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由于我国选举法规定的选区划分的多重原则，选区划分要同时兼顾地域和单位、人口数、代表性三重因素的结果，往往是顾此失彼，使得选区的大小、选区的构成及选区的比例难以掌握，直接影响了选举和选举的效果。如北京市房山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第16选区的人口数为24508人，选民数为3959人，分配代表名额为2名，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高达12254人！根据房山区的人口数和代表数计算，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平均为2746人，第16选区应当分配的代表数为9名，如果这样分配的话，该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选民数仅为440名，与其他选区相比悬殊太大。同样，房山区第19选区的人口数为257人，选民数2615人，分配代表名额1名，从选民数来看，该选区划分是大体相等的，但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只有257人来看，则远远低于房山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平均水平（袁达毅，p98～109）。由于选举法规定的选区划分中三重标准难以兼顾等问题，类似情况在各地的选举中较为普遍，这两种状况既造成了选民投票权事实上的不平等，也使得法律规定的城镇或农村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当的内容无法落实。
4）选区划分缺乏相对稳定
尽管选举法第十一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如果由于行政区划变动或者由于重大工程建设等原因造成人口较大变动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依照本法的规定重新确定”。但同样的法律并未对每次选举前的选区划分做出明确的限制。与美国各州当年普遍存在的议席分配及选区多少年不变的情况恰恰相反，我国县级以下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次选举前的选区不需要理由地一再变动，使得选区划分太过于随意和缺乏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的第二项规定中，将“划分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作为县级以下选举委员会六项职权之一予以明确，即是目前直接选举中的选区划分缺乏稳定的法律渊源。
从理论上讲，只要行政区划没有变动或未出现因为法定的原因造成人口较大变动的状况，分配到选区的代表名额不再变动，选区也应保持相对的稳定而不能频繁变动，这既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也是保证选举公正和民主的基本条件。稳定的选区对于选举组织和选民都有好处，每次选举前都要重新划分选区，既使选举组织者增加了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又使某些人借划分选区为由违法操纵选举变得轻而易举，也不利于人大代表和选民选区意识的形成。
5）选区划分和代表名额分配缺乏监督和制约
选区划分的实践中不但难以兼顾多重标准和缺乏相对的稳定，由于主持同级人大代表选举的选举委员会在负责划分选区时并未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选举的公正性。有些地方为了控制代表选举，阻止一些自荐候选人的当选，在当地行政区域及人口并无较大变化甚至根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利用选举前重新划分选区的机会，将有可能从票箱中另选出的代表候选人所在的原选区打散，重新组合划分成新选区；同样，为了确保某些人士的当选，有些地方的选举委员会不顾人口比例及人口分布的地理位置，借划分选区之际划分特定的选区；更多的做法则是为了平衡选区的人口数，将不相邻的几个单位硬凑成一个选区。同时，尽管法律规定代表总名额由上级人大常委会确定，但是在分配代表名额时，选举委员会往往以界别代表、特殊代表名额保护如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女性等理由，指定选区必须选出符合一定条件的代表。这种做法实际上变相限制和干预了选民自由选择的意愿，侵害了选民的民主选举权利。
如2003年11月湖北省潜江市第五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该市选举委员会将居住在潜江市城区中心地调处（油田单位）的100多户选民划归到相距23公里外的广南选区；把市城区中心的林业局和相距38公里外的蚌湖林场划为一个选区；把市城区中心的水产局和相距37公里外的龙湾渔场、张义咀渔场划为一个选区（水产局至龙湾37公里；龙湾至张义咀35公里；张义咀至水产局32公里）；把离城区10几公里的工农村（农业人口数1309人）和国家二级企业湖北除尘设备厂（厂区、职工住宅区全在市城区中心）划为一个选区；把相距20公里的竹根滩中学和市二职高以及特校划在一个选区；把相距10公里的（老新和徐李）两个集镇混合后划分为三个选区（姚立法等，潜江2003年选举申诉书）。尽管当地人大代表和选民对这种离奇的选区划分多次提出异议，但该市选举委员会及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和处理，选民们不可以也不可能就选区划分中违法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选区划分的理论及标准比较
选区划分与代表名额分配是代议制民主中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选区划分对于选民投票、候选人竞选及政党采取何种参选策略均有关联，因而选区划分对于选举结果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各国法律一般都会对选区划分的原则做出尽可能详尽的规定，以确保选区划分的公平，避免政党间的争执及对抗。
国外有关选区构成的理论中，选区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地域位置为标准，即以行政区域的分布来决定代表或议员的数量，也可称作地域代表制；二是以人的特征为标准，如以人的职业、种族或性别来决定代表或议员的产生，也有人称作职业代表制或界别代表制。但在实际的应用上，许多国家采用不同的组合来划分选区和决定代表名额的分配，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大代表及立法委员的选举中，主要以地域位置为标准兼顾人的特征来划分选区，单设了原住民选区；对不分区的政党选举中，另行规定了妇女代表的保障名额以及为保障妇女代表当选的单独计票条款。
从选区划分与代表名额分配的关系来看，也可划分成两种型态的选区：一是单一制选区（singlememberdistrict），也称作小选区制，即一个选区只选举产生一名代表或者议员；另一种是复式选区制（multimemberdistrict），也称作大选区制，即一个选区选举产生两名以上代表或者议员。也有西方学者将选区规模作为区分选举制度的基础，将选举制度区分为单一选区制；复式选区比例代表制和德国式混合制。
以选区划分的标准来看，最为著名的是美国政治学者李帕特（A.Lijphart）提出的16项“公平代表的标准”（criteriaoffairrepresentation）：
（1）对每一位公民而言，皆应有平等的代表，最基本的一人一票原则。
（2）选举区的疆界必须尽量与地方的政治疆界一致。
（3）选举区在地域上必须是紧凑且连续的。
（4）选举区的划定应该给予政治上的少数派有他们的代表。
（5）选举区的疆界在划定时应给予种族上的少数人群有他们的代表。
（6）选举系统不应对任何一个政党特别有利而产生偏差。
（7）选举系统不应对任何种族团体特别有利而产生偏差。
（8）选举系统应对选民在政党偏好上的改变具有广泛的响应。
（9）选举系统应有一种“经常变动率”，意即每一政党所获席次与选票数的比例应相称。
（10）对任何特定的种族团体而言，其所得票数与席次之间应具有比例性。
（11）选举区的规划有使其具有竞争性，意即在每一选举区中，每一政党都有当选的机会。
（12）每一位选民所投的票对选举结果应具有同样的影响力。
（13）每一位选民的选票应尽可能的被运用到，尽可能不要产生废票。
（14）每一位立法者在立法机关中的权力应与其代表的选民人数相对称。
（15）应该有相等数目的代表替相等的选民服务。
（16）大多数的选民应该可通过其代表控制立法结果，而少数的选民不应该选举出大多数的代表，即基本的多数原则（潘诚财，从选区划分论我国立法委员选制改革）。其中一人一票的公平代表标准，选区的疆界尽量与地方区划保持一致标准，选区划分应当是简洁和连续，标准是李帕特16项标准中选区划分最为重要的三项标准。
也有学者提出选区划分的五项标准：
（1）公平代表性，指在单一选区必须尽量使选民数目接近，复式选区则应使所有代表与被代表的选民之间呈现相对称的情形。
（2）席次比例性，指每一政党或政治团体所获代表席次应与其所得的选票具有相当的比例。
（3）行政区域完整性，指划分选区时应尽量配合与行政疆界一致，选区界线应简洁而连续，防止出现杰利曼德式（gerrymandering）的划分法而引发争议。
（4）保障少数团体。
（5）促进政党政治。
但是台湾学者游清鑫却认为，选区划分虽然属于行政技术的范畴，却无绝对的好坏之分。由于选区划分对既有政治生态的影响，在执行时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相当程度的政治考量（游清鑫，选区划分：规范面的探讨）。他指出，就所有的标准而言，平等代表的标准是民主政治运作的基本前提之一，是选区划分中最为广泛应用的一项。但就个别的标准来讲，背后都隐含有重要的政治价值，企图将这些价值联结在一起，作一个选区划分同时符合所有的标准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例如要符合人口平等的标准，常常无法保持选区的完整或维持原有的行政疆界。因此，应当以BruceE.Cain 提出的在选区划分时的“三项前提”来对这些标准进行取舍：一是选区划分标准中的价值应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二是选区划分的标准之间不应相互冲突；三是当这些标准产生冲突时，应对其各自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如人口平等是选区划分时需要优先考虑的，则划分的方式应尽量使每一个相同应选名额的选区人口数相当；当选区划分时需要优先考虑选区的简洁与连续，则应着重于地理位置上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