为２３９亿美元，通用公司更是高达１７００亿美元。
作为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轿车制造工业，代表着国家的综合国力，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高度的工业附加值。以ＣＫＤ散件组装整车为高起点练兵，这是发展中国家很多汽车集团走过的道路。但是，进口零部件每套价格总和达到同型号整车到岸价的６０％以上，也视为构成整车特征；高昂的成本价格，将使自己在激烈的轿车竞争市场上失败。所以，联邦德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哈恩博士当年访问上海，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轿车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是必须“高度国产化”。
在德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近乎严酷的质量检测中，上海１４１家为桑塔纳轿车国产化横向配套的企业，向着越来越高的国产化率迈进。
１９８７年，上海市市长江泽民明确宣布：“轿车工业是上海的第一支柱产业”，“要打中华牌”。同年，上海市政府成立“支援上海大众建设领导小组”，副市长黄菊任组长，并设立“上海市桑塔纳国产化协调办公室”。上海市经委副主任陆吉安被调任上海汽车总公司总经理、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桑塔纳国产化办公室主任。陆吉安提出：每销售一辆桑塔纳轿车，征收２．８万元的国产化基金，以加速国产化进程。这是被誉为“牵牛鼻子”的一着高招。
在“中华牌”的会战格局中，桑塔纳轿车横向配件国产化布点遍及全国机械、航空、航天、造船、电子、石油、化工、轻工、纺织等部门１８０个单位。至１９８８年，桑塔纳的国产化率达到３０．６％，累计生产轿车３８２９７辆。按３万辆桑塔纳轿车计算，国有化率每递增１％，中国就减少外汇支出１９５万美元。
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９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４０周年前夕，第５万辆红色的桑塔纳轿车驶出总装车间。此时的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率为３７．１％。
上海大众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１９９１年２月６日上午，邓小平在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陪同下亲临上海大众视察。邓小平在汽车一厂总装车间兴致勃勃地观看一辆辆桑塔纳轿车从流水线上驶下时高兴地说：“还是改革开放好，如果不开放，车身还得用手敲出来呢！”当邓小平听说桑塔纳轿车质量受到用户好评时又说：“上海与德国的合作是成功的！”邓小平的赞誉给了上海大众人无穷的力量。
时隔两个多月后的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７日，在德国大众公司的议事室里，出席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们批准了一项计划：兼并上海汽车厂，把上海大众的生产能力提高到年产３０万辆。这是一份在欣喜中饱含酸楚的计划，这意味着在中国大地上驰骋３０年的上海牌轿车即将停产！但是，集中起上海有限的人力、物力和技术力量，合力搞一个桑塔纳轿车体系，把两股绳拧成一股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８月１日凌晨１点，来自汉堡的秋河号万吨轮缓缓停靠在黄浦江张华浜集装箱码头。１７２８台套桑塔纳轿车ＣＫＤ零部１９９１年２月６日，邓小平视察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件，被轻轻地卸放在预定的位置上。在这迷蒙的夜色之中，升起的是中国轿车工业的黎明曙光：上海大众的桑塔纳轿车发动机、车身、变速器、前桥、后桥等关键总成，都已实现国产化，工装样品认可率和减货国产化率达到８０％和７０％，上海轿车制造工业“进口组装外国整车”的时代结束了。
１９９２年３月３０日，“轰隆隆”一声巨响，原上海汽车厂２０００多平方米的金工车间被夷为平地，揭开了上海大众总投资２３．６５亿元人民币，总建筑面积２０．２万平方米的二期工程技术改造的序幕，再次揭开了上海大众规模发展的新篇章！
二期技术改造建设工程，按国际上的经济规模的生产方式和工艺水平自主设计工厂、规划和组织生产。按照精益生产的原则，发展适应多种车型的生产方式。厂区的物料流程、仓储、动力系统的送配、消防系统与整个上海大众形成整体，将二期工程的建设和一期工程生产能力的发展统筹规划、合理衔接，使工厂的生产条件适应现代化的管理。同时，较大规模地采用机器人，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上海大众按世界上先进的经济规模的生产方式组织生产的格局。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７日，上海举行上海大众二期工程基本建成庆祝仪式，标志上海大众基本形成年产２０万辆的生产能力。当１９８５年上海大众从年产１７３３辆起步时，我国的进口轿车是１０５７７５辆；当１９９５年年产１６００７０辆轿车的时候，我国的进口轿车是３４４１３辆。虽说轿车进口数的减少不能与国产轿车的增长垂直比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上海大众人，在邓小平的鼓励下，瞄准世界轿车工业最前沿，为我国轿车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上海桑塔纳已驰骋于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时至今日，桑塔纳轿车已经成为标准的国产车。它已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心中。上海大众在国产化的基础上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制造技术和开发能力，形成了普桑、桑塔纳２０００型、帕萨特、波罗４大产品系列，继续保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