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之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几乎占据整个历史学界，在传统史书中，农民起义者通常被称为“盗”、“贼”而被否定。只有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并发展起来，在运用了唯物史观对历史作探讨以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才得以肯定，农民战争才得到应有的客观评价，一些重要的积极意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被认定为封建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当然，在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范围的指导思想后，由于基本上沿袭出于战争时期特殊强调的内容，过于重申斗争哲学，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作了较为片面的理解，对农民阶级的觉悟估计过高，对其自身保守和落后一面不能作科学评估，因而对农民战争评价的科学性欠缺。10年动乱后的拨乱反正，力图纠正对农民战争作用评价过高的现象，对农民战争是否在封建社会起了动力作用以及农民是否历史创造者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对农民战争的历史评价才又比较地趋于公正和客观。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进程中，农民问题研究占有重要地位是历史的必然。近几年的一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还谈了这一问题。学者们认为，东方社会是传统农业社会，农民是社会主体，农民问题理所当然的会引起高度重视。许多问题都需要从这一历史的根源上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宗法共同体特征，导致农民个性精神的被压抑和社会心理的非理性特征。农民是东方社会发展主体这一特点还决定，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根本问题是农民现代化。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一切注重中国国情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会把目光投注于农民。走向21世纪的执政党、领导人的成败，也取决于农民问题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政策、策略的成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农民和农业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是不奇怪的，这大概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色。问题在于，当着新时期的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后，如何做好新一轮的研究，倒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又一个新问题了。
总结的问题之三，是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学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成熟和发展的重要关节点。
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之初，都必须回答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述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学说，到底是否或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观察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直试图给予中国历史以这种科学的阐析。郭沫若、吕振羽等学者，都是想在回答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适用于认识中国社会历史这个问题方面，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他们最先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秦以前的文献、近代发现的甲骨文、钟鼎等文字记录和有关实物进行研究，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最早是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商代或殷周之际产生阶级、国家，进入文明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所论述的社会发展形态学说，绝非仅仅存在于美洲、欧洲，也存在于古代中国。认识中国原始社会和文明起源的本质特征，对于后来历史的认识，就像高屋建瓴，顺流而下，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形态及其发展的解释是合适的，指出中国历史从何处来，将要奔向何处去。这是中国史学史上观念和方法的一次重要革新。
刘大年就是这样认为的。他曾给予郭沫若、吕振羽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很高评价。他说，中国古代社会从文明以来一直隐秘着的谜底，现在由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拓者们，首先是郭沫若和吕振羽揭开了，再加上其他先辈们的努力，他们得了一个王国。“马克思主义完全适合于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形态及其发展的王国。”他强调，郭沫若等学者这一贡献提示了方法论的意义：如果注意与古史辨派的比较研究，进而比较当时其它有关撰述的种种主张，就会更深刻了解到，科学理论思想指导，对于历史研究具有何等重要性。“中国传统的历史学，科学成分积累丰厚，但仍是一堆散钱，现在用历史唯物主义这根绳子把那些资料、科学成分贯串起来，不从形式上，而从内在关系上去观察，它们就呈现出客观的、一定的条理系统。人们对于中国历史，以前那种零散、表面的、或者‘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认识，从此就结束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学者也都曾就这些问题作过探讨。他们强调，自从人们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研究中国历史之后，确实引起了中国史学史上的划时代变化。如果说进化论和种种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传入，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过某些突破和革新作用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中国历史学的又一重大突破。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等学者的贡献，重要的还不在于他们个别学术问题上的创见，而在于他们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开了一代新风。不仅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而且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格局，实现了观念上和方法上的一次大革新。学者指出，“中国历史学发展至此，的确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当年风华正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系统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因和规律、剖析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各种社会形态、考察中国历史经历的各个阶段，运用研究历史的科学成果，帮助广大人民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现实社会的性质和中国未来的历史命运。
这样一来，历史学就显示了重大的社会功能，不仅是认识中国过去、而且成为认识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工具，不仅是认识中国国情、而且成为革命地改造中国的工具。“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才逐步在我国历史论坛上取得优势，并终于成为我国历史学发展的主流。”前辈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有的社会功能及其历史贡献的分析是中肯的。诚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对历史史料的把握不可能尽善尽美，对一个问题观察的角度不可能完全同一，所以在对历史考察的过程中，在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的阐述上，会有不尽一致的意见。因而，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的研究，必然会转入到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理解的多种争议和探讨。事实上，关于古史分期的争论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争论涉及对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汉魏等历史阶段社会性质的探讨，涉及对一些理论问题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奴隶制不同形态和东方社会特点问题、区分奴隶制和封建制标准问题、封建社会形成条件和理论等问题的探讨。这也是几十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和特点。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等学者所著《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书，对此有详细回顾。从总的方面评估，应该充分肯定它对于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积极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是从古史分期讨论开始的。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术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为揭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奠下了可信赖的理论基础。
西方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A·费维剀和陈沙利所撰著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J.马尔奇西奥的《人民中国的历史研究》中，都曾提出过这一问题。不过，他们倒是更希望中国的学者统一思想。他们指出，中国历史学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应是将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各类马克思主义的分期方法联系起来，同时又不至于抹煞中国过去历史上的独特性和特殊性。中国历史学家今天正在进行的论战主要集中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他们承认，中国学者首先关心的历史分期问题，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正在研究的选题。大致说，中国历史学研究中存在问题的领域是在“关节点”上，即中国历史上一种社会结构向另一种社会结构的过渡时期（例如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或者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必然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为数很少的几个关键问题上，例如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占有制度的性质，以及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的分期问题，这个问题与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有特殊的关系。几十年来，对中国历史规律问题研究和由此引起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研究，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考和把握，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历史的探讨和研究，确实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上述几个方面，一个是历史的必然性问题，一个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和主要内容问题，一个是其发展进程中的核心理论问题。所以着重地提出来，在于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确实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种抉择，是建基于中国国情和时代主潮的一种抉择，是通过理论的变革而引起的历史学的变革。诚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是不平坦的，其间有严重的曲折和坎坷。面向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作反省和认识。
需要总结的教训之一，是史学要不要为现实服务，要不要和现实的社会使命挂上钩。必须坚决杜绝影射史学，坚持历史研究的学术尊严和科学立场，注意史学正确致用于现实的问题。
应该指出，任何时代的史学都存在体现时代精神的问题，存在为现实服务的问题。这是历史学的学科本质决定的。历史总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总是历史的发展；要了解现实、把握现实，预见未来，必须研究历史和它的发展规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功，就在于它的研究者，站在科学的立场上，以科学的研究成果，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们，指出社会发展方向和人们应该努力的目标，从而也产生大的社会效应。而一段时期的“左”的史学思潮追随者，既不能正确把握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又站在逆时代潮流的立场，因而不可能有正确的结论和发现，反而败坏历史科学名声，所以问题的要害在于研究者的立场、观点、方法。
由此的进一步问题是：为什么“文革”史学的危害会这么大？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注意：其一，这是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历史研究，恐怕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这样的举国上下关注的历史研究，而且这种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完全违背历史潮流的，是在摧垮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全部文明的。这一点，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已有结论。要究明的是第二个问题：肃清“文革”中“影射史学”的危害和影响。“文革”中“影射史学”的要害，除了组织者和若干参与者有政治阴谋外，还在于有些参与者学术道德和学术良心问题。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有些人可以随意地剪裁历史，随意地制造各种结论，历史学如果真的这样发展下去，实在可怕。所以有个坚决杜绝影射史学的问题，有个坚持历史研究的尊严和科学性的问题，有个如何做才是史学正确致用于现实的问题。其实，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许多是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中包含着前人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对于任何时代的人都是可观的精神财富、只要理解和把握得好，不仅可以从中获得各类知识和社会阅历，还能大大提高自己应付各种复杂事变的能力。人们有了历史眼光，将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看，就容易保持理智清醒的头脑，也能整体地、立体地、多方位地看待分析现实问题。诚然，探知社会发展规律，为党和国家的宏观战略提供决策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力求发挥的最大的社会功能。古今中外那些震撼人心的传世的历史学名著，其最引人注目处便是它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也就是它在字里行间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真实精神。大凡高瞻远瞩、有胆略的历史学家，在他们有意写一本史著的时候，开始时都着力于体察时代精神，把准时代脉搏、然后选定课题，开展理智的分析研究。有这样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治史态度，影射史学当被拒于千里之外。
史学如何处理好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也是“文革”劫后学术界关心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史学家不应承担现实的使命，而只能承担学术的使命。史学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求知、求真是至高无上的目的，不应带有任何意识形态的使命。至于史学的现实作用，只是史学的一种派生物，不能成为史学家本身的意图。如果把两者混为一谈，实际上就会干扰史学真正功能的发挥。也有学者提出，史学家应该倾心于自己的课题，不应首先考虑自己课题的社会意义，更不应有意识地为迎合某种需要而撰史。至于社会如何评价他的研究成果，如何发挥他的成果的社会作用，那是社会的事。因为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以科学性也即史学的学术价值为其内核，特点在间接性，而不在实用性。这形形色色的见解，反映了“文革”后人们的一些忧虑和思考。其实，任何时代的有影响的史学，没有不和现实政治联系的。问题在怎么看、怎么做、做哪些具体的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立之初，目的在解放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怎么能脱离现实政治？在急迫的救国实践中，只有考虑时代变局的大问题，才能起好这样的作用。和平时代也还需要有学者代表国家利益大局做研究，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诚然，遵循历史学科本身的规律，百花齐放、全面发展也十分要紧。如果史学研究还是唯政治问题、方针政策为研究出发点，很容易重蹈庸俗化和实用主义覆辙，导致研究领域的狭窄和研究论题的单一。建国初17年的史学成就是不小的，它的某些重大失误就是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新时期史学的繁荣就在于摆脱了这种挫折的影响。在原来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的基础上，新时期史学还必须确保自己的独立品格不受损害。所谓独立品格，就是求真，就是对于历史真实的执着的追求。一旦失去这种品格，史学就不成其为科学，没有真理和尊严可言；诚然，史学关注社会及其经世致用作用的发挥，还有一个“度”的问题，所谓“度”，归根结底是尊重历史事实，着眼于借鉴和启迪，这都涉及史学独立品格及其史学研究神圣性和权威性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