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行的法律教育和培训的机构，委员会预想前三个要素应主要在法学教育的最初阶段得到培养；第四个要素应在法学教育和法律实践的全过程中得到培养；第五个要素应在法学教育和职业训练和服务训练阶段得到培养。美国法学院从一开始就被公认为是法律制度运转的支点。但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思考与反思，美国法学教育界认识到法学教育不单是训练学生职业技能的教育，而是技能与理论素养并重的教育，是建立在良好理论素养基础上的技能教育。“对美国法学院课程设置的批评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来自不同方面。常听到的抱怨是第一流法学院的毕业生的高超智能往往与人们期望于专家的广博的文化知识未能般配。近来多数改革方案和课程设置实际变化的共同特征是，尽管不取消但却降低判例教学法的地位，更多地强调对法律政策而不仅仅是技术，对法理学概念及问题而不仅仅是适应一种职业技能的学习与研究。”美国当代法学教育家韦林顿，根据他对美国20世纪70—80年代法学教育的观察所提出法学教育的阶段性方案，集中地反映了美国法学教育价值观的走向。他对耶鲁法学院的建议是，将法学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向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使学生掌握基础知识，丰富学习经验，不断提高掌握知识能力的水平和责任心；后一个阶段是“让每个法学院学生，在他学习期间的后半期，与一小群其他的学生和工作人员一起，开始一个提高知识的旅程，以艰苦的努力达到最初的学术成就。即使学生们不愿成为学术理论家，他们有能力经过辅导，做一些有用的、甚至是杰出的工作。这种工作是专业性强还是学术性强，取决于这些学生及其一群人。无论他们的旅程采取哪一种途径，最终必定要落实在司法实践上。”韦林顿的阶段论从法学教育价值观的视角来看，其实就是一种素养价值观和职业价值观的结合。而韦林顿的思想也已普遍为当今美国大多数法学院所接受。
二、德日法学教育价值观变化的考察
德国法学教育的出发点是传授法律规则、抽象的概念和思维方法，具有学术性的特征。但“类似加强理论与实务结合、试图因应社会变迁的法学教育改革运动，也发生在正规法学教育延绵已逾六百年的德国大学”。德国自19世纪奠定当前法学教育所袭用的格局以来，该国法学界内外即不断提出批判与改进建议。由于法学院会议多年对此议而不决，自愿性的法律人养成工作小组提出大幅度改革方案，终于刺激各界争相研议改进法学教育模式。有关法学教育改革的议题，一再成为德意志法律人会议的讨论焦点，如四十八届、五十八届会议都有关于法学教育改革的议题。尽管法学教育改革的重点随时代不同而有所转移，但有关教材的吸纳安排及教学年限、教学内容（学术性的大学教育或实务导向的专业训练？法学与哲学、历史之间的关系）、考务（中间考试的存废；国家考试的方式）、教学方法（讲课；小组研讨）等议题贯穿法学界相关讨论数十年之久。1971年9月10日，德国联邦众议院正式通过德意志法官法（DRIG）修正案，增加了实验条款，准许各邦根本改造法律人养成教育：放宽大学教育与专业实习之间的区阁限制，开放各大学试行单阶法律人养成教育的弹性空间。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塞勒特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上世纪70年代，思想上的努力带来了对改革的讨论，其目的是使法学教育以培养实践型的‘社会工程师’为内容。在这之后，1971年，奥格斯堡大学、拜罗依特大学、比勒菲尔德大学、不来梅大学、汉堡大学、汉诺威大学、特里尔—凯泽斯劳藤大学和康斯坦茨大学开始依据所谓的‘试验条款’进行‘单级法学教育’。上述每一所大学都在与司法部门的合作下开发自己的教育模式。其共同的目标是理论和实践的一体化。”2003年，德国颁布了《法学教育改革法》，这一法案的第7条指明了法学教育改革的目的：“教与学应该使大学生对职业活动领域有所准备，并按照每一学期的课程设置传授给他们这一领域所必需的专业知识、能力和方法，以使其能够从事科学性或者是艺术性工作，以及在一个自由的、民主的、福利的、法治国家中做出负责任的行为。”改革法所表达的法学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努力建立知识性的学习以及实践和职业教育之间的合理关系。统观德国法学教育改革各项议题，可以看出法学教育价值观的变化。变化的趋向是理论素养与职业素养的统合。
德国学者米夏埃尔·马廷内克描述了价值观变化后德国法学教育的情况。他说：在欧洲一体化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高等学校教师已经认识到，专业实践的能力和熟巧在大学的法律教育即应予以传授，而且应与人文和社会科学平等待之。越来越多的德国大学法学院成功地致力于在其教育内容中补充在实务和职业上具有重要性的材料，还举办了诸如模拟法庭、就契约做成公证证书的演习，企业缔约谈判演习，学习律师辩护策略和资产对照表的分析的项目小组，还有联系执行和形成政治和行政任务的学习小组活动。日本承袭大陆法系法学教育的传统，法学教育以理论素养为主导的价值观。表现为重学生理论素养的教育，致力于培养法律、政治、经济、行政管理等多方面通才的培养目标。法律职业素养的训练由专门的司法研修所承担。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法学教育改革的迫切性日益凸显。据日本学者棚濑孝雄介绍，日本法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就是法律职业性教育由司法研修所转移到大学来，提出了对法律家进行职业教育的法学院的设想。这些法学院亦被称之为法科大学院。日本法科大学院构想实际上是借鉴美国法学教育的模式所建立的实务教育体制。所谓法科大学院就是在各个水平较高大学的研究生院建立起的专门培养法曹实务人员的高等教育机构。对法科大学院的毕业生，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赋予法曹资格。并且在法曹选拔和培养过程中，要以法科大学院培养的学生为主体，辅之以司法考试和司法研修制度，建立法律职业选拔任用的“流水过程”。法科大学院基本的制度设计是：非法律和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可报考法科大学院；法科大学院的学制一般为三年，例外时为两年；从法科大学院毕业就获得了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面向法科大学院毕业生的司法考试中，主要以法科大学院学习的内容为主；法科大学院的法学教育要以实务教育为主，在课程设计和师资选任上，都要服务于实务训练的需要；法科大学院的毕业生通过司法考试后就获得了参加司法研修的资格，他们在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研修以后，根据本人的意愿从事具体的法律职业。日本法学教育改革的趋势表明了理论素养教育价值观正在与职业素养教育价值观接洽与融合。
从上述两大法系法学教育价值观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素养价值观主导下的法学教育模式与职业素养价值观主导下的法学教育模式具有互补的特征。“在某些方面，大陆法国家法律教育的缺陷恰好与英国和美国制度中受到人们批评的缺点相反。经常向人数众多的听众演讲可能等于练习形式逻辑，或讲述制度史。它们未能传达法律生活的现实或讨论这些现实背后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尽管在大陆法律教授们看来，美国法学院的教学缺乏系统性，但是在与许多社会科学问题的联系方面，它毕竟比欧洲和拉美大学法律系的课程来得更紧密。实际上，如果普通法国家和大陆法国家都已提出的教育改革能够付诸实施的话，二者现存的差异肯定会大大缩小。”当下，造成两种法学教育价值观趋同态势的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导致两种不同价值观形成因素的融合。茨威格特指出了其中的一些方面因素的变化：“制定法在欧洲大陆占绝对优势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反过来，普通法那里为着法律统一的合理化和简化而使用立法的趋势正在增加。在欧洲大陆，法律由法官加以发展并且——随之而来的是——归纳法的问题定向的思想方式日益传播开来；反过来，普通法正在注意到以下需要：即把法官所发展起来的规则形成系统的条理，以使这些规则易于了解和掌握。因此有理由相信，普通法与大陆法虽然从相反的基点出发，但它们正在逐渐接近，这甚至包括它们的法律方法与技术。”除了上述法律渊源和法律推理方法在两大法系差别的缩小以外，法律家和法学家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在法律发展中的作用得到人们的承认，改变了机械适用法律的被动地位。法官借鉴英美法系的经验，成为促进非法典化的法律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家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以美国为例，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法学院水平的提高，大学教授对美国法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学教授为美国法律的统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美国建立之初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便是如何在一个幅员辽阔、民族杂多的国家中实现法律的统一问题。一方面私法基本上都是州法；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又存在着对“美国普通法”的信念，使人感到法律统一的必要性。然而，联邦制的美国，联邦法院和议会都只能就涉及联邦问题行使权力，因此它们不能成为推动法律统一的力量。美国法律统一的使命便落到了民间组织之上。“然而，为建立美国统一的法律秩序作出持之以恒的、卓有成效的贡献的，乃是大学教授们。”（1）通过对复杂和晦涩判例法的整理和修订，实现法律的系统化。《法律重述》便是最好的例证。（2）培养美国法律家所普遍共有的思想方法。一些著名的法学院不讲授所在地的州法，而是讲授“美国法”，一个在美国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但又在任何地方都通行的法，即各州共同的法律原则和方法。从而培养了法律家所普遍持有的美国法基本统一的信念。（3）为统一的司法实践提供理论基础。一方面，美国法学院传统上密切的师生关系，使得学生从事司法实践后，仍毫不见外地向教授寻求建议或指导。“美国的法律实践之所以呈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追求抽象的概念结构或体系化、稳定性的倾向，据说正是这种传统悠久的师徒关系的结果。”另一方面，法学家们不断将新的意识形态灌输到法院，成为法院实践活动的理论源泉。美国法逐步显示出一种“学者法”的姿态。总之，在当今世界，以英、美等国家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和以法、德、日等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然而，在两大法系法学教育改革运动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是法学教育价值观的变化：职业素养价值观与理论素养价值观的融合与趋同。这种统一的价值观体现在对所培养的未来法律人内在素养的观念预想方面，就是培养有着深厚知识基础、熟悉法律技能、养成法律思维方式、具有高尚职业道德情操和法治人格的高素质的法律人。关于法律人的内在素养结构，也是笔者在后面各章中将要论述的法学教育的基本价值，即传授、整合、创新法律知识、训练和提升法律技能、培养法律思维方式、培养法律职业道德和培植法律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