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与新移民女作家群的形成
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当局被迫从大陆迁往台湾，开始了此后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严重对峙。这种历史转折不仅带来了台湾社会形态、文化体制以及现实生活的复杂面貌，也使200多万大陆迁台军民的命运充满沧桑变化。在这种历史转折点上出发的台湾女性文学，在这种人生流寓过程中形成与聚集的新移民女作家群，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当时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影响，但她更多表现出来的是疏离于主流文坛的文学面貌。
国民党迁台之际，鉴于自身的失败教训，开始推行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四大改造措施，以图“挽救危局”，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的基地。围绕“反共抗俄”、“光复大陆”的政治路线，国民党当局颁布了实行长达38年之久的“台湾地区戒严令”，造成50年代“清共运动”的白色恐怖。“那是一种彻底的高压统治，完完全全用武力铲除一切可能发生的反对力量，务求在短期间内，建立起绝对的控制权。”在这种泛政治化的社会氛围中，50年代的文学生态环境迅速恶化。文学作品动辄遭到检查、删改、查禁、没收，作家稍事严重者，要以叛乱罪起诉，或判刑，或枪决。50年代的文化领域里，国民党当局急欲建立一种“国家文艺体制”，以实现官方话语霸权与文化垄断政策。其主要举措，一是通过禁书政策，实行文化隔离主义。国民党当局检讨“戡乱战争”失败的原因，把它归咎于大陆30年代的革命文艺，以致于1949年以前大陆出版的现代文学作品和理论书籍几乎被一网打尽。当时的情形是：“在撤退到台湾不久，国民党正式下令，凡附匪以及留在沦陷区的学者、文人的著作一概禁绝。这等于宣告，中国现代史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有价值的文学与艺术作品一概免读。这种空前绝后的‘否决’历史与文化的举动，以最实际、最有力的方式宣告了五四文化在台湾的死亡”。二是大力倡导“战斗文艺”运动，把文艺创作纳入“反共文学”轨道，并使这种反现实主义的创作逆流占据50年代文坛的主导地位。这期间，官方或通过“文化清洁运动”，以清除所谓“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黑色的罪”为名，替“战斗文艺”运动鸣锣开道，扫清障碍；或通过文艺奖金的发放，鼓励“战斗文艺”创作；或通过官办“民间”文艺团体，建构“战斗文艺”运动的组织网络；或通过创办代表主流声音的文艺刊物，以提供“战斗文艺”的发表管道。在上述政治背景与文化环境中出发的台湾女性文学，她不仅带着时代变迁的历史烟尘，更遭逢现实境遇的困扰与制约。
台湾女性文学的出发，首先是以50年代女作家群体的不断聚集为标志的。由1955年成立“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以降十年间，光是协会登记在册的会员人数，即已超过300人。这个文学团体最初的成立具有政治色彩，但它在客观上，起到了聚集女作家的作用。活跃于50年代文坛的那群女作家，多在这个民间团体之中。诸如林海音、孟瑶、郭良蕙、张秀亚、琦君、苏雪林、谢冰莹、沉樱、潘人木、张漱菡、艾雯、钟梅音、徐钟佩、繁露、李曼瑰、邱七七、王琰如、刘枋、童真、徐薏蓝、严友梅、蓉子、肖传文、毕璞、王文漪、吴崇兰、丛静文、聂华苓、郭晋秀、张裘丽、李萼、侯榕生、赵文艺、华曼、王怡之、姚葳、彭捷、李芳兰、左海伦，等等；以及稍后结集出版作品、成名于60年代文坛的女作家，诸如丹扉、胡品清、姚宜瑛、罗兰、康芸薇、王令娴、陈克环、王黛影、小民、叶曼、叶蝉贞、华严、褚问鹃、华霞菱、重提、陆白烈、匡若霞、芯心、幼柏、朱慧洁、鲍晓晖，等等。她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大陆人，而且皆在40年代末期来到台湾（这其中，身为台湾苗栗县人，但在北平长大，拥有台湾、北平双重故乡的林海音，是一个特例）。她们当中，有二三十年代就已经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如苏雪林、谢冰莹、沉樱；有早在大陆时期就发表作品、开始崭露头角的作家，如张秀亚、李曼瑰、王怡之、朱慧洁、肖传文、左海伦、李芳兰等；有来台之前从事报刊编辑、涉足文坛的知识女性，如林海音、雪茵、刘枋等；但更多的作家，是从50年代的台湾文坛开始走向文学创作道路。她们以群体聚集与崛起的姿态登上台湾文坛，从光复前后台湾女性创作几近空白的文学地带出发，并以自己丰富而坚实的创作奠定了台湾女性文学的根基。据余光中对入选《中国现代文学大系》的作家背景的统计来看，“小说入选的一百多位作家之中，女性约占四分之一，散文入选的作者几乎一半是女性。”
这不要说是在50年代的特殊背景下，就是今天看起来，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坛奇观。
检视大陆迁台女作家50年代发表与出版文学作品的历史，既可看到女作家们骄人的创作成绩，也可从中窥见女作家们与当时文艺生产场域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50年代的台湾文坛，官方的图书查禁政策和“战斗文艺”运动所笼罩的“权力场域”，作家与艺术本身的自主性所显示的“文学场域”，以及由文学媒体、出版社、报刊主编、评论家等方面所构成的“生产场域”，共同作用于这一时期台湾文学生态环境。
就出版界的情形而言，由于台湾官方对30年代以来大陆左翼文艺作品的查禁，50年代陆续创办的总数约30家上下的公私营出版社大抵分为三类：一是在台湾重新开张的大陆出版界“老字号”，诸如“台湾商务印刷馆”、“中华书局”等，他们多停滞于古籍的重印。二是活跃于50年代文坛的出版业者，他们或为党政文化机构兼办的出版社，如“正中书局”、“中央文物供应社”等；或为半官方文化团体挂名作为出版人，如“台湾妇女写作协会”；或为与政界、军方关系良好的主流作家独资创办的小型出版社，如陈纪滢的“重光文艺出版社”、王蓝的“红蓝出版社”等。三是由影响比较大的畅销刊物附属的出版社，或在某种政治色彩的呈现中兼顾了民间性和艺术性的出版社，如“畅流出版社”、“野风出版社”、“文坛出版社”等。
再看文艺作品的发表0地，“‘文艺杂志’与‘副刊’这两个文学媒体便是50年代最大的文学生产机构，也是文坛重要组成单位。”这一时期，台湾文坛上陆续创办了近30种文艺杂志，按照其性质背景，又可分为三类：第一，官方文艺色彩的杂志。多由官方或军方系统创办，经费无虞，创刊宗旨多半配合官方文艺政策，主办人或为国民党的达官要人，或为“战斗”倾向鲜明的文艺人士。如《文艺创作》月刊，《军中文摘》杂志等。第二，学院派文艺杂志。多由学院中的教授文人创办，集合了学术与创作两界人才，影响深6。如台大外文系教授夏济安、吴鲁芹、刘守宜创办的《大学杂志》。另有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何凡主编的《文星》、尉天骢主编的《笔汇》，都有颇具水准的文艺栏目，并在台湾知识界广为流行。第三，大众文艺杂志。它偏重于大众阅读层次，诉诸市场消费人群，具有一定的民营特点和边色彩。如台糖公司职1金文、师范、辛鱼、黄杨、鲁钝等五人创办的《野风》半月刊，台北师院附中三民主义教师程大城创办的《半月文艺》，以及陈柏卿创办的《文艺列车》等等。在上述文艺杂志与出版社互动联络所形成的文化生产场域中，主流话语的传达管道之外，虽有民营色彩和艺术倾向的发表0地存在，但多居于边地位；30家上下的公私营出版社中，几乎清一色是男性文化人；再加上当时社会的物资匮乏，出版社条件困难，50年代的作品出版，并非易事。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50年代已经结集出版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儿童文学作品的大陆迁台女作家，至少有40人左右；她们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各类作品集，竟然高达150部之多！这些作品发表与出版，选择了多种路向。1949年开版的《中央时报》“妇女与家庭”栏目，文艺性浓于实用性，刊登的多是生活散文小说，妇女问题论著，极少数是有关炒菜、洗窗子、补袜子之类的。此栏目由女作家武月卿主编，是谢冰莹、张秀亚、徐钟佩、琦君、孟瑶、郭良蕙、王琰如、艾雯、张漱菡、刘枋、钟梅音等重量级女作家最为青睐的文艺0地之一。由主流文人穆中南创办的《文坛》，铁路党部创办的《畅流》，在主张“战斗文艺”的同时，也能兼顾艺术性、可读性和大众性，因而成为钟梅音、谢冰莹、艾雯、张秀亚、林海音、王文漪等女作家经常投稿的刊物。言及出版，她们或通过“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出版了二十几种“妇女文丛”，并编有《妇女创作集》三辑；孟瑶的《柳暗花明》、郭晋秀的《金砖》、张裘丽的《春风野草》、琦君的《菁姐》，即由此出版；或倚重文艺篇幅甚多、发行量广大的畅销刊物《畅流》，由该刊附属的“畅流出版社”推出文艺丛书，张漱菡的《意难忘》，孟瑶的《心愿》、《穷巷》，谢冰莹的《爱晚亭》、苏雪林的《归鸿集》皆榜上有名；或经由主流作家独资创办的小型出版社，如徐钟佩的《我在台北》、钟梅音的《冷泉心影》、林海音的《冬青树》、张秀亚的《三色堇》、张裘丽的《紫藤花下》等作品，多在“重光文艺出版社”出版；当然，也有自印出版的书籍，如王文漪的《爱与船》、孟瑶的《茑萝》、张漱菡的《荷香集》等等。具体言之，这一时期里，谢冰莹出版有《爱晚亭》、《红豆》等散文、小说集12部；郭良蕙出版小说《银梦》、《往事》等11部；孟瑶出版长篇小说《心愿》、《乱离人》等19部；艾雯出版《雾之谷》、《渔港书简》等小说、散文集10部；李曼瑰出版戏剧《女画家》等8种；张漱菡出版《风城画》、《意难忘》等小说、散文集9部，王文漪出版散文集《爱与船》等6部，肖传文出版散文集《乡思集》等6部，如此旺盛的创作生命力，真可谓高产作家。从50年代女作家的群体形象，到令人惊叹的创作实绩，她所显示的，正是台湾女性创作不同寻常的文学出发。
大陆迁台女作家在50年代文坛的群体崛起，绝非偶然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学背景。首先，时代离乱对人生命运的造就和影响，使这一代女作家的文学道路有着某种同构性；这种同构性又决定了几乎在同一时刻飘洋过海、聚集台岛的女作家们，面对共同的历史机遇，只能是以群体崛起的方式，产生共鸣般的文学呼应，而非寥若晨星般的个体闪现。
从年龄结构来看，这一代女作家绝大多数出生于1914年至1928年之间，40年代末由大陆迁往台湾的时候，她们正值21岁至35岁的生命年华，创作亦处于旺盛期。就知识学养而言，这批女作家在大陆时期多受过高等教育，科班出身的经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使她们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不少人已经先期涉足文坛。且不言苏雪林、谢冰莹、沉樱这些著名作家，只说其他的作家，比如1935年开始写作，高中时代便出版了小说散文合集《大龙河畔》，并任重庆《益世报》副刊主编的张秀亚；比如1949年赴台之前已有6种剧本问世，后来在台湾享有”戏剧之母”尊称的李曼瑰；又比如16岁已写得一手好诗词，1934年曾与谢冰莹、李芳兰合编文艺刊物《潇湘涟漪》的张雪茵；她们的文学生涯皆让人刮目相看。赴台女作家的人生成长与文学起步，往往受到五四文化运动之后的新式教育启蒙。她们既不乏知识女性的人生觉悟与性别意识，又与中国文学传统特别是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创作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这使她们进入台湾文坛的时候，不仅带去了大陆的文学经验，也促进了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的融合。
以人生经验而论，从熟悉的故国家园到陌生的台湾海岛，从离乱的命运沧桑到严峻的现实境遇，这一代女作家承担了过于沉重的战争苦难，经历了太多的逃难、别离和迁徙，那种无法忘却的漂泊、失根、思乡、忆旧、焦灼、痛苦，构成了她们曾经有过的共同经验，而波澜起伏的个体命运本身也在见证着历史。作为台湾文坛的“外来户”，赴台女作家过去的历史虽然与台湾这块土地没有更多瓜葛，但她们一旦在历史的转捩点上走进台湾、面对文坛的时候，时代离乱与现实境遇所触动的，就不仅仅是哪一个人的情感悲欢和人生沉浮，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沧桑和原乡经验。所以，她们生活稍事安定，作品便纷纷问世，这无疑是将大陆的文艺经验和外省人的人生经验带到了台湾，并且找到了一种身居台岛，回眸原乡的诉说方式。这一代女作家在人生命运方面的同构性，决定了她们在情感表达、文学选择和崛起方式上的共鸣特点。正如台湾学者齐邦媛教授所说的那样：
“由大陆来台的女子，在渡海的途中已把淹埋在海涛中了。生离死别的割舍之痛不是文学字句，而是这一代的亲身经验。由最早出版的女作家作品看来，在台湾创作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个以外的文学，自始即有它积极创新的意义。”其次，大陆迁台女作家在语言文字方面的优势，为她们的群体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学条件。
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坛上，省籍作家创作所面临的严峻问题，首先是语言文字的转换。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日据时代里，日本殖民统治者不仅在台湾建立起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制度，而且特别通过“皇民化运动”的推广，强行取缔台湾岛上的中国文化传统与民间习俗，明令宣布禁用中文，所有的中文报刊都被停刊或废刊，日文教育大行其道。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与背景，许多在日据时期使用日文创作的台湾省籍作家，包括当时已经驰名台湾文坛的杨逵、张文环、吴浊流等人，战后都面临着重新学习和掌握国语汉字的问题。光复时已经40岁的杨逵，为了投入台湾新文学的再出发，开始向正在小学读书的小女儿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字，艰难地由日文创作转向中文写作。然而，语言文字的转换毕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事情，语言断层的阻挠，加之政治压力与经济困境等诸多原因，台湾省籍作家还不能完全适应新的文化生态环境，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坛一度显得寂寞冷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