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直译说”在传统的意义上原是相对于“意译说”而言，但形式主义者却从形音义的层面过分强调其中的语言要素，却忽略了“直译说”在文化层面的合理与合法性。巴斯涅与列夫维尔认为，植根于两种文化之中的源文本与宿文本其“元叙述”（metanarrative）方式抑或“核心文本”（central text）都会体现该文化中的某些基本价值信条（beliefs），倘若两种文本在这一点上越接近，则由于文化本身的贯摄与渗透作用直译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是说，直译的文化动因应是作为民族文化内核的基本价值信条，宿语与源语在这一点上倘能做到“深层通约”，则直译便是题中应有之意，此时如果再在诸如直译/意译之类的问题上纠缠就显得毫无意义。换句话讲，是否直译其前提是两种语言之间其文化内核是否存在“深层通约性”，倘是，则直译，倘不是，则意译。张隆溪曾经指出：“要能超越东西文化与历史的歧异去认识东西方文学与文学批评传统之中所存在的共享、共通与共同性，只不过通常所认识到的共同性在所有的理解与阐释过程之中倒往往以歧异出场的方式体现，这当然也包括美学经验与文学批评之中所表现出的诠释歧异。”【2】这番话其实只是中国“和而不同”之哲学观的一种阐释学疏解，但其中所提到的“共享、共通与共同”这三大特性却是对直译理论深层通约性的最好界定，这于我们理解上述观点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至于“功能等值说”则与传统译论所强调的“信”（faithfulness）这条标准藕断丝连，追求“功能等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追求“信”，但是在语言学范式里，其理论视野因为囿于“信”与“等值”所谓的语言层面，却忽略了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动态应和关系，换句话讲，翻译之所以存在本来就是为了满足文化以及隶属于这种文化的各个族群和个体的需要，因需要不同，翻译就得进行相应的调适，因之其功能也必然有所殊异，这就必然与源文本所载荷并植根于其中的源语文化产生某种程度的疏离，这样一来，对于“信”或“等值”所谓的信仰与追求便被自然地消解，故此白居易当年“文章合为时而作”的主张，只需易“文章”为“翻译”，便在这里具有了某种特殊的涵义。毫无疑问，对于“功能等值说”的文化诘难必定导致关于“等值说”的文化反思，因而在译学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之下，其内涵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于是，巴斯涅与列夫维尔在两人合作编成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的“引言”中便就“功能等值”提出了如下的定义：“（等值）即指宿文本在宿文化中发挥或承担其功能的方式应与源文本在源语文化中曾经发挥或承担过其功能的方式一致。”【3】显然，这个定义所具有的内涵已经不同于“等值”概念传统的内涵，在这个定义所设定的理论框架里，为要获得所谓的“功能等值”译者无疑会要对源文本进行适时的文化整容，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视野的观照之下充分地满足“功能等值”概念现在所具有的全新内涵。其实，不同的文本所具有的不同的译本在某种文化价值系统的迁移渗透之下其功能肯定大相径庭，因译本对象不同（如前引《格列佛游记》的儿童读本）以及源文本在本土的文化定位不同，译本所应承担的功能也就不同。比如，玛库拉（Vladimir Macura）在“Culture as Translation”一文【4】中即援引19 世纪捷克文化“克隆”（cloned）德国文化范型这个例子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这个个案分析中，我们看到翻译的功能在当时的捷克几乎与信息的传输毫无关系（而人们却多认为信息的传递正是翻译得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因为当时的捷克读者都能读原文，对于译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要求。翻译在当时之所以存在，其主要的理由是要让译本成为一种手段抑或工具，借此捷克这个新诞生的民族可以“证实”（prove）自己、验证自己的文化身份，同时也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民族语言也可以载荷原本用德语这种强势语言可以载荷的一切东西。当年尼耶雷（Julius Nyerere）曾用斯瓦希里语（Swahili）翻译莎士比亚，正与此异曲同工，显然，翻译在这里已经超越信息传输的传统职能，从而具有了获取文化权利的全新功能。同样，森古蒲塔（Mahasweta Sengupta）也在自己的“Translation，Colonialism and Poetics：Rabindranath Tagore in Two Worlds”一文【5】中借用泰戈尔的“自译”（auto-translation）现象说明了面对强势语言的压力翻译的功能调适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泰戈尔之所以选择“自译”这条道路是因为翻译可以“模仿”强势语境。回顾泰戈尔的文学创作过程，可以看出英文和孟加拉语是他的两种创作语言，但两种语言的创作风格却大相径庭，而他之所以选择英文创作是因为他十分明白，自己能否在英国、美国或者欧洲大陆博取声名，或者说这些英语国家是否会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其主要的前提是看他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用英文创作并以此契合于英语国家的文化权利结构，然后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是，泰戈尔作为一位伟大诗人其声誉是“丰于名薄于遇”，因为他的英文作品能够深契于英语国家的文化权利结构，并以此认同英语文化，因而使其在英语国家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可是一旦他在一战期间挺身而出并公开发表演讲，激烈地抨击当时盛行于欧洲的国家民族主义潮流的时候，他在英语国家的声誉便很快下降，而更为严重的是，泰戈尔基于欧洲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范式调整自己的英文文学创作（抑或译作），这便使自己的才智发挥受到严重的阻碍，从而失去了一位天才诗人应有的睿智、情致和“诗感”（sense of poetry）。
总之，“译学研究”这门学科目前在世界各地正以强劲的势头向新的世纪推进。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尤以90年代为代表），西方译学开始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这场革命标举范式重构的大旗，以文化转向、理论渗透、学科整合为特点，简而言之，正是做到了德里达所谓的“视野融合”，一方面告别传统的“翻译语言观”转而将翻译视作文化现象，微观的结构描写已经让位于宏观的结构阐释，一方面注目于宏观体制化的权力结构及其从中衍生而出的微观层次转移。因此西方某些译学研究者甚至公开声称，90年代的译学研究正在经历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转向”，其时各种理论模式层出不穷，各种规则体系常出常新，新的学术共同体已逐步形成，人们熟矜的研究传统由于相邻学科的整合渗透也在明显转型，这表明译学研究的新型范式已经得以逐步确立。比如，德国哥廷根学派从认识论意义上指出“文学翻译即是文学作品阐释的翻译，它将受制于目的语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传统，既是某国文学语言的一部分，亦是一种文化活动，必将有贡献于该国文化遗产，并成为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6】弗兰克（Armin Paul Frank）甚至呼吁建立一种译学研究的整合理论，这种理论无需从别的体系派生而出，亦不具思辩性质，只需具备“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所透溢而出的那种特别的精神”【7】。在加拿大，译学研究正向“文化身份的认同”这个问题推进。殖民主义、双语文化、民粹主义、文化遗产、弱势文学体系以及性别角色等问题已登上译学舞台，为当代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索契机。与此同时，美国传媒的国际化正逼使译学“分心旁鹜”，认真探讨传媒所传递的文化渗透力量，而传媒学者也正在转向，试图从译学研究中获取本学科所急需的学术洞察力。学术共同体由分到合，殊途同归。范式变革拓展了学术视野，提高了科学品位，当然同时也深化了译学研究的思想力量。知识、思想、学术刷新了范式内容，使当代译学“自成高格”，为在21世纪纵横捭阖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原载：《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第6-10页）
【1】Bassnett Susan.&Andre Lefevere（eds）.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London：Pinter.1990.
【2】Zhang，Longxi.Tao and the Logos：Literary Hermeneutics，East and West.Durham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2：191.
【3】Bassnett，Susan &Andre Lefevere（eds）.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London：Pinter，1990：8.
【4】Bassnett，Susan &Andre Lefevere（eds）.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London：Pinter，1990：64-70.
【5】Bassnett，Susan &Andre Lefevere（eds）.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London：Pinter，1990：56-63.
【6】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N.Y.：Routledge.1993：184.
【7】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N.Y.：Routledge.1993：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