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一种政治背景和现实心态的影响。“战斗文艺”思潮汹涌而来之际，台湾文坛于高压政策下成立的带有政治色彩的第一个女作家组织——“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以及稍后组织的“中国妇女写作协会”的宗旨，都是“结合全国爱好文艺写作的妇女，从事战斗的、健康的文艺作品的创作。”1955年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成立之际，还宣言过如下目标：“我们8望拿起一支笔写下自己的心声、自由中国的复兴、大陆铁幕的黑暗。”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50年代曾经出版过三辑《妇女创作集》，该会的常务理事许素玉在编辑序中明言，协会的宗旨是“鼓励妇女写作及研究妇女问题以实践三民主义，增强反共抗俄力量”。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仅仅是“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包括“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等等，作家团体采取向官方主动表态的模式彼此规约，当局把作家纳入官办“民间”文艺团体，千方百计地扩充反共文艺人口，让他们服膺“战斗文艺”运动。这既构成50年代文化体制下的文艺运动的显著特征，也让人们窥见民间社团与统治者当局之间的微妙关系；它所反映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坛的强大的裹挟力量，同时也是拓定时代背景下一种互为影响，并非孤立存在的文学现象。
另一方面，在“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的宣言告白与实际的创作面貌之间，在主流文坛对女作家政治笼络与文学排斥之间，又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导致当时呈现弱势文坛地位的女作家，多以疏离于主流文坛的创作姿态，不断开拓女性书写的空间。在“战斗文艺”运动一统天下的50年代，主流文学倡导的是“反共抗俄”的“战斗”主题，女性书写侧重的多是思乡忆旧的文学情怀；主流文坛评价作家创作的尺度，首先是作家能否纳入“战斗文艺”的反共轨道，而非文学艺术的标准。凡符合“战斗文艺”创作宗旨的，官方极尽鼓励重奖之荣誉，如潘人木的《如梦记》、《莲漪表妹》、《马兰自传》等小说，连年获得“中华文艺奖”；凡有悖于官方要求的女性书写，却遭到贬损排斥，甚至被打入另册。早在50年代，针对女作家不重视文学的“战斗性”的倾向，具有官方文学色彩的评论家刘心皇就曾这样批评道：
她们的优点在于感情丰富、思想细致，描写心情和事物，都能入情入理，而且用词美丽。可惜的是，她们所写的差不多是身边琐事。读她们的作品，仿佛不知道是在这样惊心动魄的大时代里。在主流文坛眼里，女作家普遍的创作，得到的是这样的评价：和“反共文学”相比，以怀乡为主的题材显得不够“积极”，在不重视文学性的“战斗”时代只能成为支流；和当时已形成另一风潮的现代派比起来，女性爱情小说显得太“平凡”了些，在那个创作上的狂飙猛进时期，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仿佛茶余饭后的消遣，也是支流。处于支流地位的女性书写，如果创作出了“格”，那就不仅仅是遭致批评了，强有力的政治干预，将给人带来灭顶之灾。这种干预一直延续到六七十年代。60年代初期，女作家郭良蕙的长篇小说《心锁》因为涉及到性描写，便被指控为“黄色小说”，“内政部”据此查禁了《心锁》，作者也被“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和“中国文艺协会”开除会籍。在“战斗文艺”团体互为网络的背景下，任何一个作家，一旦被“中国文艺协会”等团体所摒弃，无异于被放逐在台湾文坛的边地带，其承受的社会压力可想而知。
不管官方文坛对于女性书写采取怎样的态度，从普遍的意义来说，50年代女作家疏离于主流文坛的创作姿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与那些多在政界和军中任职、具有官方文化色彩的男性作家不同，这些在教育、文化部门服务的女作家，相对而言，民间的、个体的写作色彩更浓一些，离政治的漩涡相对6一些，或许因为她们不属于反共文学的正规部队，这反而使她们在无形中拥有了写作的自由度和新的文学空间。尽管不排斥极少数女作家曾以峻急之情投入“战斗文艺”写作，一些女性作品中也流露过初到台湾的政治心态与“战斗”字眼，某些篇什在特定的社会氛围中也会增添“反共的尾巴”，但在她们的全部创作中，这类写作占据少数；在她们后来的思想感情变化中，最初的“战斗”色彩也不断由浓变淡；在50年代女性作家的整体创作格局中，“战斗文艺”的倾向并不占据主导位置。
在写作路向上，与当时主流文坛充满“战斗”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不同，50年代的女作家更重视创作的文学性。“战斗文艺”蔚为风潮的年代里，文艺团体争先恐后召开座谈会，报纸刊物纷纷开辟“战斗”专栏，这种现象曾经此起彼伏，但“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举办的三次文艺座谈会，却与当时风尚有所偏离。1955年6月，由罗家伦主讲“写作的理论”；1957年6月，香港作家徐讠于被特邀参加座谈会，研讨主题为“写作的传达与表达”；同年9月，梁实秋则为女作家们讲授“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小说的关系”。女作家们对于社团活动的文学期待，可以从中窥见一斑。女作家们曾经具有的文学素养和创作生涯，她们对于生命、人性、爱情、美与艺术的特别敏感和关注，使她们从台湾文坛出发的时候，更希望自己的写作定位首先是文学的角色，而非政治的传声筒。
这样一种文学角色的定位，势必带来女性书写的独异风貌。具体到创作题材和文学题旨的表现，当时的文坛上出现了三种情形。
第一，怀乡文学的创作，透过追忆大陆、怀旧思乡、寄寓离愁的描写，凸显出浓重的乡愁意识。尽管这一主题指向中，某些作品也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但多数作家巧妙地避开对政治的直接发言，在人性和人情、故0与乡土的情感层面深入开掘，于“战斗文艺”原野的空白地带左奔右突，婉蜒曲行。张秀亚、琦君、谢冰莹、林海音等人的作品，往往在散文与小说的领域里见证了怀乡情感的浓度。
第二，对婚姻爱情故事的表现，蕴藏了一种反封建的主题指向。无论是借故乡人物的忆念，描摹过去时代悲欢离合的人情世态，如林海音的《婚姻的故事》、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等；还是以现实生活的观照，表现当下台湾的情感纠葛与伦理冲突，如郭良蕙的《银梦》、孟瑶的《心愿》等，这类创作都对男女不平等的传统与现实，对女性的历史命运与生存境遇，给予了特别关注。
第三，通过性别角色与性别论述的体认，承接了五四以来大陆女性文学所传达的女性意识。张漱菡、童真、刘枋、繁露、毕璞等作家在50年代创作的部分小说，从一个侧面透露出经过五四新文化思想濡染的知识女性的自主意识。这样一种女性书写带来的创作面貌，不仅在主题和题材上完全区别于那种“局限于揭发中共的贫穷、屠杀、无人性，以及心向王师这些教条”的反共文学作品，而且在风格上也没有那种号角冲天的呐喊，刀光剑影的对阵。女性书写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或纯情柔美或温婉而又苦涩的“闺秀”风格。也就是说，透过女性情态的“软性诉求”，传达一份真挚的人间关爱；避开“战斗文艺”的政策驱动，保持一种相对自由的艺术追求，这构成50年代女作家心向往之的创作态度与文学境界。
从社会的期待视野来看，女性文学疏离于主流文坛的话语呈现，竟然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拥戴，这对女作家的创作路向不啻于有力的肯定和鼓励。1956年，“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曾经举办“四十四年度全国青年最喜阅读文艺作品测验”，选出小说、散文、诗歌、剧本各10部。其中女作家榜上有名的：小说占据4种，有张漱菡的《意难忘》，张爱玲的《秧歌》，孟瑶的《心愿》，谢冰莹的《圣洁的灵魂》；戏剧占据1种，有李曼瑰的《女画家》；散文比例最高，竟占据8种之多，它们分别为艾雯的《青春篇》，张秀亚的《三色堇》、《牧羊女》、《凡妮的手册》，徐钟佩的《我在台北》，谢冰莹的《爱晚亭》，钟梅音的《冷泉心影》，苏雪林的《绿天》。女作家的上榜作品，几乎都在“战斗文艺”创作的格局之外。倒是获得官方“中华文艺奖”的《莲漪表妹》、《马兰自传》等作品，并未进入读者的入选视野。上述情形，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50年代女性书写非主流形态的存在方式与文学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