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林海音同时代的女性而言，她们人生故事的现实背景虽然是60年代的台湾，可婚姻的起4都要追溯到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女性命运的沉浮往往维系海峡两岸。林海音对她们的描写，特别凸显了女性在大时代格局中的人生动荡和婚姻变故，着重发掘了男权、政治、战争给女性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以女性立场直捣家国政治与性别政治的纠葛核心。《烛芯》在“痴情女子负心汉”的古老故事框架中，融进了有关家国政治与性别政治的新内容，寄寓了作者对女性婚姻命运的深层思考。抗日战争年代，元芳和志雄这对恩爱的小夫妻被迫分开，志雄为追求理想奔赴抗战后方，去做“抗战青年”；元芳为掩护丈夫而遭日本人审问踢打，腹中胎儿不幸流产；男人理想的实现首先是以女性身体的掩护为代价的。元芳在沦陷区苦苦等待了八年，志雄在后方却耐不住私欲作祟和身心寂寞，娶了“抗战夫人”，又不敢归家，只得逃逸似地飞往台湾。元芳千里寻夫，来到台湾，志雄旧情新欢都无法割舍，便说服两个女人一块过活。元芳的半生姻5就象蜡烛一样，在照亮别人的奉献中委屈了自己。苦苦挣扎了25年后，女性意识开始觉醒的元芳，终于离开志雄，与朴实坦率的有妻子留在大陆的北方汉子俊杰走到了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同样面对时代变难，男性是以政治身份与个人私欲的双重收获为结果的；而女性则是以身体与感情的双重创伤为代价的。流浪在志雄和俊杰这两个男人之间，元芳走过的是从痴情妻子——被遗弃女人——特殊意义的“第三者”这样一条生命曲线。即使再遇诚信男子，仍旧摆脱不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独自背负的道德罪名。社会并没有因为女性在时局动荡中的特别负重，而减轻男权话语对她们的沉重压迫。
对于台湾当代女性而言，林海音的创作主要是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背景上来写女性命运的变迁，《晓云》、《孟珠的旅程》、《春风》、《玫瑰》、《风雨夜归人》等一连串的作品，仍然离不开女人和家庭、爱情和婚姻的故事，只是它在台湾面向资本主义工商社会的转型过渡中，呈现出更为纷繁驳杂的面貌。林海音这类小说的女性主人公，无论是台面上强颜欢笑，内心流着血泪的歌女、酒女或女艺人，还是在失学失业的困境中寻找病态爱情的少女，或是因埋头事业而耽误了幸福爱情生活的知识女性，不管她们贫富贵贱，文化高低，美貌与否，都没有摆脱被侮辱、被损害或被吞噬的命运。林海音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及其婚姻命运背后，透视的是各种不同的社会人生问题。
长篇小说《晓云》写到的女性婚姻命运，无论是母亲孙曼云年轻时的爱情私奔和寡居岁月中的“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还是女儿晓云为爱不惜飞蛾扑火带有“病态美”的感情追求，或是富家女何静鹃“一次又一次”吞下丈夫不忠苦果的难言之隐，皆以婚姻与爱情的种种错位表现，弥漫着悲剧性的情感色彩。妙龄少女夏晓云是妈妈大学时代与夏教授的私生女，高中毕业后，因家境清贫，做了家庭教师。内心的清高、梦幻和倔强，与现实处境的窘迫、落寞和孤独，使这个从身体到心灵都带有一份“病态美”的女孩子，既渴望得到理想男儿的有力保护，又不肯从众随俗，人云亦云。她对留美学生俞文渊的热烈追求激不起感情呼应，只8与他保持兄妹关系；而在晓云任教的何家，男主人公梁思敬的情感境遇却深深打动了她，让她沉陷情网而不可自拔。梁思敬出身孤儿，酷爱美术，曾经梦想当一个艺术家。后因经济窘迫，来到何家的公司做事。何老板看中了梁思敬的聪明才干，用权力和金钱开路，迫使梁思敬与其女儿何静娟结婚，并逼死了梁思敬原来的日本情人。虽然缔结了一门富足的婚姻，但梁思敬与骄横而又工于心计的富家女何静娟之间却没有爱情可言，生命处于一种不自由的违心状态。梁思敬的情感苦衷和内心渴望，让晓云产生了身世命运的强烈共鸣：“我们是同命鸟！不是吗？他是一个孤儿，我的外祖父也是孤儿，我自己也几乎是，我们同样流着孤儿的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知，使他们很快相爱，并计划着私奔到日本开始共同生活。就在他们东渡前夕，何静娟突然出现在晓云面前，以一万元支票的代价和洞穿隐私的犀利言语，粉碎了晓云与梁思敬企图6走高飞的梦想。品尝着未婚先孕的苦果，晓云只得一个人隐居乡下，等待孩子的出生。在金钱窒息人性、制造罪恶的社会背景中，我们看到：一方面，真实的人性欲求难以抵挡爱情婚姻商品化的现实背景，美好的理想常常被冷酷的现实击碎；另一方面，那种铭心刻骨的、离经叛道的爱情，毕竟是那样真实而美好、强烈而短暂的发生过，她以与现实世界的不和谐音调，传达出对美好感情境遇和真实生命状态的渴望。作品所展示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金钱权势对婚姻爱情生活所起到的支配和摧残作用，以及新的爱情观带来的抗衡和冲击力量。林海音以矛盾的心情写她对这个世界的谴责和同情，在看似无奈和遗憾的世事变迁中，又表现出一份对合乎人类美好生活境界的生命与爱情的执着坚守。
林海音的小说世界，沿着写实的轨道一路前行，既有意到笔随、行云流水般的风格，也不乏朴素蕴藉、情感内涵的特点。“她创作的内容与形式之间，显出一种匀称与契合的美”，台湾文学评论家司徒卫如是说。著名作家高阳也有这样的概括：“海音的作品的风格，是我们所熟悉的，细致而不伤于纤巧，幽默而不伤于晦涩，委婉而不伤于庸弱，对于气氛的渲染，更有特长。”在林海音自己看来，艺术的构思和风格的形成，更多地来自于“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朴素境界。关于如何艺术地去构思小说，林海音曾有这样的自白：
当我写她们的时候，是顺其自然发展，并未想到什么结构呀、艺术呀，这些令人头痛的事情，我不知道她们的结构如何，因那些人物的典型，故事的经过和给我的感触，是早结结实实地储存在我脑子里许多年了。我写她们的时候，不容我有所改变，我也不要改变。因此，顺着早刻在我脑中的秩序，就流水般地奔放于我的笔端。作为编故事的能手，林海音对小说的构思，忠实于生活的自然流程，以平实的背景和人物为主题，感情是真实的，但情节有所安排，常常在行云流水般的故事讲述中，给人带来阅读的流畅感和快乐经验。
作为塑造人物的高手，林海音的小说始终以人物为描写中心。
来自生活本身的鲜活人物，与充满诗意的场景氛围融汇在一起，人物的性格在个性化的语言、行动中得以呈现，作者的人生态度和情感指向在生动的描写中得以传达。一个个鲜活欲出的女性形象，带着特定时代的历史风尘，向我们款款走来，你无法不正视这形象背后深广而巨大的社会生活内涵。在《城南旧事·驴打滚儿》中，林海音表现宋妈的失子之痛，没有呼天抢地失声痛哭的悲号，只用委婉含蓄的笔致呈现了这样一个生活场景，就把人物大悲大恸的情感内敛于心：
宋妈照样地替我们四个人打水洗澡，每个人的脸上，脖子上扑上厚厚的痱子粉，照样把弟弟和燕燕送上了床。只是她今天没有心思再唱她的打火连儿的歌儿了，光用扇子扑呀扑呀扇着他们睡了觉。一切都照常，不过她今天没有吃晚饭林海音艺术表现手法，凸显了女性作家的写作特质。林海音对笔下人物的心理世界探幽入微，常使人物的心理活动成为性格命运的一面镜子，如同《殉》中朱淑芸空房独守的心灵痛楚和情感无依。
对比手法的反复运用，也是林海音见证人物性格命运的一种独特视角，《金鲤鱼的百裥裙》与《烛》，是通过篇与篇的对比，描写了小妾和大妇的悲哀，让我们看到封建的纳妾制度对女性的巨大杀伤力。
《孟珠的旅程》这篇小说，则是在孟珠与雪子之间展开对比，前者自强自尊、富于牺牲精神的形象，与后者悲观厌世、自暴自弃的行为，让人看到了同为歌女的人物的性格落差。
象征手法的无处不在，对于人物的刻划，主题的渲染以及小说氛围的烘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殉》这篇小说中，那十六床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盖完的被子，是方大奶奶日后寡居生活的象征；《烛》这篇小说中，那摇曳不定、忽明忽暗的烛光，寓意的是老妇人风烛残年的晚境和精神恍惚、心灵压抑的生命状态。如同金鲤鱼永远跳不过龙门一样，那条永远不能穿戴的“百裥裙”，象征了主人公所企望的正室待遇的破灭（《金鲤鱼的百裥裙》）；还有那一点燃就软垂下来的烛芯，无疑是元芳寸心成灰的生命写照和为爱所累、直不起身子的性格暗示（《烛芯》）。
总之，深受五四时代女性文学影响的林海音，在博采众家之精华的同时又不失自我的创作个性。“同二三十年代的前辈女作家相比，林海音的小说里既有庐隐的悲愁哀9，苏雪林的清爽遒劲，凌叔华的疏朗飘逸，也有冰心的诗意抒情，以及石评梅的豪情壮怀。”但她自己更为彰显的，还是在这大千世界中，以独特的视角，朴素的口吻，对女性人生命运所做的“原汁原味”的诠释。这种对生活底蕴的发掘和描绘，正是林海音艺术生命的真实所在。
郭良蕙：女性情感境遇中的世态炎凉
郭良蕙是台湾文坛上引人瞩目的女作家之一，但她的文学地位却耐人寻味。一方面，作为一个立足文坛、也面向大众的高产作家，她始终活跃在社会读者的期待视野之中。执着于婚姻爱情领域的创作耕耘，郭良蕙是以她60余部作品集的文学成就，拥有了广泛的读者群。其创作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架起的桥梁，也见证了五六十年代台湾女性写作的某种通俗化倾向。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文学生涯颇带戏剧性、被驱逐至“边”的作家，郭良蕙的创作又给文坛不断地出示“难题”。60年代初，因为长篇小说《心锁》引发的禁书风波，她受到来自官方和文坛的双重挤压；后来又因《早熟》、《两种以外的》、《黑色的爱》、《邻家有女》等作品的出版，或触及到高中少女偷尝禁果而堕胎的社会问题，或描写了女同性恋的心情与境遇，或表现了婚外恋、“第三者”的故事，皆因对敏感题材的碰撞和对道德伦理的挑战，让她遭致种种非议和冷遇，长期以边存在的姿态寂寞前行。近年来，当台湾学者重新发掘被历史遗忘的女性创作现象，要将《心锁》收入《日据以来台湾女作家小说选读》一书的时候，郭良蕙则以拒绝进入的态度，使得台湾女性文学的叙述出现了意味深长的“空白之页”。从1953年自行刊印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银梦》至今，在文学道路上跋涉了半个世纪的郭良蕙，无论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坎坷，“这么多年来，她永远还在写作，冷漠和世态炎凉并未使她气馁，在写作的道路上，她始终直立不摇。”从195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银梦》开始，郭良蕙一发而不可收地创作了60余部作品集。五六十年代是其创作鼎盛期。她以勃发的文学生命力引人注目，在当时文坛有“最美丽的女作家”之称。郭良蕙一生以小说创作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银梦》、《圣女》、《贵妇与少女》、《第三者》、《台北的女人》等；中篇小说有《情种》、《错误的选择》、《生活的秘密》、《往事》、《繁华梦》等；长篇小说有《午夜的话》、《黑色的爱》、《女人的事》、《心锁》、《远的路》、《四月的旋律》、《金色的忧郁》、《我心·我心》、《焦点》、《邻家有女》、《变奏》、《斜阳》、《蚀》、《花季》，等等。
郭良蕙自幼热爱文学和艺术，20世纪50年代初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最初只是为了一种自我价值的证明。如同作者自道：“写作之初，我并未对这条路怀有什么美梦幻想，只因受困于当年的狭小生活圈子里，必须找一件事做，用来证实自己真正存在，其价值的存在。”而一旦真正意识到“写作是艺术表现的方式之一，足以反映人生、刻划人性”，郭良蕙就与文学生涯结下了不解之5，创作不仅成为她的生活习惯之一，也见证着她的生命存在方式。郭良蕙虽然较少公开发表自己对女性问题的见解，但她的创作却贯穿了某种女性意识的观照视角和思索力度；她对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上题材禁区的碰撞，往往以新的文学叙述，挑战了官方文学话语的权力场域；她虽然游走于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中间地带，但并没有因此媚俗大众，降低创作品位。
郭良蕙的小说创作，内容从传统的男性社会横跨到现代社会，并致力于变迁社会中的爱情婚姻描写。她笔下的主人公多为都市里经济条件较好的中产阶级男女，作品带有一定的贵族气息。其创作敏锐地捕捉到婚恋男女的矛盾心理，并能透过个人的情感纠葛和婚姻矛盾，折射转型期台湾社会婚姻观和伦理观的变化，表现复杂的人性变异与冲突，道出人生命运的感伤凄楚，世态人情的冷暖炎凉。具体而言，郭良蕙的创作追求可以从两个向度来体现。
首先，围绕女性的情感境遇与婚姻命运，郭良蕙通过形形色色的婚恋故事，呈现了各种不同的女性人生状态，并在其中传达了她对爱情与婚姻问题的深层思考。
爱情，对于女性而言，往往具有竭尽生命追求的重要意义。郭良蕙以她对美好爱情生活的希冀，对那种为爱情而奉献而痛苦的女性人生，给予了赞美和同情。在长篇小说《春尽》里，性格好强而沉郁的少女沈白芙，不幸身患肺病。当姐姐与情夫私奔后，她却渐渐地爱上了姐夫万光宇，并毅然与缺乏爱情基础的未婚夫陈云程解除婚约。然而，正当沈白芙不顾一切地奉献自己感情的时候，万光宇却不接受她的爱而另娶。沈白芙在失恋与疾病的双重打击下自杀，葬身大自然以求生命的永恒。沈白芙的生命毁灭，也道出了在男权中心话语与世俗偏见的力量作用下，女性为追求爱情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另一部作品《斜烟》，写的也是痴情奉献的女性悲剧故事。袁克川和俞玫汾原是婚姻生活美满和谐的一对夫妇，后来袁克川患病而导致下身瘫痪，在自卑感的作祟下自惭形秽，变得意志消沉，冷漠暴戾，驱使妻子断情而另找归宿。俞玫汾被迫离婚，但仍坚贞守节，不8他嫁。作者说，她写这类小说，“并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希望世间真有为爱奉献和牺牲，并且无9无悔的纯情。”随着作者生活阅历的增加，人生观察的深入，郭良蕙对爱情有了新的理解。她认为爱情虽然存在，但不能迷信；诸多的生活事实告诉她，爱情与婚姻的错位，造就了矛盾而不幸的女性人生。以现实的态度来面对女性情感境遇的现实，郭良蕙进一步意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