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旭博士《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
张旭博士新著《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以“视界的融合”荡开文笔，大气包举，收束中西，其意脉贯注宏通，蜿蜒迤逦。全书三位一体——作者张旭、译者朱湘和中外诗歌，因“视界的融合”而“融合”，“人心营构”，声气相求。作者有着清醒的理论自觉，首先切入研究框架及理论主旨。一则开宗明义，体现了作者的通识眼光及中西视野，二则精微发明，拈出了研究对象——朱湘及其译诗的精神品质、文化追求和译家胸襟。“视界的融合”是作者与朱湘心灵的唱和，是作者与中西译学的诗性对话，亦是译者朱湘与中外诗魂的精神徜徉，“别具灵构”。
张旭与朱湘的唱和，中西译学的对话，原本与译本的暗合，乃至整个翻译活动——其实都是一种文化关照，否则便无真正的视界融合。但文化关照受制于“传统”和“立场”两个要素。立场不同，关照点各异，即有不同的视野。同时还需设定关照客体，如果对方只是关照行动的受动者，不是能动主体，则单向的关照不能产生“对视”行为，也就谈不上视界融合，因此双向互动乃是视界融合的必要前提。立场既定，在双向互动的机制下互为主观与客体，这时还应考虑主客双方的预设机制，这种机制因有历史的载负传至今日，辐射所至既赋予文化以历史深度，又以其效力而影响文化关照的立场和视野。但是，由于主客双方背负不同的传统，因之即有不同的立场和视野，欲求中西译学汇通以达“超胜”之旨，就应在背负并深掘历史的同时移步换景，自由地挪用同质与异质文化资源，以求视界融合，为中西译学汇通提供必要的理论前提。此处的关键就在“自由”二字，在中西译学资源的挪用者能否以自由和开放的心态游走于两种文化之中，海纳百川，从纷繁的文化表象中发掘出历史铸就的通约关系，并通过某种载体投射出去，体现出真正的视界融合。
张旭是书乃文化关照之书、中西译学汇通之有益尝试，背负着中西“具体的文学坐标体系”和“主体诗学系统”这样一种传统，尤为关注历史语境和文化共同体（因为朱湘前辈、同仁于朱湘本人也是一种传统，也会构成朱湘译诗活动的历史上下文），同时取定了历史和东西维度这两个立场，兼备文化关照两个要素，因此，能够在深掘历史从而叩问传统的同时自由地挪用同质或异质译学资源，同时移步换景，双方互为主体与客体，以自由和开放的心态游走于两种文化之中，洞幽察微，烛照朱湘及其译诗活动和文化贡献，以求视界融合以及中西译学的双向熔铸和综摄。这种融合不啻是中西译学的相互烛照，相濡以沫因能催生译学涵化，遂使熔铸和综摄成为可能。不过熔铸的前提是要有内在于中西译学体系的文化通约，这种通约性的成立或存在表明中西译学业已存在为双方所共享的预设价值，以能从中提炼出会通中西、“洪范九畴”的基元命题，达到综摄的目的。其实，全书从小处着手，以朱湘译诗形式为逻辑起点，条分缕析，分别检视并讨论新格律体译诗规范，主体诗学系统之形式规范，译诗视觉图形实验，译诗建构形体，格律、句长、节奏、韵律、音韵叠用等，很显然，这些基元命题能够涵盖并通约中西译学体系，因此便成了这种通约关系的现实载体，辖域所及无分中西，其间透溢而出的正是中西译学双向熔铸的理论意绪。
但作者并没有放弃主体立场，因此能恪守中国传统诗学范式以及译者所处时代业已形成的译诗规范，通过译入语的选择、译诗形体建构以及译诗语言音乐化效果这三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审视朱湘的译诗活动遵循了何种翻译规范，或对传统及当下的翻译规范进行过怎样的改造，以揭示朱湘译诗为中国新格律体译诗规范所做出的文化贡献。因了朱湘的文化追求，“想创造一个表里都是‘中国’的新文化”，张旭博士呼应沈从文先生的呐喊，也用“东方的声音，唱着东方的歌曲”，这便使透溢全篇的“视界融合”基于这种主体坚守，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心灵家园。于是，全书“论述都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理论的框架”，并以这种框架为理论依据，将“视界的融合”作为理想的价值尺度，重新解说朱湘译诗文本，澡雪古人精神，洞开今人耳目。
恪守主体立场的“视界融合”，其特点便是要尽力吻合“身之所容、目之所瞩、意之所游”这三种属性。“身之所容”指“立场”，“目之所瞩”指“视点”，“意之所游”指“情脉”，而其内在要求却是“所见者真，所知者深”。“所知”因有“所见”，而“所见”当取定“立场”和“视点”，首先解决“身之所容”，于是方有“目之所瞩”，从某一视点入手畅神而游，任“情脉”不断，虽然视界“因地成形，移步换影，千奇万状”，“但游目骋怀，必是方得深景真意”。“意之所游”指“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处是也”，这样“眼光收处，不在全图”，“合景色于草昧之中，味之无尽；擅风光于掩映之际，览而愈新”，“真境逼而神境生”，遂“境界全出矣”。因此可以说，“身之所容、目之所瞩、意之所游”这三种属性不啻是“视界融合”的生成机制，亦为中国传统诗学范式的内在规定，当然也是本书恪守中国传统诗学范式的内在要求。全书“身之所容”体现为具体的历史语境，译家的艺术动机、所遵循的本土诗学及翻译规范、采用的翻译策略，身历其境之新文学运动以及中国传统诗学框架。“目之所瞩”其焦点在翻译，“尤其是新格律体译诗研究”，具体做法是“每节都从某个小点选取某个视角进行论述”，分别涉及到翻译规范（包括主体诗学规范与西诗汉译规范）、汉语诗体形式（主要指汉语格律诗体）、主体诗学形式规范（包括汉语格律诗体的韵律、节奏和声调规范）、朱湘译诗的成构特色（主要讨论“建筑”与“音乐”两种美质）、源语梳理及其译诗细目勾沉等，异态纷呈，而“万取一收”，凸现了“视界融合”之理论追求。“意之所游”在得深景真意，在尊重传统、重返历史深度的基础之上尽力探得朱湘译诗之“深景真意”，因此，“尽量穷尽翻译家有关的文献资料，包括他的生平创作，以及时人的评介文字，并还原到诗人当年所处的历史语境，然后在此基础上对诗人的翻译行为和译诗文本进行互文性解读。所有的理论介入以及文本的比照，又多与译者当年的学术训练有关或与之发生过某种联系，这些线索一则可以通过诗人当年阅读过的书籍，或选修的课程，接触过的人物以及留下的文字记录中寻得。加之自己也有过海外留学的经验，这种感同身受更能有助于体会诗人所经历的一切。”于是，“视界融合”这三种生成机制便因此催生出全书较为丰满的学术肌理，显得圆融厚重，绵密沉实。这实则缘于作者清醒的学术自觉和自觉的理论注入。有别于坊间常见的感性体悟式研究，他以朱湘译诗为呈现文本，在视界融合的基础之上注入知性思维成果，使其成为科学理性的结晶。这种圆融的理性把握犹如史笔直抒诗心，在中国译学发展的客观脉络之中织进了主体的自在反思，为厘清20世纪初叶中国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了较为有效的研究范式。
毋庸置疑，视界融合的目的是要从中西译学的通约资源中提炼出具有相当理论概括力和解释力的普遍法则，张旭博士于此有所会心，并以普遍法则的探索为此书着力之处。他在本书《后记》中写到：“这种穷根问底的追问，实际上是在履行现代学术的真正使命——对现存的事物或现象进行合理地解释，然后立定出普遍的通则以解释或预测未来的事物。”综观中国译学传统，以“品评”为其特点的批评实践着力强调“点悟”范式而不注意理性升华，面对翻译文本“即感即悟，当下而成”，相对缺乏西方理性主义标举的精密性、分析性和批判性。理性主义旨在透视现象背后的本质世界，其前提是主客体的对立，并因此而使本体论和认识论判然有别、双峰并峙，而连接于其中的就是方法论体系，这种体系以概念为网结、以逻辑为网纽，终而形成一套严密的网络，擘肌析理以观文心。可以说，理性范式之超迈处就在这里。就本书而言，作者围绕“视界融合”这个中心概念，以西方译学和中国诗学传统作为理论预设，着力探索中国译学体系的“实然”结构，并因循西方翻译规范和中国诗学传统的操作智慧，催生出这份全新的文本。此举当然不是想“重演古人之思”，因为“澡雪古人精神，洞鉴古事底蕴……有赖秉笔者心注情属，冥契古今，见其不见，觉其不觉，使古人魂魄重见，旧事神龙活现，此感官神遇之效，史家但凭智度，诚有不逮矣。”而“神会妙悟，莫近于诗”，诚如亚里斯多德所言，“诗发扬普遍而历史记载特殊”。作者着力探索“普遍”准则并用以指导自己的理论探索和译学实践，秉持“宇宙不能赋吾心以法则，而吾心实与宇宙以法则”这条学术信仰，以掘出朱湘译诗内蕴之“普遍法则”及其于中国译学的普遍意义。这种形而上的追求极富“原道”精神，因之而使本书“法理”盎然，哲学底蕴透溢纸背，故而条分缕析，不乏理性范式的学理注入，使该书成为作者“胸中之造”（康德语），充分体现了“普遍或然性”之诗心哲理。王国维深谙此理，认为：“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也。”张旭关注“历史纬度”，“此史学之所有事也”；以“醉人的姿态，在诗艺王国中做一次‘逍遥游’，并充分体验‘参禅’的乐趣”，“此文学之所有事也”；而孜孜以求朱湘译诗内蕴之“普遍法则”及其于中国译学的普遍意义，“此科学之所有事也”。史学、诗学、科学三者并举，尤以科学为重，这显然也是清醒的理论自觉予以激活的结果。全书高悬“普遍法则”，鉴照朱湘译诗文本，同时又借助这种鉴照抽绎出能为中西通约、中西化合、真正体现视界融合的“普遍法则”，既为中国译学研究提供知识支撑，又完成了更高层面的学理注入，在切实完成“现代学术真正使命”的征程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应该说“普遍法则”的穿透力越强，辐射所涉及的个体越多，这种通则就越具普遍性，而这正是为“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而设置的一种理论追求。中国译学经过历史的演进，其中一些知识形态虽然日趋成型，但还处于经验状态，并未成熟。经过学界同仁的长期努力，中国译学的理论清晰度正逐步提高，“中西化合，相互推助”策略的实施更使相关研究逐步实现了向现代范式的过渡。理论的清晰度主要指理论提供的信息量，“清晰的理论要使被反映对象的不确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需要用理性思维改造原始直觉的思维方式，尽量使被反映对象的边界清晰。”与坊间多数研究比较，张旭此书的显著特色在有一定力度的理论注入，而这种注入通过理性化探索又表现在：
一、关注中国译学研究（尤其是文学翻译）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诗人如何译诗？在翻译过程中他会否遵从某些翻译规范？这些翻译规范是否会演进并积淀为目标文化其翻译文学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是否会在目标文化系统内新的文学规范形成过程中发挥积极的建构作用？以着力把握翻译文本的本质，洞察中国译学的学科属性；在具体的翻译策略上，作者又十分关注如下问题：译者在译入语的使用上遵循了何种翻译规范并做出了何种新的探索？译者如何通过字数与音顿的合理分布及诗形来构织译诗“建筑之美”？又是如何通过音韵变化妙造译诗“音乐之美”？
二、在方法论上强化理性思维并以其作为理性升华的前提，同时从朱湘译诗活动、文献考证及其文本的构成质料入手，强调“用放眼世界的目光”促进“视界的融合”，以探索译学规律，从而促进了从点悟模式向科学归纳方法的渐次飞跃。全书针对朱湘译诗文本“经营反复，确知意旨，摹写神情，仿佛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夫而后能使阅者均得其益。”就其学术精神而言，仿佛清代朴学，如黄侃云：“今日籀读古书，当潜心考索文义，而不必骤言通假。当精心玩索全书，而不可断取单辞。就解说虽不可尽信，而无条条逊于后师之理。廓然大公，心如明镜，然后可以通古今之邮，息汉宋之诤。”细读全书，的确流淌着这样一种朴学精神。而就朱湘译诗文本所做的文献考证，则与德国考据传统暗合，基本做到了“遍访档案之府（archivalische Neugier）、内外文献互证（Kritik）、直书其事（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遂为全书构织出丰厚的学术肌理。
三、理论表述沉实绵密，富于思辨色彩，由于术语、概念、命题、原则、方法的建立而使全文呈逻辑展开，较为充分地反映了这些知识单元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作者高远的学理追求。
理论清晰度的提高显然有助于此书对朱湘译诗文本实施理性抽绎，这当然也与西方理论预设（如翻译规范）有关。此书摄取霍尔姆斯、利弗维尔、皮姆、佐哈、图里等人的学说以为理论依据，将“视界的融合”悬为理想的尺度对朱湘译诗文本条分缕析，于人多有启迪。这种“中西化合，相互推助”的策略有助于从异质文化中摄取理论营养，凿壁借光，借用现已成为常规科学的西方理论烛照中国文本，为阐释中国译学实践与文本提供了理论依托，为译学通则的提取和新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必要的前提，遂使新见迭出，有效地提高了此书的科学品位，为未来更加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西译学的双向熔铸和综摄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例证。
此书“胸有定见，不为浮游影响之谈。”全书照映西方理论预设，植根于中国本土经验，文脉到处，时时含蕴着作者对“视界融合”之境界一种亲切的体认、向往和深情的呼唤。这是“中西化合，相互推助”策略的整合交融之举，也为中西译学的交融共铸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摹本。
清章学诚云：“故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今之要，亲近师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张旭求学，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希望将来亦复如此。又云：“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大义乃通经之源，古论乃读史之本。”此乃学者之要，亦为学者精神追求和价值目标。又云：“且足下所谓学者果何物哉？学者，道也。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宋学）；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汉学）；道隐晦而难宣，故须文辞以达之；三者不可偏废也。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闲习，皆学也。”前贤至论，援笔征引，以共勉。
（原载：《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149-1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