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结合中国政治实际，围绕维新变法进行西学传播。19世纪后期，中国传播西学有两大机构，一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专以译书为业，所译西书偏重于应用技术、自然科学范围。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专出译作不同，广学会除了翻译，还从事编撰、创作，所出版的书籍，除自然科学外，还有社会科学，偏重于批评弊端、鼓吹变法的图书。从思想文化发展角度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属于洋务时代，广学会则属于变法维新时代。
从广学会1900年以前出版的书目来看，至少有一半是撰写之作。重印的《自西徂东》（花之安著）、《时事新论》（李提摩太著），新编的《大国次第》、《新政策》、《论生利分利之别》（均系李提摩太的作品），都与时政有关。《大国次第》一书罗列世界30多个大国的人口、幅员、粮赋、学校、工价方面的统计数字，及其在世界各国中所排的名次。按照所排名次，中国人口为第一，面积为第三名（英国包括其殖民地，排名第一；俄国第二），但贸易是倒数第三，粮赋也是倒数第三；学校、工价即有统计，也无从折算。按书中说法“大抵生齿多者必贱，生齿少者必贵”，中国必然排在末尾几位，这对刺激中国人的觉醒，不无积极意义。《新政策》写于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在书中，李提摩太向清廷提出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四条改革措施，其中不乏切中时弊、切实可行的内容。但《新政策》东也要聘请英美人，西也要聘请英美人，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动机，是否要变中国为英美的殖民地。
第二，开始创新、打开西学传播的新局面。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馆等机构，在翻译西书方面着实作了不少努力，但它们译书主要是为了政府及有关单位的应用，很少在流通发行上下功夫。广学会则别开生面，千方百计使西学从书斋走向社会，影响空前扩大。
书刊结合是广学会传播西学的有效手段。广学会的刊物有《万国公报》、《孩提画报》、《训蒙画报》、《成廛画报》、《中西教会报》和《大同报》，其中最著名的是广学会机关刊物《万国公报》。广学会翻译、编撰的许多西书，一般都先在《万国公报》上连载，然后单独出版。报刊连载有两大好处：一是投石问路，观察社会反应；二是扩大影响，预做广告。
免费赠送出版物，是传教士扩大社会影响的传统手法。广学会成立后，便广赠书刊。一是在每次乡试、省试、会试科举考试时，派人到试场外面送书。二是通过各种关系，向清廷中央和地方的官员赠书。所赠书刊，虽有宗教宣传品，但以时政和科学知识书刊为主。此外，广学会还通过有奖征文，在各地设立代销点，逐年进行成本核算，分析出版动态，开创了西学传播的新局面。
流，不注意开源，重义轻利，等等。这些意见恰当与否，可以研究，但他们从价值观、历史观、生活方式、伦理道德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研讨，开启了日后中国文化问题讨论的先河。
五、林乐如与《万国公报》
林乐知，自号荣章，英文名扬·约翰·阿伦（YongJohn Allen，1836～1907年），美国佐治亚州人。幼孤，由姨父母抚养成人。1858年毕业于埃默里大学，美国监理公会传教士。1859年底奉派来华，1860年7月12日到达上海，在沪、杭等地传教，并首访太平天国的天京，刺探情况。1863年在上海开设广方言馆，任该馆教习，并为江南制造局编译馆译书。1868年继伍德·傅兰雅之后，主编字林洋行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还曾对该报进行过一些改革。同年9月5日，在沪创办《中国教会报》周刊，这是受聘主编《上海新报》期间自费出版的中文教会刊物。1874年9月，该刊从301期起更名为《万国公报》周刊出版，长期担任其主编。1877年后参加由基督教在华各教派在沪联合组成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负责编写初、高级两套教材中的高级教材。1881年在沪开办中西书院，因无法兼顾，《万国公报》遂于1883年7月出至第750期停刊。
1887年同文书会（1894年改名为广学会）成立，林乐知成为该会骨干。
1889年2月《万国公报》改为月刊，作为同文书会机关报正式复刊，册次重起，林仍任主编。1891年2月，又在沪创办并主编《中西教会报》。他与中国官方与西方在华上层人士有广泛联系，曾获清廷“钦加四品衔”。1901年将其在沪开设的中西书院与在苏州开设的博习书院、中西书院合并为东吴大学。提倡基督教与儒学相结合，鼓吹中国走印度道路。1907年5月20日病死于上海。著有《治安新策》、《中东战纪本末》、《东方时局略论》、《中西关系略论》、《列国岁纪政要》、《文学兴国策》、《中国在国际间之地位》等书，译作不下于20余种。
在翻译西书方面，林乐知尽管也颇有成就，《中东战纪本末》曾轰动一时。但总的说来，这不是他的特长。翻译科技书，他不及傅兰雅，翻译社会政治书，他不如李提摩太。但是，在教书、办报方面，傅兰雅、李提摩太的贡献便远不及林乐知。
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报刊中，传播西学内容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报》，其前身是《教会新报》。
《教会新报》创办于1868年9月5日，在上海出版，周刊，初名《中国教会新报》，1872年8月31日第201期起改称《教会新报》，林乐知主编。林乐知创办此刊的初衷，是借此联络教会及造就信徒，故初期刊物内容注重宗教教义，读者也主要是传教士及信教华人，销数仅百余册。林乐知通过降低售价、免费发行、有奖征文、广泛联络、增加杂志中的世俗内容，增加科学知识的比重，到第5年底，每期销数已达2000余份。从201期起，刊物按政事、新闻、教会近闻、中外近事和杂事近闻次序分栏编排，不久又辟格致近闻一栏，宗教内容所占篇幅不到1／5，世俗消息、科技内容比例明显上升。
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出满300期以后，从301期起更名为《万国公报》。
刊物的改名，源于思想的变化。《万国公报》成为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周刊，刊载的内容有中国事务、各国消息、时事评述、科学知识、教义教事、人物图像和其他杂事。因其历史长久，卷帙浩繁，涉及西学的内容相当丰富，不但有关于西学的著作连载，而且消息报道、时事评述中也有西学内容。1876年曾一度出姐妹刊《益智新录》，1891年又一度增出姐妹刊《中西教会报》，均因销路不畅不久便停刊。
中日甲午战争前，《万国公报》热衷于介绍“西学”，连载过韦廉臣撰写的《天文图说》、《格物探原》，李提摩太的《八星之一总论》等。甲午战争后，鼓吹变法的文章明显增多，先后刊载李提摩太的《醒华博议》、《新政策》；李佳白的《改政急便条议》、《新命论》、《理财论》；林乐知的《中西关系略论》、《文学兴国策序》、《印度隶英十二益论》、《广教兴学以救华策》，《中日朝兵祸穷本推源说》、《中日两国进止互歧论》、《防俄杂说》、《俄荣示险于天下尤险于华英论》等文。这表明《万国公报》已不同于一般的传播西学知识的非宗教性的传教士报刊，它竭力为殖民主义的侵华活动辩护，鼓吹中国走印度的道路，成为直接干预中国时局演变的传媒。
《万国公报》在中国上层官绅和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发行量最高时达5.4万多份，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刊物。在整个维新变法时期，是一家全国瞩目的传教士期刊。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首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方面极力倡导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在当时既没有机会出洋考察又不懂西文，因而造成了他们对《万国公报》的依赖。洋务派官僚不仅接受它的观点，而且还帮助推销并主动提供捐款。
1899年2月下旬自第121期起，该刊曾连载李提摩太所译英国人颉德著的《社会进化论》（译名《大同书》），成为最早提到过马克思、恩格斯和《资本论》的中文期刊，1907年12月出至第227期后停刊。
《万国公报》长期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在林回国期间和该刊后期，则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编。参加编撰的外国人有慕维廉、艾约瑟、丁韪良、花子安、李佳白；另聘有华人沈毓柱（赘翁）、蔡尔康（铸铁庵主）、范#（子美）、袁康（竹一）、任廷旭（保罗）等协助编辑和抄录整理文稿。
六、对西方传教士传播活动的评介
晚清社会，风云变幻；西学东渐，死水微澜。如何评介西方传教士的传播活动？
西方来华的传教士都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或宣传自己的观点到中国来的。晚清时期，多数传教士以高傲的态度鄙视中国文化与敌视中国人民，有的还是披着宗教外交的文化特务，如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多次在中国沿海地区刺探情报；在鸦片战争时期，为英军充当向导，在英军侵占舟山时，郭士立还直接担任当地的行政长官；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也曾担任侵华英国侵略军的翻译，担任上海工部局董事；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过侵华美军司令的翻译，参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的活动。当然，也有少数传教士如马礼逊、米怜，确实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而来，把一生精力花在传教、译书、办报与办学上面。有些传教士如李提摩太、林乐知，主观上希望中国变成像印度那样属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他们办的广学会《万国公报》宣传变法，提倡新政，客观上使中国知识分子受到启蒙教育，有助于变法维新。
有人说，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对西方科学的精华部分秘而不宣，只介绍低浅粗劣的部分。这是一种带着有色眼镜的臆测之言，并无事实依据。来华的传教士中，科学素质不高者有之；所传西学中，低浅粗劣者，亦不少见；“但谓其故密其宝，生怕以利器授人的说法并无根据”。至于教案的实际情况，除了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之外，“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也是教案产生的原因，不能地单的用‘侵略’一词来解释教案的成因”。
外商报刊与近代新闻传播
近代报刊是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与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科技进步的成果。西学东渐，报刊西来，有三个轨迹可寻：第一个轨迹是地理变迁。鸦片战争前，近代中文刊物先在海外办，如第一家《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8月5日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出版，第四家《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在沿海城市广州创办；鸦片战争以后，由沿海城市逐步深入内地创刊出版。第二个轨迹是办报主体与种类演变的轨迹。来华创办近代报刊，先是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后是外国商人。教士为传教，办的大多中文刊物；外国商人办的大多是报纸，少数是刊物。第三个轨迹是内容的演变轨迹。教士办中文刊物最早进行基督教教义的宣传，后逐步增加一些科技知识，以广见闻、开民智；《万国公报》还鼓吹变法维新，鼓吹新政；外商办的大型日报，内容多样，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俱全。
一、外商外文报纸与近代新闻传播
在鸦片战争前，外商办的都是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情况有了变化，既有外文报刊，又有为中国人办的中文报刊。外人报刊以外国的外交官、商人、传教士与少数“高等华人”（买办）为读者对象。在鸦片战争前，外商所办的外文报刊除刊载船期、物价行情外，还为本国政府的侵华政策服务，提供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情报，甚至公开鼓吹用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后外商所办的中文报刊，除天津《时报》与北京的《顺天时报》公开亮出英、日帝国主义的旗号与标明是其喉舌外，一般都是学中国人口气，文字与版面安排，尽可能迎合中国人的口味。
（一）葡文报刊
最先在我国创办的近代外文报刊，是葡文报刊。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刊虽不少，但影响不大，代表性的报刊有：
1.《蜜蜂华报》
1822年6月2日创刊于澳门的葡文周刊，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最早的近代化报纸，也是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最早的外文报纸。
创办人是葡萄牙在澳门掌权的立宪派首领甘波沙，主编是葡萄牙天主教多明我会教士安东尼奥。除正刊外，还出有增刊数种。次年6月，执政的立宪派被推翻，主编等人先后逃至广州和加尔各答，该报由夺回权力的保守派首领阿利加等查封接管。1824年1月1日，该报改名为《澳门报》继续出版，宣传保守派的政治主张，1826年停刊。
2.《澳门钞报》（又译《澳门编年报》）
1834年10月12日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纸，初为周刊，后为双周刊。除新闻外，兼刊政治材料，1837年停刊。
3.《帝国澳门人》
1836年6月9日在澳门出版的葡文周二刊，发行主编为菲力西诺，是作为《澳门钞报》的竞争对手而出版的。公开声称不与任何政党相联系，只献身于公众利益。1838年7月24日，因批评澳门总督被政府查禁。
4.《澳门政府公报》
1836年9月5日在澳门出版的官方葡文报纸，为政府喉舌，注重本地政治事件的宣传报道。1839年改名为《中国葡萄牙人报》。
（二）英文报刊
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外文报刊，影响最大的是英文报刊。代表性的英文报刊有：
1.《广州纪录报》
1827年11月8日在广州出版的英文报纸，是外国人在华创办的第一家英文报纸，初为双周刊，1834年改为周刊。由英国大鸦片商马地臣出资创办，首任编辑为美国商人伍德。1828年2月，伍德因与马地臣意见分歧离去，编辑改由马地臣与马礼逊担任。1830年后，济廷、施赖德等人先后担任编辑。物价行情、船运消息占主要篇幅。经常刊载中国方面情况的材料，还附出《广州货价行情周报》。
1836年，每期印320份，其中有280份运往南洋、印度和英美一些主要商业城市。虽为商业性报纸，但有强烈的政治性。公开鼓吹侵华政策，为鸦片贸易辩护，攻击中国官员对外国人的傲慢无理和对外国商业利益的蔑视。在英商内部，该报与东印度公司关系密切，并和自由贸易派的报纸进行激烈争论。1835年起接受华人订户。1839年因清廷明令禁烟，中英关系紧张而被迫迁往澳门出版。1843年6月再迁往香港，更名为《香港纪录报》继续出版。
2.《中国丛报》
1832年5月在广州出版的英文月刊，由美国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裨治文创办并主编。1833年10月起，美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参与该报工作。1847年改由莱奇文主编，1849年9月起由卫三畏主编。撰稿人有马礼逊、郭士立等知名人士。广州基督教联合会与美国在穗的巨商奥立芬在经济上给予支持。每期约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