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始见于魏源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特别是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中，魏源结合外国史地的研究，详细而完整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他指出：鸦片战争后，即使与英国签署了有关条约，也并不意味着从此天下太平，“其所以严武备、绝狡启者，尤当倍急于未款之时；所以惩具文、饰善后者，尤当倍甚于承平之日。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依据他对西方国家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他认为英国目前之强于中国，首先是依仗其坚船利炮，但这种局面并非不可改变，盖“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他多次提到俄国彼得大帝勇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致国于强盛的事迹，称其“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并说“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只要认真向西方学习，定能“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为此，他建议，在“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经过一段时间，即可培养出自己的技术人才，以便日后自行铸造船炮。与此同时，还应建立选拔技术人才的机制，在“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拔取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以引导相关人才的脱颖而出。
不仅如此，魏源还极具远见地提出，“师夷长技”不能只限于造船铸炮，还应学习西方行军练兵等军事制度；造船铸炮，也不光是为了更新军用火器，而应进一步向更为广泛的民用工业发展。他说：“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而内地商舟皆可不畏风飓之险矣。”如以火轮船“通文报，则长江、大河，昼夜千里，可省邮递之烦；以驱王事，则北觐南旋，往还旬日，可免跋涉之苦；以助战舰，则能牵浅滞损坏之舟，能速火攻出奇之效，能探沙礁夷险之形”。此外，“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车、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并充满信心地预言：“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为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又何暂用旋辍之有？”这些主张，实际上是为中国走向近代工业指出了一条现实的途径。也正是从这种战略思想出发，《海国图志》100卷本以整整12卷的篇幅，用大量的文字，辅以数十种图式，分类详细介绍了船炮、火轮船、地雷水雷、望远镜等西洋器艺制造和使用方法，以期引起人们对这方面的重视和认同。
应当看到，上述“师夷”思想的提出，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的。这是因为，千百年来中国文化历尽沧桑而不衰及其在东亚地区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事实，使之在一般人心目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甚至近乎盲目的自我优越感，即使在晚清传统文化已日见衰落之时，许多人仍不愿承认这个事实。对于出自“夷狄”的外来技术或文化，他们更怀有一种出自本能的排拒心态，这几乎可以说是鸦片战争时期绝大多数士大夫的普遍心理。当他们一旦感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首先想到的便是彻底禁绝一切与“西洋”有关的“祸物”，认为“昔者圣王之世，服饰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诛。夫使中国之人被服纨绮，玩弄金玉，其财固流通于中国之中，而圣王必加之厉禁者，为其坏人心而财势偏积也。今中国之人，弃其土宜，不以为贵，而靡靡然争求洋货，是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而吾之财安坐而输于异域。其在圣王者宜如何？天下之物取其适用而已矣。洋有羽毛之属，而中国未尝无以为衣也。洋有刀镜之属，而中国未尝无以为器也。仪器钟表，彼所制诚精于吾，而为揆日观星者之所必取矣。然而舜在璇玑，周有土圭之法，彼其时安所得是物而用之？然则吾于洋货何所赖而不可绝焉”。故“宜令有司严加厉禁。洋与吾，商贾皆不可复通，其货之在吾中国者，一切皆焚毁不用，违者罪之。如是数年，而中国之财力纾矣”。直到鸦片战争迫在眉睫之际，正统派官僚曾望颜等仍幻想以“封关禁海”的故技，来迫使英国侵略者“悔罪而俯首听命”，以保持清廷的“海宇清宁”之局。故当魏源提出“师夷长技”的口号时，立即就遭到了正统派和顽固守旧人士的一致非议，直到多年以后的洋务运动时期，反对之声依然不绝。在他们看来，“师夷”论不啻是“用夷变夏”的邪说，自古“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轩文称：
“臣愚以为近日要策，首在封关。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互市……彼未有不惧而求我者也。”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
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持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况“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导之以甚可耻之事，而曰尔之礼仪廉耻勿失，此必不能之势也”。甚至说，只要守住孔孟之道，便足以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然而进步人士并不为此所动。魏源在当时就驳斥了那种以“置造船械、师夷长技”为“糜费”和以“翻夷书、刺夷事”为“多事”的说法，以为这些人不明世界大势，一旦有边警，必然糜费丧师，贻害国家。19世纪60年代以后，经过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等人的继续发挥，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思想终于逐渐得到洋务人士的普遍认同，并成为此后一段时期内外国史地探讨的重心，受到了官方和知识界更为广泛的关注。
在整个洋务时期，清官方编译机构和一些外国传教士应时势之需，先后编译出版了不少外国史著，如京师同文馆的《俄国史》（俄文馆学生译）、《万国史纲》（杨树、张秀译）、《各国史略》，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法国新志》、《俄国新志》（以上二种为［英］陔勒低著、傅兰雅译）、《西国近事汇编》（金楷理等译）、《四裔编年表》、《埏外乘》、《欧洲东方交涉记》、《列国岁记政要》（以上几种皆林乐知等译）、《英俄印度交涉书》（瞿昂来译），益智书会等教会组织编刊的阚斐迪《俄史辑译》、慕维廉《大英国志》，其他方面出版的《俄国志略》（鹭江寄迹人译纂）、《英法德俄四国志略》（沈敦和辑译）、《德国合盟纪事本末》（徐建寅译述），以及薛福成出使欧洲期间辑译而死后由其子刊行的《续瀛环志略初编》等。这些书大多直接译自西文，故所提供的世界知识一般较以往为可靠。至其内容，则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偏重于西方国家当代史，特别是军事和外交关系的介绍和探讨。
如《西国近事汇编》译辑西报有关资料，逐年记载了1873～1899年西方各国时政、军备、外交和宗教等事；《欧洲东方交涉记》和《英俄印度交涉书》分别论述了当时英俄等国在土耳其和中亚西亚互争雄长的军事和外交活动；《法国新志》和《俄国新志》则以志书体分类记载了两国地理、人口、经济、宗教、教育、法律、外交、防务等，立足点也全在当代史方面。二是详于西方国家的经济活动及工业技术近况。如《列国岁记政要》重点记录了欧、美、非、大洋洲各国政情、商贸、交通情况，译者之一郑昌在序中称：
“富为强国之本务，国未富而先求强，是犹羸马而与骐骥争力，未有不中蹶者也……方今欧人于贸易得百货之饶，开矿取山泽之利，陶朱、白圭、猗顿之流，布满海国”，是其由富而强之明证，惜不能详悉其当前情况，英人麦丁富力得原辑之《列国岁记政要》为最近（同治十二年，1873）之各国记载，于其“国计商贾兵制，尤为详核。而学业之盛乃其本，此皆英之公使领事于各国按年录寄官单汇萃成书……窃谓此书于为国之谟、安攘之道，裨益者广”，故特译出，使“当事者庶得所采择焉”。《俄国新志》和《法国新志》也在书中立专章，分别述其制造工艺、商贸财政、船务交通、学校教育及金融货币等事。凡此，体现了这些外国史译作力图为正在推行的各项洋务措施提供借鉴的用意。
这一时期，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两部外国史力作——王韬的《法国志略》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王韬于1867—1870年间赴英助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籍时，曾二度途经法国巴黎，“览其宫室之雄丽，廛市之殷阗，人民之富庶，兵甲之盛强，未尝不叹其外观之赫耀也”。他认为，“法在欧洲为千余年自立之国，喜选事，善用兵，欧洲全局视之以为安危”，只因数十年来风俗侈靡，习尚夸诈，官吏骄惰，上下猜忌，以致国势浸弱，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惨遭败局。此中盛衰原委，极可总结借鉴。因而自欧洲返回香港，即以半年之功，在丁日昌所纂《地球图说》中“法国图说”的基础上，编著成《法国志略》14卷，后增补材料，于1890年重订为24卷，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法国的地理、人口、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情况。与此同时，他还依据在普法战争过程中采集的中外报道和各种资料，于战争结束的1871年写成《普法战纪》14卷，1886年复根据普法军队中的随营记录和各国评论，增补为20卷，详述了战争双方的成败得失乃至整个欧洲局势。
在《普法战纪》中，王韬指出：“余之志普法战事，岂独志普法哉？普法者，欧洲全局之枢机总括于此矣……善体天心者，无虞邻国之难，而益励其修，奋武威，振边防，习战守，练水攻，造舰炮，精艺术（指工艺技术），师长技，明外情，先自立于无间之地，而后敌乃不得伺间以乘我，此之谓折冲于无形而战胜于不兵。”其中特别提到了师夷长技和练兵、造船炮对于保持一国之强的重要性。他认为普胜法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兵器的优劣显然不可忽视。为此，他还在书中对普军的新式武器作了不少介绍，如“发火极迅而绝少渣滓”的火药、侦察气球、旋转灵活的八轮“墨迭而鲁士炮”等。而其《法国志略》的“广志”和“广述”部分，则对法国的财政、金融、商务、交通、邮政、水利等关系国计民生之事，乃至其民间制器发明和新闻通讯手段等都给予了相当关注，希望以此引起人们的重视。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成书于1887年，1890年付刊，1896年初正式出版。全书分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等十二志，系统论述了日本历史及其各项制度。在此之前，黄氏曾于1877～1882年长期担任清驻日使馆参赞，对日本明治以后的维新气象和国力日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撰《日本国志》的目的，即是为了向国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及其成效，以便“借镜而观，导引国人”，促王韬：《普法战纪·叙》，1895年弢园王氏铅印本。参见《〈日本国志〉出版何年》，盛邦和、［日］井上聪主编《东亚学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使人们走变法自强之路，故书中尤详于明治维新以后诸事。从日本维新以后逐步由弱变强的事实中，黄遵宪深刻体会到发展近代工业和技术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说：欧美日本各国，“举一切光学、气学、化学、力学，咸以资工艺之用，富国也以此，强国也以此”。“泰西人恒有言，疆场之上，十战九败，不足虑也；若物力虚耗，国产微薄，则一国之大命倾焉。”因此，他们在国中“朝夕申儆，教以财务、力农、富工。于己所有者，设法以保护之，加意以精之；于己所无者，移种以植之，如法以效之。广开农工商诸学校以教人，有异种奇植、新器妙术，则摹其形，绘其图，译其法以广传之”。反观中国，则“后世士夫喜言空理，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于是制器利用之事，第归于细民末匠之手，士夫不复身亲，而古人之实学荒矣”。有的至今仍嚣然自大，对外国的先进科技“不考夫所由来，恶其异类而并弃之，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可耻”。事实上，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器物之用，原不必自为而后用之”，世界各国的工艺技术正是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日新月异，趋于发达的。他赞赏日本明治政府勇于向西方学习，努力发展开矿、铁路运输和其他近代实业的做法。称其采矿“以地学测验，以机器开掘，以化学分析”。且“皆听民为之，官特设法以保护”，由此带动了整个冶铸业和运输业的发展，“资以谋生者不知凡几”，实为“转移富强之机”。而“铁路之利于漕务、矿务、赈务、税务，为益毋穷，而于用兵一事尤为万不可少之举、必不可缓之图”。并在《食货志》中对其兴办新式工业的种种措施，如开办国有企业，扶植民间工业，派员出国考察和引入新技术，建立行业联合会，鼓励商品出口等，一一作了详细评述。以为其中有许多都值得中国人加以考察和效法。
从魏源到黄遵宪这些进步学者在外国史地研究中一再发出的“师夷长技”呼声，在近代思想界乃至政治、经济界均激起了深远的回响。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诸议，正是在魏源“师夷长技”思想的基础上发挥而成的。而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官僚的“自强求富”观，也明显受到过魏、冯等人的影响。他们的洋务实践，如开办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广州的“广方言馆”，创设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马尾船政局，以及举办北洋水师等，大多可在这些人的有关论述中找到影子。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在强调“师夷长技”的同时，还把思想的触角伸向了提倡维新变法的新境界，因而不仅为洋务官僚或翁同龢与光绪皇帝所赞赏，还受到了维新派的一致推崇。
寻求救国真理——史家视野中的西政和西学一、以史为鉴：从改良到革命自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最初十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大的政治变革，即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两次变革，目的都在推进中国政治的资本主义化。因其参照的模式，都来自东西方近代国家，故在整个发动和运作的过程中，便不能不处处取鉴于外国的相关历史，由此形成了此期外国史地研究以探讨东西近代国家政治为主流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