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鼓是古代军事传播的有声信号，军队进攻的速度和节奏由将帅通过鼓点的轻重、快慢来控制。《司马法·严位》说：“奏鼓，轻；舒鼓，重。”意思就是声繁点密的奏鼓声，指挥军队轻车急进；节拍分明的舒鼓，指挥军队辎重缓进。鼓在军事传播上的重要性，最典型的历史事例是《左传·庄公十年》所记齐鲁两国在长勺的战役。会战一开始，鲁庄公要击鼓，曹刿说不可。等齐国三鼓之后，曹刿才命令击鼓，于是齐国大败而退。事后，庄公问为什么取胜的原因。曹刿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鼓声不仅是指挥军队的信号，也是振奋军心的器乐。在空旷的战场上，没有洪亮的鼓声，就很难指挥纷杂的人群，无法把将帅的军令传达到士兵中间。战鼓和战旗一样，是古代十分重要的标记性军事符号系统。所以《孙子兵法·军事》引用更早的《军政》说：“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
春秋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日益频繁而激烈，战争规模也越来越大，随之军事体制也就发生了变革。春秋时，一车三士，配以十卒；战国时，一车三士，配以七十二卒。《战国策》每每言及“万乘之国，卒兵百万”，足见一旦战争，军队十分庞大，因此如何指挥战争和调动军队，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于是远程军事传播系统的建设就应势而起。当时各国都在边境的战略要地建筑关塞，并与关塞相配修筑大批瞭望台、小城堡，并开发了报警的烽燧信号装置。白昼报警焚烟，叫“燧”；夜间报警举火，叫“烽”。当时的烽燧设置已相当完备，操作技术已相当先进。《卫公兵法》说，烽台建于高处，台高五丈，形圆，直径一丈。据《汉书音义》记，台上直竖高柱两根，上架横梁成秤杆状，杆头系重锤，杆尾系铁笼；铁笼内塞柴草，每逢战事，点燃升起，便成烽火或烟燧。烽燧台亦是邮亭，快速传递军事情报。使用烽燧的方法很讲究，成独立的信号系统。“亭一鼓，寇烽、掠烽、乱烽。传火以次应之。至主国止。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举，辄五传鼓又以火属之，言寇所从来者少多。旦掩还。去来属次烽勿罢。望见寇，举一烽；入境，举二烽；射期，举三烽一蓝；郭会，四烽二蓝；城会，举五烽五蓝。夜以火如此。”台台遥遥相望，士卒昼夜值班，一旦边境有事，视事之大小、缓急及敌人之多寡、远近，点燃不同的烽燧，就能迅速传到京都。《旧唐书》记载，元和年间，长安郊畿三原、高陵、泾阳、兴平四县烽燧台28所，人员975名，编制很是庞大；平均每个烽燧台约35人！
“钺”及后来出现传信之物的“虎符”、“棨传”，都属于信物传播。它们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媒体，其可信性来自于信源（第一传播者——国王）的权威性，至于媒介过程中的传送者是什么人，传播的是什么信息等，都并不重要，受传者只管见物行事。这跟政治传播体系中的印章等物的作用是相同的。于是历史上经常出现利用信物的特殊权威性，实现军事篡权的事件。比较典型的事例是“信陵君窃符救赵”。战国时期魏国的信陵公子为了解救赵国的军事危难，他听从侯嬴的计谋，说动了魏王的爱妃如姬，在魏王的卧室里偷窃到虎符，便携带虎符赶往邺下驻军将帅晋鄙处。晋鄙见了虎符后，怀疑信源的可靠性，不肯交出兵权。信陵公子就以晋鄙抗命为借口，让朱亥杀死了晋鄙，夺取了前线军队的指挥权。于是率领十万大军前往邯郸，既解救了赵国的危难，又挫败了秦国的军事威胁。信物传播虽然弊端甚多，而且是最古老、最原始的传播方式之一，但是它具有一般传播没有的特点，即传播的直接性，执行传播功能的直效性。“信物”是传播的媒体，同时本身就是权力的代表。帝王的玉玺、圣旨、尚方宝剑等等，已经由“信物”直接转化为权力的体现了。
“麾”和“鼓”，属于视听系统的传播媒体。要完成两者的传播过程，实现传播目的，远比验核虎符复杂。它一方面必须在受传双方之间先有一番严格训练，并达成一定程度的心理约定；另一方面还必须在受传者心中确立信源的权威，以保证旗鼓传播的效果。相传孙武在吴国为吴王阖闾演示兵法，使传喻官把两面黄旗交付给吴王的两个宠妃，令分别指挥两队从未受过训练的宫女。先是孙武三令五申宣示军法：一不许混乱行伍；二不许言语喧哗；三不许故违约束。然后规定鸣鼓则进，鸣金则敛队而退。由于宫女不习行伍，嬉笑而不听军令，孙武就斩杀了的两个吴王的宠妃。之后立刻军威震慑，旗指令出，鼓起人动，一群娇弱女子被训练成为一支敢于赴汤蹈火的队伍。此“孙武练兵”的故事简直就是现代传播思想的一个缩影，充分说明古代军事传播在达到预期效果中的实现过程：
（1）建立传播者的信誉度和权威性；
（2）对信息载体或象征符号的预期目的作反复说服或宣传；（3）唤起受传者特定的心理和行为反应；
（4）对完全被动的受传者必须进行强化训练。
“烽燧”传播与前两种不同，它是横向扩散的信息传播，而且是一种属于唤起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的“报警”传播。“报警”传播不同于一般的传播，它基本上是通过刺激人们的恐惧心来追求特定效果，造成紧迫感来加强传播速度。因此信源的可靠性和传播的快速性显得尤其重要。“烽燧”作为古老的报警系统传播符号，其符号形式的实体——火和烟，具有醒目而快速有效的特点。此外，“烽燧”传播从信源到信宿，在相对封闭的系统内是一个单向过程，足以达到保密而不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使信息不至于产生衰减或失真。信息失实，不只是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而已，还会使报警失效，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古人在“烽燧”传播上有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误举烽燧，遗祸国防，必处以重罪。例如按晋朝军法规定，误举烽燧，罚金1斤8两；故意不举，死刑，示众。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发生这样的事：西周末年，周幽王迷恋女色，宠爱褒姒，为了博得她的一笑，竟然不顾大臣郑伯友的忠告，在骊山举烽火以娱乐。诸侯闻警，疑镐京有变，即时领兵点将，赶往骊山，结果却是虚惊一场。周幽王传播了虚假的信息，使信源的可靠性受到严重破坏，实际上他也就破坏了报警传播系统。因此后来当外族真的入侵，逼近镐京，周幽王再举烽火时，畿内诸侯恐怕再度受骗，谁都没有出兵救援。最后周幽王在仓皇出逃中被杀，导致了西周的覆灭。周平王东迁洛邑，从此王权削弱，春秋战乱。这不能不说是个教训。说明传播信息的真实可靠，传播工具的快速先进，受传双方的安全保证，这都是“报警”传播顺利实现的必要条件。
上古军事活动的频繁和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推动了军事传播方式、技术和手段的发展，在选择“媒体”时已经考虑到信息的可识别性、可转换性、可传输性以及可组合性等特点。非语言传播的信物或可视听实物，作为符号功能，它们有静态无声的“钺”和“虎符”，有动态变化的“麾”、“鼓”和“烽燧”，都具有非常丰富的精神蕴涵，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情结。后来形成的其他政治活动中许多传播动作，几乎可以说都是上古军事传播的滥觞。
上古教育传播思想与建制
一、官学的建制与私学的产生
重视教育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礼记·学记》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国家政治传播的头等大事，是国君一切治民政务的起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差不多用“教化”取代了西方国家占有重要地位的宗教的基本功能。整部中国历史，几乎就是圣贤神人用所谓“大道”以各种方式教化愚顽、后知后觉者的历史。从传播思想角度讲，“教化”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校教育，一是社会教育。但这里主要论述学校教育。学校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专门机构，国家立有制度，并建有具体的措施以保证学校教育的实现。但是中国古代的教育，又首先表现为社会教育——家族一体的氏族社会教育：生存技能的传授，贯穿着政治、经济、宗教、伦理等内容。
（一）国学和乡学的建制
有关中国远古社会的教育，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说尧命令羲、和观测日月星辰之象、指定历法，教导人民按农时耕种；让舜负责教导人民遵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舜继位后，任命周的先祖弃做农师，教给百姓种植庄稼；任命商的先祖契当司徒，对人民进行五常教育；任命夔主持乐官，用诗和音乐来教育年轻人，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大而谨慎、刚正而不凌人、简约而不傲慢。虽说《尧典》的真伪及其写作年代仍未确定，但其内容大致可信。从文字所述，当时的教育当属于社会教化的范畴。《尸子·君治》和《韩非子·五蠹》等文献也有关于上古教育的叙述，如燧人氏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渔；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上古教育显然是谋生技术的教育与道德伦理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夏的史料湮灭，当时教育无法考证，然殷商甲骨文卜辞中有这一记载：“丙子卜，贞，多子其往学，版（反）不遇大雨？”表明殷商贵族子弟上学必先占卜，求证途中会不会下雨。可见商代已有官办的学校。到了西周，“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应该说中国完整的教育起始于夏商周三代，并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基本上形成一种官学体制。
西周时，学校制度要比殷商时代完善严密，官师一体更典型。天子及诸侯在京畿办的学校叫“国学”，在诸侯封地办的学校叫“乡学”。国学分为太学和小学两级，入学的都是贵族子弟。“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凡入学以齿。”规定王太子8岁入小学，学习文字、计数、物名等基本知识，15岁入太学，学习经文和一些专门知识、技能。诸侯世子及公卿大夫之子，则13岁入小学，20岁入太学。进入国学的学生称“国子”。教育作为政治传播体制下一个极其重要的基地，统治集团非常重视它的等级性，按入学对象的父辈地位的高低、身份的差别、权力的大小，分别进入不同的学校；不同级别的学校有不同的名称和不同的规模。如同是国学中的太学，天子的叫“辟雍”，诸侯的叫“泮宫”；诸侯的要比天子的小一半。据说“辟雍”又分为五所，居中为明堂，外雍以水，也叫“泽宫”、“大池”；环水四周之南为成均，之北为上庠，之东为东序，之西为瞽宗。瞽宗，原是乐师的宗庙，用作祭祀的场所。祭祀时礼乐相附，瞽宗渐渐成为贵族子弟聚集进行礼乐教育的机构。瞽宗之成学校，是从殷商开始的，所谓“殷人以乐造士，其学为瞽宗”。这种把宗教教育寓托于礼乐教育的制度，一直相沿至后世。辟雍是天子太学的总称，《诗》云：“与论钟鼓，于乐辟雍”；“振鹭于飞，于彼西雍”，西雍即瞽宗。殷商的教师是官师一体的，其教育是政教合一的。学校在结构上呈现双重传播者的身份，形成中国教育结构的传统模式，以后的教育体制和学校结构基本上相沿不变。
西周的学校结构和教育体制比殷商时代更为完整，除瞽宗担当礼仪教育外，还分科设教，成均习乐，上庠学书，东序练干戈。辟雍居于其他四学之首，虽承太学之名，实际上还是天子承师问道之处，是“行礼乐、宣德化、教导天下之民”的场所，是举行祭祀、典庆，进行朝觐、飨射、治历望气等国事活动和宣讲重大决策的传播中心。辟雍四周的“四学”与森林、水泽相拥，鱼游鸟栖，野兽集居，也是对国子实行射御教育的自然课堂。“周以礼乐治天下”，故其教育内容也与之相适应，设置得相当完备，西周的乡学，依地方行政区划而定。据称贵族同姓之国人住在六个乡，一乡之中，二十五家为一闾，闾有塾；五百家为一党，党有庠；二千五百家为一州，州有序；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乡有校。塾、庠、序、校等都是乡中国人受教育的地方，统称为“乡校”。“国学”的教师由朝廷中的官员担任，有师氏、保氏、大司乐、大乐正、小乐正等。“乡校”的教师由乡中年老而有德行的长者担任。乡校既是国人子弟15岁以上前来学习的学校，也是国人集会议论的场所；乡中的养老、射箭等典礼往往也在这里进行。乡校作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左传》曾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
乡校实际上成为民间传播舆论的场所，所以所谓“闾塾”还带有民间培训中心的含义，具有社会传播、组织管理的大教育的性质。子产没有查禁乡校，自然是十分明智之举，所以孔子听到后非常赞赏。乡校虽然不同于国学，但也还不是私学。国人子弟在乡校中学习，成绩优秀的被选中后，申报于司徒，这叫选士。司徒再从选士中挑选出杰出人物，报送国学深造，这些人称为俊士。国人升为选士可免去部分徭役，选士升为俊士可免去全部徭役。选士和俊士合称造士，造士经过国学的培训后，由大乐正选拔，呈报于王，而升为下司马，叫进士。司马从进士中选拔有贤能者，量才录用，授以官职。这样原来没有世袭官职的国人，经过层层筛选和造就，就进入贵族行列。这样，教育传播体制与组织传播体制进行了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世袭制度下朝廷官吏人才上的不足。
到了东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大一统王权的衰微，出现了经济下移、政治下移的局面，诸侯的相对独立性进一步加强，所谓“礼崩乐坏”、“天子失官”。学术和文化也随之下移到民间，原本在宫廷执掌典籍、身通六艺的士人纷纷出走，流散民间。曾经繁荣一时的“学在官府”，出现少有的悲凉。《诗·郑风·子衿》描写了学子流失街头的哀叹：“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又《论语·微子》说宫廷中许多教官都散落民间，管礼乐的太师挚到了齐国，第二乐师干前往楚国，第三乐师石缭去了菜国，第四乐师缺投奔秦国，鼓师方叔流落到黄河地区，摇小鼓的干进入汉中，少师阳和击磬的襄隐居海内。文化人流散，也把文化带到民间，但正是这一场空前悲凉的动乱，给中国古文明创造了日后的辉煌。
（二）私学的兴起和发展
周天子和各国诸侯的地位次第衰落，许多掌管典籍和负责文化教育的官吏流落四方，使原来一直由官方垄断的官学也相应败落，使本来属于官方控制的文化知识也随着教官的流散而传播各地，于是出现王权削弱之下的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新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