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真实，朴素的写实风格，贯穿廖辉英作品的始终。作者自道：“由于曾长期工作于接触频繁的人群之中，所以，我的小说，先天上‘闺阁气’稍淡，而社会性与时代感较强。”作为当代台湾文坛上社会写实感最强的作家之一，廖辉英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凸显了作品的写实精神和生活的本真力量。她的笔端所及，常常是现代人心意与情结的重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仿佛发生在我们周围，或是隔壁邻巷，作者与其说是在写小说，倒不如说是在演绎生活，诠释人生。与这种题材选择的生活化、内容表达的真实感相适应，廖辉英的文字不事雕琢，质朴、洗炼，叙事流畅，不枝不蔓。虽然还欠缺一份更精心的营造，却在明畅平实之中别有一番亲切。当然，在保持丰富的生活质感的同时，廖辉英也面临着对这种以感性直觉的方式把握现实人生的创作方法的超越和升华。
其二，明快的话语方式与委婉的情感抒写相结合，体现了廖辉英“心系女性笔如刀”的写作方式，也带来其作品“侠骨柔肠”的风格指向。怀有悲悯关爱之心的廖辉英，在表现女性爱情命运与人生世界之际，没有囿于女性身边琐事、家庭杯水风波的传统生活格局，没有迷失于轻歌曼舞、浪漫梦幻的爱情天地，也没有缠绕于婉转悲啼的文学，她以世事练达的澄明和多年闯荡社会的激越，下笔如刀，泼墨铺陈，作品呈现出强烈的社会性和时代感。多年的专业笔耕之后，如今年齿激增，作者的“心境与生活，俱由激越动荡渐趋沉稳宁静。当人部分情绪归诸于沉潜，人在反观自省之余，会以更多心意，去观照他人心境的隐微曲折。”近期的廖辉英作品，在保持以往风格的同时，虽然对男权中心话语的批判锋芒并未减弱；但却明显地扩大了关怀的层面，对世事人情、两性姻5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更多了一种历经沧桑之后的宽容、敦厚，多了一份了解的知心和转化的理性。所以，“侠骨柔肠”在廖辉英，是她人格精神与情感境界的生命体现，也是她小说风格的鲜明写照。
萧飒：两性纠葛中的女性人生
台湾新生代女作家中，萧飒素以题材广阔、笔触冷峻而著称。在她的笔下，现代都市里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激发家庭矛盾的外遇婚变题材，女性情感的创伤性境遇，莫不原形毕露地呈现出它既荒凉而又无奈的诡局。
萧飒，1972年就读女师专四年级时，就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长堤》，其中收录她17岁至18岁写的13篇小说。作为一个早慧的多产女作家，她曾得到台湾评论家和出版家隐地先生这样的评价：“萧飒虽然年纪轻轻，可是一派大家风范，她曾以《我儿汉生》超越年龄的限制，又以《小叶》超越性别的限制，在小说的世界里，她已能控制全局，加上文字的驾驭能力也在水平上，只要她此生写小说的心态不改，萧飒实在是我国文坛上十分重要的一位作家。”构成萧飒创作的精神资4和文学影响，是多方面的。萧飒自幼喜爱文学，童年时代常常从广播里收听连播的爱情、历史和推理小说。小学时爱看言情小说，中学时痴迷于《红楼梦》与翻译名著。在台北女师专读书时，她对《现代文学》、《文季》、《笔汇》这些文学月刊爱不释手，从中受到丰富的文学滋养，并扩大了人生的关怀面。另一方面，萧飒几乎寻遍了台北全部书店里的日本翻译小说，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夏目漱石、横光利一等人的作品。萧飒说：“比较起来，我看日本翻译小说，确实要多过西洋翻译小说，因为我一直觉得，那种东方式的感情和民族性，我比较懂得。”深受日本文学影响的结果，使萧飒小说常常表现出那种叙述简练、格调清新淡雅的气氛。但萧飒又是一个追求独立风格的作家，她谈到：“我想，我之所以成为我，是受着各式各样的影响。很幸运的是，至今没有人断言的说，我的文学脱胎于某人或风格脱胎于某家。”与同时代女作家相比，萧飒的创作具有广泛的关怀视野。她将笔触伸向社会各阶层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市中的红尘男女，各式各样的上班族，从小商人到企业家，从中小学师生到文化事业从业者，从家庭妇女到职业女性，从问题少年到风尘女郎，不论是高阶层的“白领”还是低阶层的“蓝领”，抑或挣扎于社会底层的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都是她热衷描写的对象。透过这些人物形象，萧飒或描述男女爱情，或表现家庭两代间的故事，或写外遇婚变，或反映青少年的社会问题，由此，她不仅铺展开一幅台湾现代社会真实鲜明的生活画卷，同时也映现了人们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嬗变。
萧飒最擅长描述描写的，是台湾大都市里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外遇婚变的问题又成为她关注的焦点。从处理婚姻困境入手，来发掘其中丰富而深邃的社会生活内涵，成为萧飒解读现实生活和女性问题的切入途径。长篇小说《爱情的季节》、《如梦令》、《小镇医生的爱情》、《唯良的爱》、《走过从前》、《返乡札记》、《给前夫的一封信》、《如何摆脱丈夫的方法》，以及中短篇小说《明天，又是一个星期天》、《叶落》、《小叶》、《盛夏之末》等作品，都反映了这类生活内容。这种婚变题材的高密度复现，与社会生活本身的原因是分不开的。在台湾由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转型中，台湾社会的家庭变迁和女性角色变迁，是最引人瞩目的问题之一。在第一波的家庭解组中，因为经济型态的转变，农村社会的大家庭，随着人口的都市迁移，一方面迅速走向都市的“核心家庭”，另一方面则成为留在农村的“残余家庭”。而在第二波的家庭解组中，随着西方文化思潮的侵袭和传统价值观的急剧裂变，也随着女性角色的多元化，都市“核心家庭”中原来的“男性中心”逐渐变更为”两性分权”；加之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人欲横流与功利主义倾向，爱情、婚姻、家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诱惑与冲击，社会离婚率直线上升，其中一部分婚变男女选择了再婚，社会遂产生了新的“合成家庭”。在台湾家庭变迁的过程中，由于男权中心传统的依然存在，由于男女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妇女儿童往往是“外遇”婚变的最大受害者。当今台湾，“外遇”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萧飒的创作正是对这种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回应。这其中，由于萧飒本人也是“外遇”的受害者，对婚姻困境中的女性生存感同身受，因而她决定要从多方面揭示“外遇”的丑恶和危害，以唤醒那些迷途的灵魂，并尽可能为痛苦中的人们寻求出路。当然，我们更应该看到，萧飒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在现实的生活里，萧飒和你我一样，有生存的得失与情感的困扰。在写作生活里，萧飒却一直站在冷静的高点，如苍鹰一般俯视众生，敏锐的为我们捕捉许多瞬息万变的刹那镜头，再以简洁的文字作‘慢动作’的呈现。”
萧飒对婚姻困境题材的处理，特别喜欢以台北人作为小说描摹的对象，常常刻画出大都市“日光夜景”下的畸形社会景观。台北作为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作用下，“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日益严重，传统的价值观念面临解组崩溃，生活的节奏急促紧张，都市面貌瞬息万变，处身其间，稍不留神就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萧飒笔下的都市男女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或以功利或以欲望而相聚，或在商场上角逐，或在酒场上打转，或在人生困境中挣扎，爱情婚姻的传统价值与现实处境都已遭遇强烈的挑战和怀疑，面临诸多的诱惑与陷阱。那种以“经济”为导向的功利型两性关系，使得都市男女时髦浪漫的爱情游戏大行其道，男人外遇，司空见惯；女人充当“第三者”，并不鲜见；而工作的伙伴成了“午妻”的现象，也不断出现。这使得萧飒笔下的许多女性，虽然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但在处理转型期社会中的男女关系的问题时，仍然充满挣扎与无助，无法真正摆脱对男性的依附与对人性欲望的处理。《小镇医生的爱情》中，60岁的医生王利一与18岁的护士刘光美发生婚外情，其年迈迟暮的结婚30年的妻子月琴，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被丈夫的这场外遇所打败；《明天，又是一个星期天》中的小学生教师谢淑清，同样遭遇了第三者插足后的家庭婚变；《霞飞之家》中那个颇有生活强者风范的桂美，面对婚姻关系的症结，也曾显得相当无奈。诸多在爱情、婚姻的格局中受制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女性们，仍然无法走出一条平稳的大道。
《唯良的爱》以极端的方式，典型地反映了台湾女性的这种情感困境。依然年轻美丽的女主人唯良，是那样贤惠地关爱着丈夫儿女，并不时注意改善生活品质，但她的婚姻仍旧触礁。当她发现自己的丈夫与舞蹈教师范安玲发生外遇时，便去激愤地指责“第三者”破坏他人的家庭。可范安玲居然回答得振振有词：“我不觉得爱人有罪，婚姻只是制度，不一定合理。”悲愤之中的唯良曾一度离家出走，但丈夫不仅没有回心转意，还要执意离婚。绝望中的唯良由恨转哀，最终打开煤气，全家同归于尽。《唯良的爱》深刻揭示了“外遇”给妇女儿童和家庭乃至社会带来的极大危害。萧飒对主人公的遭遇给予深深同情，但也反思了她的软弱和自毁行为。唯良也曾像娜拉一样离家出走，但她很快发现，她的生活里除了丈夫、孩子和家，再没有其他内容；而一无所能的她，只有再度返回家中。作者以深刻的警示，告诫天下的妇女，如果没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如果没有自我生存的本领，就很难在世事变迁中立于不败之地。
看过了太多的爱情婚姻悲剧，萧飒开始在痛苦的思索中奋起，塑造出另一类靠自尊自强自立的精神引导，走出家庭婚姻困境的新女性。《走过从前》、《给前夫的一封信》、《如何摆脱丈夫的方法》等作品，都寄托了作者认可的对待婚变的正确态度，并保持了萧飒对新女性主义议题的浓厚兴趣。《走过从前》这部长篇，写出了丈夫外遇的女子由哀9到自立再到宽容的心路历程。女主角何立平在丈夫魏学勤发生外遇后，一方面走出家庭，自求生计；另一方面，也在与年轻时倾慕的男友陈凯文的情爱交往中，对人性与爱情、自我与社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于是她主动与丈夫离婚，并认真地对他说：“我认为对于我，这次的婚变全是得，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没有今天的我。如果我还是从前的魏太太，那么也永远只是男人的附属品，看不见外面的世界，也没有开阔的心胸。”女主角在如何走出创伤性情感境遇，获得自我的再生契机方面，为所有受到“外遇”损害的姐妹们指引了一条奋起、自强的新生之路。
萧飒另外的关怀层面，还有一般性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小叶》、《少年阿辛》、《我儿汉生》、《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等作品，都涉及到为人关注的青少年题材。萧飒认为：“只有青少年才是最有变化，最有真性情的，所以我喜欢以他们作为写作对象。相对的，也是因为我对青少年的问题一直觉得惶恐，一个一直在变动的生命，自然充斥了各种危险，而令人担心著。我无能为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希望反映这些问题。”《我儿汉生》以一个母亲的口吻叙述孩子曲折又充满困惑的成长历程，说明爱护和理解对于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性。《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侧重于表现青少年由于缺乏家庭温暖，从而走上歧途的生命不幸。《少年阿辛》则主要揭示了造成青少年堕落和犯罪的社会原因。这些作品以当下关怀的精神，对台湾社会现实起到警示和反思作用。
萧飒的小说成就，还得益于她在艺术方面的执着探索。其一，遵循一种清晰、严谨的写实精神和写实结构，萧飒的小说常在不动声色的冷静叙述中，让生活中自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走进小说，以呈现日常生活的真实性和生命状态的原生相。
其二，灵活多变的叙事观点，使萧飒的创作拥有一种游刃有余的艺术天地。在《唯良的爱》、《我儿汉生》中，作者采用奏舒缓的特点。而在《少年阿辛》中，则假于讯问人1与阿辛的问答形式，由当事人亲口将犯罪经过以及所思所想完全供认出来，由此达到令人信服的艺术效果。
其三，萧飒的文学创作具有朴实简洁，犀利敏锐的表现力度，同时又不乏淡雅清新的韵味，这使她的作品在与同龄部分女作家的华丽语言营造中，更显示了“清水出芙蓉”的自然本色。
朱秀娟：女性人格的现代构建
以长篇小说《女强人》而驰名台湾文坛的朱秀娟，自己就是一个精明干练、乐观自信的女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