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为善，取人为善”出自《孟子》。原文是：“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之作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孟子强调的只是自我修养，曾国藩则把这一思想运用到了人际关系，运用到了取才用人上，将“取”和“与”两种不同的传播关系统一起来，形成“为善”这个传播行为的两个环节。
与此同时，曾国藩在多处把它强调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
186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他利用自己的权力试图将这个人际关系原则化为军政制度。咸丰九年（1859年）他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谈到：“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帐销算一次。”要求部下将自己在为善过程中处理“取”和“与”关系的行为实录下来，无疑是使思想化为行动的一种有力推动。
（三）谨言慎独的言语传播思想
曾国藩非常重视自我修养，常以儒家的“慎独”思想要求自己并勉励部下和家人。在这方面有许多精彩的言论，有的几成格言流传至今。他的“慎独”思想发展了儒家的原旨，他所说的“独”实际是指一个人的内向传播，任何人都有“独”，但是有修养的人和缺乏修养的人思维上有很大差异，他说：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谦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在这基本观点指导下，他提出了不少涉及言语传播的论述：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女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女贾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尤侮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禁大言以务实。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必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他批评了传统儒学过分注重“外求”功利，遂歪曲了“慎独”的要旨。“慎独”的关键是要“诚”，这个“诚”字应建立在“格物”的基础，离开了客观事物的真实性，那么就会出现“慎”失当“独”失守的错误。
为此他为自己的子女们制定了12条课程：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五、读史。丙申年购《念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页），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
否。不可一昧耽著，最易溺心丧志。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取积愈难清。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国藩活动于中国社会由中世纪向现代转变的苦难历程的前期，在他的政治思想和人文精神里不无闪光的智慧，他的思想曾经影响过许多人。
四、曾国藩的洋务传播思想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首创者之一，曾主持洋务“新政”10年（1862～1872年）。他办“洋务”的时间不长，但他却是第一个师法西洋新文化的人，由仿造洋器而罗致人才，由翻译西书而意识到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而又创办洋务学堂。
1849年，面对鸦片战争后列强由沿海而深入内地的经济侵略，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忧心如焚，在咸丰帝即位后连续上奏，提出不少建议。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曾又向咸丰帝陈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指责皇帝拒谏自专，专横独断，致使太平天国起义不能很快镇压下去。曾国藩上奏此折原想效古忠臣之耿直敢谏，自以为不失为忠心耿耿之诤言，但却差一点引起大祸，咸丰帝阅奏折后大为震怒，“立如见军机大臣，欲罪之”，由于周围大臣的劝说才作罢。此一事件对曾的教训很深，此后他再也不敢凭一片赤诚去“冒犯天颜”了。
太平天国接受基督教文化，宣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触犯了封建文化的伦理道德观。1854年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攻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在”。号召封建卫道士们起来“慰孔、孟人伦隐痛……为上下神祇雪被震之憾。”他抓住太平军焚诗书、信洋教的一些弱点加以渲染，竭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与孔孟之道。
湘军与太平军交战初期，屡战屡败，曾两次投河自杀被救起。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天京内讧，石达开带兵出走，湘军才取得优势。1864年7月19日，天京沦陷，曾国荃部湘军抢得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头功，并纵兵对天京大肆掳掠烧杀。清廷论功行赏，对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对曾国荃赏加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伯爵；对其余湘军将领也都赏赐有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了清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联合对付农民起义的新局面，这便是“借兵助剿”的问题。曾国藩认为“目前权宜之计，只宜借兵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始终强调“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正由于曾国藩等的反对，清廷最后没有接受英、法、俄、美等国大规模的洋兵联合会剿。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曾国藩对于西方国家的言论和对策，发生180度的大转变，在根本态度上，反复强调起“与洋人交际，要言忠信，霆笃敬”，“要开诚布公，与敦和好”。转变的原因在于“洋人（咸丰）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伐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怒其小者”。这促使他由宋明理学的信仰者变为主张“师夷智”以“自强”的洋务派大员。曾国藩的思想也以程朱理学为体、申韩之术为用发展为“中体西用”。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倡者。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冲击下，为了对付太平天国与捻军，办洋务必先从办军事工业开始。1860年提出借洋兵“助剿”和委洋商运米粮问题时，他曾表示“目前资夷以助剿、济运以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军营里设内军械所，招募科技人员制造洋枪洋炮。第二年，在中国科技人员徐寿、华蘅芳的努力下，造出第一艘木质轮船“黄鹄号”。1863年冬他派遣早期留美学生容闳到美国购置机器，进行扩充。两年后机器运到，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总局。除了制枪炮、造船外，曾还在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翻译机构，“另立学馆，以习翻译”。他对于主持编辑翻译的徐寿大加赞许，认为“此举较办制造局为尤要”，强调“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并聘用英、美传教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人专事翻译制造的科技书籍多种。他还接受容闳的建议，在江南制造总局兵工厂旁边建立一所兵工学校，以培养机械制造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
1871年8月18日，曾还接受容闳的建议，与李鸿章联名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具体办法为：“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去外国肆习十五年后按年份起，挨次回国”。120名青少年因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未能按预定15年的期限学完，而于1881年便全部提前撤回。但通过6～9年的学习，还是培养出一批近代中国早期的外交、海军、电报、路矿、教育等方面新式人才。
怎样评价曾国藩的洋务活动与洋务思想？陈贵宗和李永璞认为，“曾国藩办军事工业经历了一个由‘专门剿发逆’、‘清内乱’到‘勤远略’、‘御外海’同时共谋”的过程。殷绍基和彭靖指出，曾国藩办洋务，既有“借师助剿”的一面，又有“渐图自强”的一面。曾国藩的“欲求外交之胜利，宜先求自强之道，欲求自强，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总务；以学做炸弹、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工夫。使彼之所长，我尽有之”等言论，表明其“自强”之术，是针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彭靖、殷绍基也指出，曾国藩倡导洋务运动的实绩虽不那么辉煌，但意义在于：他主持制造的，是中国的第一艘轮船（指安庆内军械所造的“黄鹄号”）；他建立的，是中国的第一翻译馆；他派出去的，是中国的第一个出国购置机器设备的人（指容闳）；他送出去的，是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其中就包括詹天佑这样有功于民族、造福于后代的人物。在近代中国，好些学习西方的大事都与曾氏有密切关系。例如：《几何原本》明末翻译出版了其中的前六卷。19世纪60年代，李善兰完成前人未竟事业，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作译出后九卷，令中国人得睹全帙。曾国藩极力支持，承担了出版费用。派幼童留美，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等，他都是主要决策人，而这些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都起了良好的作用。中国由闭关自守转向对外开放，他是最初的倡导者，这是不能抹煞的。
“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他是在同治元年（1862年）说这句话的。这也是他致力洋务的指导思想。他曾说：“鄙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也反映了他在洋务活动中的外交原则。
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及其传播思想
一、李鸿章的军事传播思想
李鸿章是个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挂帅人物，他毕生致力于洋务事业，是洋务运动创始人之一。
李鸿章（1823～1901年），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出身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父李文安曾任刑部郎中、记名御史。1844年，李鸿章考中举人，1845年师事曾国藩，过了两年，他考中进士；1850年，授翰林院编修。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他多次率领团勇协助安徽地方官员对抗太平军。1852年，他到江西晋谒曾国藩，入其营幕。1853年10月，被任命为福建延建邵遗缺道，未曾到任。在曾幕期间，李郁郁不得志，曾一度拂袖他去，闲居一年。1861年秋，湘军攻陷安庆，他又回到老师的营幕，受到曾国藩的重用。自1870年始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和文华殿大学士后，操纵晚清对外军事、外交和经济大政达30年之久，正如时人所说，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指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依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但人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在其一手操办的对外交涉，诸如天津教案、中日修好条规、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无一胜数。因此有人认为，李鸿章的个人历史，几乎就是近代中国国力衰败的历史，是近代中国沦为外国列强半殖民地的历史。
但是，李鸿章仍不失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思想家、军事家和政治家。19世纪中叶，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东南沿海门户洞开，西方列强势力侵入。他认识到，此“实为（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灭亡，他强调“自强”，注重学习和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变易兵制，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其军事思想鲜明地表现振兴中国近代军事的特点。
（一）发展军事工业，“以夷制夷”思想
1860年，太平军进军苏、杭，威胁上海。李鸿章奉命回安徽招募淮勇，皖籍地主武装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人纷纷响应，一支6500余人的淮军正式编成。曾国藩调拨湘军数营并入该军，又以湘军悍将程学启、郭松林充当军中头目。李统率淮军由安庆乘英轮来到上海，旋奉命署江苏巡抚。淮军抵达上海后，曾国藩告诫李对待列强要恪守“忠信笃敬”信条；李又看到外国军队拥有新式枪炮，叹为“神技”，“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他一面以重金聘请洋教官到各营教习，一面向列强购买新式武器。他与常胜军合作，攻占太仓、昆山、苏州，追杀太平军余部。清廷封他为一等肃毅伯，他的淮军由原来的6500余人逐渐扩充到六七万人。1868年平定捻军后，李被实授湖广总督，赏加“太子太保衔”，成为清廷所倚重的“中兴名臣”。
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接触过程中，他深感当时的清廷存在的不仅是“内忧”，而且还有“外患”。他认为外国侵略者“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他又目睹欧美各国“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为了巩固晚清统治，李提出变“成法”，立“奇业”的主张，即在不变更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略事变革，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加强内部统治，对付新的“变局”、“强敌”。
李鸿章最早创办的军事工业，有1862～1863年在上海、苏州设立的洋炮局，规模不大，即给淮军提供了一部分枪炮弹药。1865年又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后来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接办了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
筹建北洋海军是李鸿章“求强”事业的重要内容。同治末、光绪初，西方列强加紧窥伺中国，出现边疆危机，因此加强海防，刻不容缓。1874年，清廷设立海军衙门，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设。
在举办军事工业过程中，李时常感到经费不足，使局务难以维持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