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期间，1907年10月在日本东京组织政闻社，出版《政论》杂志（1908年1月随政闻社总社迁上海印行）；1910年2月领导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旬刊，每期稿件在日本编定后寄出；同年7月又支持徐佛苏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继续鼓吹君主立宪。
1912年11月，由日本返回北京，12月在天津创办《庸言》月刊。后又在北京组织进步党，出任过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1915年1月在上海创办《大中华》月刊，自任总撰述；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讨袁檄文，反对帝制。1916年又与蔡锷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反对张勋复辟，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组织研究系，参与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的领导工作。1918年底，赴欧洲游历。1920年3月回国，参与主编《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并改名《改造》月刊，鼓吹东方文化，反对马克思主义。
1922年9月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与学术著述。曾在天津发起创办文化学院，后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历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其教育思想最突出者为大力提倡女子教育，主张仿照西方各国创办女学。1927年6月在天津匿居，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一生创办和领导的报刊近20余种，所撰文字约有1400万言，遗著编为《饮冰室合集》（共148卷），1984年，今人辑有《梁启超选集》。
二、梁启超的传播学论著
梁启超虽无传播学的专著，但有关传播学方面特别是新闻传播方面的文章不少，主要有：
（1）《报馆考略》，1895年9月北京《万国公报》第18期。
（2）《论报报益于国事》，1896年8月9日，《时务报》第1册。
（3）《本馆第一百册纪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本馆经历》，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第100期。
（4）《创办〈时务报〉原委》，1898年8月11日，《知新报》第66册。
（5）《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第1号。
（6）《敬告我同业诸君》，1902年10月2日，《新民丛报》第17期。
（7）《中国各报存佚表序》，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第100期。
（8）《〈蒙学报〉〈演义报〉合叙》，1897年11月24日，《蒙学报》第1册。
（9）《〈时报〉发刊辞》，1904年6月12日《时报》创刊号。附：《〈时报〉发刊例》。
（10）《〈国风报〉叙例》，1910年2月20日，《国风报》第1期。
（11）《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1912年10月24《大公报》。
（12）《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1911年）《饮冰室合集》。
（13）《京报增刊国文祝词》，《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2册。
（14）《〈时事新报〉五千号纪念辞》（192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3册，第36卷。
（15）《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1910年），《饮冰室合集》文集第9册，第25卷。
（16）《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册，第34卷。
（17）《自由书·放弃自由之罪》，《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第2卷。
（18）《清议报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3卷。
（19）《敬告政党及政党员》，《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1册，第31卷。
（20）《新民说·论自由》，《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第4卷。
（21）《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5卷。
（22）《政治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2册，第33卷。
三、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思想
（一）报刊使命
这里的报刊使命，指的是报刊应担负的历史使命与应尽的社会责任，而非具体的宣传任务。
近代中国，梁启超的报刊使命理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级。第一个阶段是1895～1898年间，梁启超强调办报要有益于国事，主张“去塞求通”，概括出版刊是国家的耳目喉舌的新闻传播观点，是“政治家办报”的反映。第二个阶段是1899～1911年间，他逃亡日本，到过美洲，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在国内想读而读不到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最新书刊，增加了新的知识，开阔了眼界。梁启超提出了报刊要负担“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社会使命，反映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这是梁启超新闻传播思想的高峰期。第三个阶段即1912～1921年，他在传播理论上强调“言论独立”，想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后，中国走上独立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梁的报刊使命理念的第一阶段，是维新变法时期。这个时期梁的政治思想，基本上从属于康有为，时人并称“康、梁”。在民权思想上，梁比康激进些。1895年，22岁的梁启超协助老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1896年又在上海担任《时务报》的总主笔。这一时期，还赞助澳门《知新报》、长沙《湘学报》、《湘报》的出版，支持过《农学会报》、《蒙学报》、《萃报》等的创办活动，为其作序，或写叙例。维新时期，全国有50多家报刊，至少10家左右与梁有过关系。
中日战争，马关条约，中国面临瓜分的危险，梁启超分析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从传播角度讲，一是“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是清王朝上层与臣民隔膜，不了解民情；二是“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反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不晓外国之事、世界之事，夜郎自大，自我封闭。梁启超认为，国家的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因为报刊有如耳目一般，能告知人们中外之事，使其能及时地采取正确的对策；报刊也是“喉舌”，使上面的措施能喻之民，下面的苦患告之于君。若无报刊，则比邻之事而吾不知，是“有耳目而无耳目”；上下之情不通，“则有喉舌而无喉舌”，无耳目、无喉舌，是为废疾，废疾之人，焉能强身自立。梁启超认为报馆有益于国事，“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如何才能“去塞求通”，成为国家的“耳目喉舌”，梁启超还从维新运动实际出发提出四项任务：一是“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二是“详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三是“博搜交涉要案，则阅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讲，为人遇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梁认为，只要通过办报，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的思想与科学技术，推而广之，坚持下去，中国就可以“风气渐开，百废渐新；国体渐立，人才渐出”。
梁启超报刊使命理念的第二阶段，是流亡海外时期。这个时期，梁启超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原来在大陆想读而读不到的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汲取了不少世界最新知识，提出了“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新闻传播理论，达到了他的传播思想的高峰期。
这个阶段，梁的政治思想在1903年前比较激进，1903年以后反而倒退；但他的新闻传播思想在1903年前后，都比较先进，也比较系统。
1898年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孙中山派人看望康、梁，还举行了孙中山、梁启超的会谈，由于康有为的反对，没有谈出什么结果。随后孙中山派陈少白专访康有为，康以帝师自居，怕与革命派合作会影响他们的保皇大业，始终不肯投入正在崛起的革命洪流。但梁和康有一定的区别，试图与孙携手。1899年3月康有为离日赴美后，梁与孙的交往日密，渐赞成革命，曾一度不让《清议报》刊登保皇文章。康闻讯大怒，勒令梁立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梁不得已，遵命赴檀，临行前，约孙共商国是，矢言合作到至死不渝。因檀香为兴中会发源地，力托孙介绍同志，孙坦然不疑，乃作书介绍于其兄孙眉及诸友。1902年后，康对梁的压力增大，梁一惧老师威严，二对“革命”和破坏主义逐渐持反对态度，遂背叛与孙中山“合作到底”的诺言，在1903年底与孙彻底决裂，反对革命，宣扬开明专制。梁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用革命和保皇同出一途的“理论”欺骗华侨，把孙中山在海外辛辛苦苦建立的一些革命团体变成了保皇组织。孙发觉后，十分不满，从此两家成了政治的仇敌。
梁启超在创办《清议报》期间，已知西方的三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与“第四种族”。他说：“清议报之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曰：‘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1902年10月，梁启超在主持《新民丛报》期间，又提出“报馆有两大天职：
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为什么要监督政府？梁启超认为，“政府者，受公众之委托，而办理最高团体之事业者也，非授以全权，则事固不可得举，然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复无所以限制之，则虽有圣智，其不免于滥用其权，情之常也。”权力需要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不免于滥用其权。如何监督政府？报纸是“一二事。苟不尔者，则其视献媚权贵之某报，亦百步与五十步耳”。
为什么要向导国民？“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如何向导国民？梁启超提出“变骇为习”的传播艺术。从心理上将，“夫人之安于所习而骇于所罕闻，性也。故必变其所骇者而使之习焉，然后智力乃可以渐进”。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纪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若骇变法、骇西学者，殆几绝矣。梁启超主张“诸君如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民权；欲导民以民权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当革命论起，则并民权亦不暇验，而变法无论矣。若更有可骇之论，倍蓰于革命者出焉，则将并革命亦不暇骇，而民权更无论矣。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宜”。“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中我者，互相倚，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中，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为从容模棱之言，则举国之脑筋皆静，而群治必以沈滞矣”。
梁启超认为报刊的使命就要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他说：“大抵报馆之对政府，当如严父之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儿谏，委曲焉，迁就焉，而务所以喻亲于道，此孝子之事也”。
（二）出版自由
出版自由，是近代历史上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一个伟大口号，是历史的进步。梁启超认为，西方近代文明，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而产此大革命者谁乎？……新学新艺勃兴之结果也。而勃兴新学新艺者谁乎？无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
梁启超的出版自由观，来源于西欧近代启蒙哲学和自由主义报业理论，但又带有东方特色。“自由者，权力之表征也”，“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天下第一大罪，莫甚于侵人自由，而放弃己之自由者，罪亦如之”，正基于这一点，梁启超主张启民智、兴民权、陶民德，并根据欧美各国自由发展的历史，将人类的自由，划分为政治、宗教、民族、生计上之自由，而出版自由乃是政治自由的一种。梁启超反对政府对报业和思想的垄断，主张打破报禁，解放思想。梁启超不承认绝对自由，主张自由与服从是相辅相成的。他从历史上看到，“凡最尊重自由之民族恒为最富于制裁力之民族”。其原因即在于自由的公理为“人人自由，而不以侵人之自由为界”，“制裁者，制此界也；服从者，服此界也”。所以自由与制裁，不可须臾分离。
为了实现报刊的出版自由，梁启超主张报社应在经济上谋求自立。早在1907年，他提出“办报固为开通社会起见，亦必须求经济可以独立维持”，然后乃可言出版自由。梁启超又公开表示：“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不易独立。报馆恃广告维持其分，此为天下通义。在产业幼稚之中国，欲持广告收入以供一种完善报纸之设备，在势既已不可能”，那“办报者非于营业收入以外别求不可告人之收入，则其报殆不是自存”。钱来自何处？“必有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最少亦受其牵制。”为保障新闻自由计，无论何等困难，报社不该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梁启超还认为，报纸与政府的关系，应该是独立而平等的，不应是政府的附庸与下属。“不宁唯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
（三）舆论观念
梁启超十分重视舆论的地位与作用。“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公表于外者也”。舆论，是一种“无形之势力，存于国中无量数不知名之人之身中者。”“是故少数人所表意见，不成为舆论，虽多数人怀抱此意见而不公表之，仍不成为舆论”。“凡能成为舆论者，必其论之衷于正理而适于时势者也。顾此虽有能成为舆论之资格，然所以成之者，恒存乎其人”。
舆论是社会生活中多数人公开发表并为多数人认可的意见和看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舆论者，天地间最大势力，未有能御者也”。“就政治必借舆论之拥护而始能存在”。舆论的作用巨大，它是一种“社会制裁之力”。“当道席势枯权之人，曷尝不以为大弗便于已，而尽其力之所能及以明拒之挠之者？然其拒之挠之之术，惟得行之于未成为舆论之时耳。舆论一成，则虽有雷霆万钧之威，亦敛莫敢发”。舆论的功用不可谓不伟。“虽有淫威无等之专制政府，苟欲攫积极的舆论之锋，未或不败绩失据。……天下苟非正当之事理而适合于时势者，必不能为舆论之所归。虽弄诡辩以鼓吹之，一时风起水涌，不旋踵且将熄灭。若其既为至当之事理而适合于时势者，虽以少数人倡之，其始也闻者或掩耳而走，及积以时日，则能使成为天经地义而莫之敢犯，故舆论之为物，起乎至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