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季的小说创作，一向创新求变，风格多样，无论是“属于十六岁的”梦幻飘泊，还是孩提眼中的“异乡之死”，青春往事的自传情怀；也无论是用浪漫和写实旋律交替弹奏的“琴手”，还是对“拾玉镯”场面的现实嘲讽，这些写作都带给人们新鲜多变的艺术印象。如果说，早年的季季因为婚姻挫折和独理家事，时间不够开支，某些作品还存在缺乏反复推敲的粗糙；那么，随着写作经验与艺术能力的进步，季季的小说文字愈加洗炼，故事的讲述生动真切，风格的呈现沉稳冷凝，艺术技巧的表现亦臻于纯熟。正是由于作家如此的品质与成就，季季赢得了台湾著名作家、出版家隐地先生这样的评价：
“季季是海洋中一块永不屈服的岩石，惊涛拍浪，使得她更加傲岸。”
心岱：大千世界的女性观察
心岱在70年代台湾文坛上的创作变化，联系着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脉动。从自我的生命经验出发，她首先关注到台湾女性的现实生命境遇。但这种观照没有更多地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切入，而是侧重于人性层面的描摹，这构成了其早期创作的发现与局限；在从事新闻工作，扩大了社会关怀层面以后，心岱把眼光投向脚下这片正在遭受着生态灾难的台湾土地，从人类的生存格局重新出发，在台湾环保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由此彰显了女性的生态意识与生命关怀。
心岱，以她一生追求文学的奋进精神，拥有了坎坷而又辉煌的生命历程。初中毕业时，年仅18岁的心岱独自从故乡鹿港北上，投奔到亦师亦友的台湾作家卢克彰面前来，就读高职夜间部，白天从事写作。心岱在卢克彰的鼓励和培植下，走上了文艺道路。20岁那年，心岱与卢先生结婚，26岁时因丈夫癌症而丧偶，带着独子艰难为生。但她更努力地坚持她所钟情的文学事业，正式以创作为生涯，并辗辗任职于多家报刊，拥有比较广泛的生活观察层面。
心岱17岁开始创作，1969年在《征信新闻报》人间副刊发表作品，专事小说创作，是70年代文坛上比较活跃的女作家之一。仅这一时期就出版小说集9部，散文集4部，足见其创作数量之丰盛，文学拼搏精神之强劲。
心岱的小说创作，色彩浓烈，情感深厚，“不用空洞的意象虚饰自己的感受，而以落实的笔触描绘出自己情感上的承受”，她所走的是一条生活写实的道路。心岱对普通人生活的观察，更侧重人性层面的发掘，女性手笔的细致入微，使这种创作颇见个性。《少女与猫》、《名种狗》、《一只名叫波波的猫》等作品，往往涉及动物题材，通过人生与动物的纠葛作比照，表现出一种人性的凄楚与悲哀。《少女与猫》写爱猫如命的少女与其养过的七只猫之间的命运葛藤，在猫或生或病或死或被阉割或被卖掉或被遗弃的各种结局中，少女借猫的命运看到了周遭环境的贪婪、冷酷和迷信，她单薄的力量虽然无法抵挡这一切，却始终坚守了人与动物之间朴素的情感。以猫的世界透视人的世界，小说表现的是一种悲悯情怀和人性哀痛。
《鞋匠的妻子》、《小秤锤》、《搬家》、《蛇是女人的恋神》、《恍如一梦》这类小说，则主要涉及了爱情、婚姻、家庭等人生问题，其中对女性境遇的关注值得重视。作品常常揭示了妇女生活的卑贱命运，写她们蜷缩在人生的阴暗角落里，活得可怜而可悲，没有自己的出头之日，生命中从未承受过阳光的沐浴。《鞋匠的妻子》中的春枝，从前的丈夫是一个贫困的补鞋匠和病痨鬼，“她接触到的男子就只有一身的蜡黄、驼背、气喘、无力，想来她就悲从中来”。丈夫死后，她与粗眉大眼、颇具男性魅力的黑道人物大象往来，本想从“鞋匠的妻子”变成“大象的夫人”，却不料被杀人欲逃的大象抢劫了所有钱财。春枝在婚姻格局中，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女性的情感和生命力一直被贫困与疾病所压抑；人身自由之后，却又遇人不淑，在人性的迷失中误入歧途，险些毁了身家性命。小说不仅从生存环境，也从女性自身，道出了悲剧的成因。
及至《蛇是女人的恋神》，女性的悲剧生存境遇则更加令人惊悚。在一个农事之家，丈夫只对娶亲时花销的两千元聘金耿耿于怀，却从不在意自己的妻子。这个女人长年在暴力之下生活，小时候受养母的虐待，出嫁后挨丈夫的毒打，“他只当她是一只牲畜，一件家具，根本毫不放在眼内。”后来丈夫捉到一条蛇，交给妻子饲养，本想找蛇贩子卖一个好价钱，出于怜悯之心的妻子，在丈夫对自己的又一次暴打之后，乘夜色放蛇出笼，蛇在逃生前对她紧紧依附，竟然令她心生感动：“她的一生，只有被使唤、被利用、被捉弄外，从不曾拥有过一件属于自己喜爱的东西，这一刻，她深刻的领略到她已经拥有了它。”小说的女主人公在人与人之间感受到的是欺骗，在两性关系中承受的是暴力和压迫，却没想到在动物身上得到了安慰。这看似荒诞的描写背后，作者企图表现的是男权强势压迫下女性遭受不平等境遇的人生真实。总的来看，心岱小说虽然不乏现实的视角与人性的剖析，但还不能够把笔下题材放到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去进行深刻犀利的社会人生观照，这使作品的精神震撼力有所缺失。
从1978年起，心岱开始投入报导文学的工作行列，致力于本土人文及自然生态两大系列的报导。崛起于70年代中后期的报导文学，得力于乡土文学思潮的启发，它与社会生活的脉动息息相关，并迅速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和读者的兴趣。1975年，《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先生开辟“现实的边”专栏，率先倡导这种“关怀台湾，心系中国”的活的文学。他认为：“选择报导文学，正是一个年轻人接触人生真实的、具有反哺意义的事业。报导文学是种不断追寻的良心作业，靠着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知识，才得以实践并且成长。”接着，《台湾时报》、《联合报》以及《皇冠》、《台湾妇女》等多家杂志刊物纷纷响应，共同推动报导文学的创作。到1985年，更有陈映真创办的以发表报导文学为主的《人间》杂志问世。在这股文学创作潮流中，涌现出一批卓有成绩的报导文学作家，他们走入乡间、城镇、厂矿、渔村，用手中的笔来写脚下的土地。这其中，比较突出的女作家则有心岱、韩韩、马以工。报导文学的主要导向之一，是引发了台湾有关环保问题的思考和批判。环保文学出现，一方面，它有着特定的文学生态原因。1979年底发生“高雄事件”的台湾，政治环境还很严苛。在当时背景下写报导文学，与现实政治距离较远的生态环境问题，显然是新近出发的报导文学的理想题材。另一方面，它与台湾环境污染问题的凸显直接相关。60年代以来，台湾在急躁心态下走向工业化，由进口替代产业向加工出口产业转轨，台湾与世界市场的结合随之密切起来，于是岛内和国际进口的劳力密集、高耗能、高污染、高公害产业在岛内簇生。到了70年代，由于台湾工业畸形发展而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日益彰显。受到美国60年代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反公害和生态环境保护运动的影响，曾在美国留学的马以工和韩韩，于70年代末期返回台湾，在8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台湾生态保育、环境保护问题的文章。
而集中以台湾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为主题的报导文学作家心岱，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三位女作家借助报刊媒体，密集地发表议题相同的文章，“对于台湾生态与环境保护的知识和意识的宣传、传播和教育，甚至引发相关的立法改革（例如水笔仔红树林的禁止开发，恒春侯鸟保护列入地方行政，八通关古道开发计划的中止）有深6的影响，卓有贡献。”心岱作为台湾为环境保护鼓与呼的第一代作家，她本着“实证的态度，参与的热情，承担的精神”，足迹踏遍了台湾全岛，以大量的田野作业和实地采访，对台湾的环保问题进行深刻反省和集中报道，表现出强烈的环境生态意识。1980年获得《中国时报》报导文学奖的《大地反扑》，标志了心岱文学生涯的新突破。是年6月，心岱到桃0湖滨地区实地调查，被当地严重的环境污染所震惊。人类为了开发自然，修建林口发电厂，砍伐了沿海地带的木麻黄防风林，引起严重的风灾，树木和庄稼枯死萎黄，土地的沙漠化日益扩大，许多移民新村迅速荒废。目睹这一切，心岱向世人急切地敲响了“大地反扑”的警钟。《大地反扑》写的不仅是大地之怒，作家诚挚而严重地警告人类，一旦我们割断了对大地的反哺工作，当有朝一日，大地资4被滥用，环境污染无可抑制，人类就会反为大地所惩罚。这篇作品使得“‘大地反扑’这个辞，也成了日后台湾环境生态保护运动的儆语——当人类不知厌足的贪欲不断剥夺自然环境生态，自然将以废墟和毁灭进行报复。”1981年获得《中国时报》报导文学奖的《美丽新世界》，写历经劫难的恒春半岛森林渴望复生的梦想。香蕉湾的海岸森林美丽而神奇，但在60年代，一味追逐财富、目光短视的村民因为栽种琼麻而大毁山林，如今留下的是伤痕累累的土地。心岱不仅以沉痛的笔触揭示了自然环境失衡造成的“废墟警讽”，同时也对民间底层出现的环保新气象表现出一种乐观精神。《向天地赎罪》讲述的就是花莲县吴江村的村民自动建立环保组织，想方设法保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村民生命和精神的“吴阿再沟”溪流的故事。作品对那种民间自主地介入生活，用草根的力量保护生态环境的公民行为，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赞颂。心岱通过报导文学的形式，关怀人类生存的现实和前景；并以她生动真实的叙述方式，指陈了生活中潜伏的生态危机和社会症结，这使她力图从环境保护出发，提升和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