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姐，22岁，大学三年级学生：“当我观看影片《英雄》时，我被画面和音乐所震撼，场景的布置和人物的阵列很考究。特别是几个主角的演技和形象，都令人欣赏。李连杰，当然喜欢，以前看过他的一些片子，像《中南海保镖》之类，都很好看。长得也很帅，作为女性，当然是很喜欢他的。有阳刚气，有男人味。”
当然，更有人把李连杰放在了人生高境界的位置上。有被访者这样认为：“李连杰的吃苦、拼搏精神令人感动和佩服，更值得学习。他和一些习武人的区别在于：不但武术修为上乘，武德表现也极佳。这也说明了真正懂得武术的大家，是文武双全、德艺相彰的。李连杰的文学水平也很不错，记得在他年少时，曾写过诗，很有气势。李连杰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要战胜自我，不要被自我所桎梏。个人的修养是可以提高的，关键看你愿不愿意去改变自己，修正自己，战胜自己。从他那里，我们看到修养，看到坚韧，看到可爱，看到成熟，看到内涵。”说这话的是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据她称，自己在小学时候就喜欢上李连杰了，一直喜欢到现在。
对于许多人来说，李连杰无疑是一位偶像和英雄。但有趣的是，李连杰自身却并不这样看待自己。他说：“你看我外表风光，其实背后也有很多艰辛”，“在美国的家里我可以有10个厕所，而回到北京我照样能蹲公共厕所……贫穷和富贵对于我而言都无所谓，最主要是内心的感受”，“在每个人的内心，高与低都是自己去衡量的，自己有一套标准，而不是被社会的价值观左右。我每天都有可能处在低谷或者高峰，举一个例子吧，那阵子我在日本宣传《英雄》，真可谓受到贵宾级的待遇，保镖、名车接送、山珍海味……之后我和老婆去度假，泡温泉，据说对皮肤好，一天洗五次澡。可过了几天我去青海为佛教闭关，那个地方没水没电，光进去就要三天，出来也要三天，每天吃的是咸菜白粥，三天没洗过一次澡”，“如今我什么都不想，只想着怎么脚踏实地做自己意念中想做的事。别人对你的评价，今天可以这样，明天也可以那样，没有准的。”
“英雄”们的聪明在这里表现无遗：一方面得到了现实生活中所能得到的一切，一方面却时时刻刻提醒大众，自己不过是跟你们一样平凡的大众中的一员。这就是说，他们既不愿意放弃被大众作为仪式膜拜对象的荣誉，又不想被误解为真实生活中的“英雄”——真实生活中的英雄往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总而言之，李连杰作为一个被崇拜的影像“英雄”，本质上是平凡众生对一个成功人士的倾慕和喜爱。事实上，大众需要这样一位能够推动他们心理转换，实现他们想象性满足的影像“英雄”。然而，对于美女赵薇来说，事情却远没有这么幸运和简单了。
（2）个案之二：“赵薇事件”背后的大众情绪
赵薇，1977年3月出生，安徽省芜湖人，曾在上海和北京学过表演，以电视剧《还珠格格》一夜成名。不过自她出名之后，围绕着她的各类新闻接连不断。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军旗装事件”。从她的“军旗装事件”中，我们可看到这样一个奇怪的悖论：众人对赵薇既表现了极大的愤慨：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甚至是幸灾乐祸式的，同时又表现出了一种消极性的“理解”。不少人认为：“这些明星的素质就这样，干出这样的事并不奇怪”。正是由于这样的悖论，网络上会对赵薇的“军旗装事件”表现出如此大的争执。
事件的起因其实并不复杂：《时装》杂志2001年第9期登出赵薇披着一块“旭日”方巾仿制品的照片，当时赵薇的经纪人表示赵薇对此事不知情，还劝大家不要买类似的东西。事隔3个月后，重庆某报11月21日对刊登该照片的《时装》杂志执行总编徐婷进行了采访。徐婷对此称：“第一，这绝不是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毫无联系。第二，目的只是为了表现品牌，表现流行元素，表达一种趋势。”2001年12月4日，《赵薇穿日本军旗服装？有关人士发表看法》一文出现在国内各大网站之后，一时间网络上出现爆炸似的网友访问。随着声讨不断升级，国家新闻出版署期刊处称已经知道此事，表示会按照法律法规来办事。国家电影局及赵薇所在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则表示，赵薇穿什么衣服是她个人的行为，他们不会干预。引发这次“爆炸”的《时装》杂志社不得不出面澄清，他们连夜对照片出笼的过程进行了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向国家新闻出版署作了汇报，同时决定在2002年第1期《时装》杂志上向关注此事的媒体、读者作出一个全面的答复。但众多网友和赵薇芜湖的家乡父老对赵薇的回避态度感到愤怒，要求“封杀”赵薇，抵制所有赵薇的作品。到这样的地步，赵薇不得不出面了。她以一种谦虚的但却满含委屈的语气向公众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但从她的歉意里，我们分明可以读到一种不满——一种对公众把自己摆上仪式膜拜的祭坛的不满。她就“军旗装事件”发表公开致歉信，称：“经过几天来的深刻反省，以及上级组织领导的教育帮助，我深深感到自己忽视了历史知识的学习，对于那段惨痛的历史缺乏敏感，以至于无心伤害了许多关心热爱我的人们的感情，对此我从内心深处对他们，尤其是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的那些长辈们表示最诚恳的歉意。”但同时又委屈地表明：“我要告诉大家我非常爱国”，并声称“我会以这次教训作为起点，争取成为一个德艺两方面都非常出色的演员”。
但“事件”仍以出乎意料的态势发展着。2001年12月28日晚，赵薇应邀参加湖南某电视台举办的新年演唱会。演唱到最后一首歌时，一男子冲上舞台，撞倒赵薇，并向其泼大粪。四个月后，《打工》杂志2002年3月号刊登长篇报道，讲述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据称，这名神秘的男子是一名打工仔。事件发生后，他向媒体披露了袭击赵薇的理由和前后经过，称他小时候就听父亲说，他的爷爷四十多岁时被日本鬼子抓到满洲去修铁路，一年后被活活打死在工地上，奶奶则被日本兵侮辱后刺死。从那时起，他就恨透了日本鬼子。当听到赵薇穿日本军旗装上《时装》封面的消息后，他非常气愤，便精心策划了这次教训赵薇的行动。他认为只有让赵薇当众出丑，她才会一辈子记住这件事。这位名叫傅圣华的男子承认：“我知道自己教训赵薇的方式不太妥当。不过，我还是觉得自己的初衷是好的。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一个公众人物，最不应该忘记国耻。”
“羞辱赵薇事件”之后，网络上又掀起了一股声讨赵薇的高潮。网民们表达得最多的是一种愤怒的情绪，例如“我为赵薇的行为感到羞耻”、“赵薇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还有没有资格做中国人”、“以后是不会买她的专辑，看她的电视电影了！”等等。
在这里，就“军旗装事件”本身而言，无论赵薇穿军旗装是不是公司的炒作行为，但作为公众性人物，在公众场合穿军旗装是极不应该的。不过我们也相信赵薇不是有意得罪大众，也不是有意要牵涉到日本侵略战争，她自己大概也预料不到此事会牵涉到政治因素上。就本文的重点来讲，我们更在意事件背后的含义：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已经登上大众仪式膜拜宝座的英雄或美女，仍然面临着被驱逐的危险。避免被驱逐的关键是：你必须符合大众仪式膜拜所派定的角色身份，符合大众对你的心理期盼。大众对明星的崇拜，就像在游戏中对被推举出来的首领的崇拜和拥戴。但你切记，游戏一旦与想象中的乐趣不合，大众授予首领的各种特权都将迅速地被收回——因为任何一个游戏的参与者，都不愿意在不开心的状态中继续游戏。
更为重要的是，从这种大众化的情绪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仪式膜拜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这一事实，被镜像的接受者——影迷们——最显著地体现出来。如上面提到的李连杰“迷”和赵薇“迷”。因此我们不妨继续下去，看看“迷”们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四、“影迷”与社会日常生活
（一）文本的转换：作为文化生产者的影迷
宝座上是明星们，宝座下则是积极参与的“影迷”（STARFANS）们。从最现实的意义上来讲，“影迷”们的主要作用就是与明星背后的商业机构一起，将镜像推向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商业机构将镜像推向日常生活的目的在于从中获取最大的利润，而“影迷”们则希望把在影院中获得的心理转换的快感进一步延伸，并以自己“影迷”的程度，影响或决定着镜像的生产方式、内容、形式、规模和速度。我们会发现，在当代的镜像艺术以及其他的大众文化中，“影迷”们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同时也积极地参与了大众文化的生产过程。
“影迷”们是当代镜像艺术最主动、最热烈的参与者。按照约翰·费斯克（JohnFiske）所说，“影迷”们和其他不太过分的大众读者之间的差别只是程度上而非性质上的差别。着迷主要包括两种行为的特殊性：辨识力和生产力。无论是辨识力还是生产力，其背后关键性的因素是社会性。“影迷”们自发地将自己归属于某一社会共同体之内。这种从属关系以及对所属阶层的效忠性，与文化趣味之间的关联是主动和明显的。他们的辨别行为所遵从的往往是社会相关性而非审美特质性的标准。“影迷”们在他们着迷和不着迷的事物之间，划下了一道不可跨越的社会性鸿沟。
“影迷”们具有现实意义上的生产力。他们着迷的“文本”
（例如镜像）引导他们去生产自身的“文本”，例如在镜像和社会从属关系的双重暗示下，对穿着方式、化妆品、玩具以及卧室墙壁上的电影海报的选择等，使他们成为社会生产、消费流域中主动、活跃的一群。也就是说，最初的“文本”仅是一块丰富的、可供加工的文化资源，从中可以派生出更多更丰富的新“文本”。前者的结构和性质可能会限制新“文本”的想象疆域，但它不能限制使用它的“影迷”们作为再生产者的创造力。这种再生产者式的行为过程常常分野为两个层次：第一种是最基本的，即发生在“影迷”们个人的、内心的或私人间的闲聊行为中。有时也会发生在一些较为社会化的活动中，例如参加一些电影俱乐部活动，或者参与影评等（比如在上海高校里发起的各类影迷协会，以及一些诸如“大话西游协会”等闲聊式的聚会）。但就这类行为的社会影响力来说并不大。第二种是对原“文本”的拓展和发挥，甚至影响到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流向。例如，美国“星传”迷们近似狂热的各类行为——在《星球大战》迷那里，“星传”本身已经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将整个“星传”文本延伸到了生活之中。1999年5月19日《星球大战》首部曲公映时，许多聪明的老板都无可奈何地给职员们放了假，因为反正他们的心思不会在工作上。但让老板们愤怒的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居然会有那么多的员工能够找到各种理由拒绝上班。据当天的CNN晚间新闻报道，美国有近两百万的雇员没有去工作，而是钻进了电影院，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此损失五个亿。而仅当天，卢卡斯公司和福克斯公司的收入就有2850万美元。至于该片所产生的延伸价值——这或许更能说明“影迷”们所蕴含的生产潜能——更是令人咋舌。据推算，1977年到1983年，《星球大战》前三部根据“影迷”们的口味派生出来的产品，例如玩具、音像制品、书籍、食品、服装等，收入已经超过40亿美元。
尽管我们可以认为，“影迷”们的行为是应合商业文化的，不具备抵抗性的，但它确实导引了把文化创造性地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实践。因此，“影迷”们在创造性地使用了“文本”后，以自己的选择口味持续地影响着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使“文本”与日常生活富有意义地连接在了一起。
（二）群体观看：一次社会行为的演绎
同时，我们可以认为，镜像之所以能够被“影迷”们所推崇，不仅仅是他们可以从中获得相关的社会信息，同时这些镜像必须具有可以适应于日常生活的特质。比如，进入影院欣赏一部电影，正如前文所述，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活动，它更包含了一种社会整体意义上的群体性生活实践。通过复杂的心理转换，一般的电影观众和“影迷”们一样，都会将看电影这件事整合到与之相关的日常生活当中。
例如复旦大学影迷在2002年世界杯举办期间，举办了上海电影节特别节目。6月4日复旦大学的BBS通告说将在6月7日下午6点半提前播映巴西参展片《太阳背后》。BBS还特地提醒，此片导演、国际级制片、“VERY牛人”阿瑟科恩下周还将与复旦学生进行交流。但随即有人贴上帖子抗议：“晚7点30分，阿根廷VS英格兰。”还有人惊叹：“有没有搞错，巴西人也要看英格兰的！”在球迷兼影迷的强烈抗议下，最终，电影的播放时间提前到了下午4点半。“消息一出，众人欢呼，电影票的发放点前立即排出了长龙”。6月7日复旦大学中央海报栏前，复旦电影协会发放阿瑟科恩专场电影和研讨会的门票。虽然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但是现场的热烈程度还是令主办方措手不及，甚至还引起了小小的混乱，一度造成复旦主干道的交通堵塞。下午16点30分复旦大学相辉堂放映阿瑟科恩新作《太阳背后》，容纳千人的相辉堂座无虚席。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1.作为最受大学生欢迎的足球赛事，在世界杯期间应当是大学生们最主要和核心的日常生活内容；2.镜像（这时已经具体为《太阳背后》和阿瑟科恩）的力量尽管不能与最核心的日常生活内容相提并论（足球赛事），但也达到了势均力敌的程度（“主干道的交通堵塞”、“座无虚席”）；
3.镜像和他们日常生活的联系是一种公开化的、社会化的、非个人的行为（BBS上的讨论和抗议，在中央海报栏前的群体性索要赠票，晚上“座无虚席”地与导演交流）。
因此，“影迷”们已经跨越了单纯意义上的对镜像的欣赏和个人化的举动，而是通过群体观看的方式，把看电影这一活动与社会性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了。镜像融入日常生活的另一体现方式是：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最为简单的例子是，镜像不仅教给了包括“影迷”们在内的观看者有关的人生态度、个性色彩、行为举止等价值取向，还引导了社会时尚。例如，当《黑客帝国》在上海热映时，由于尼奥的影响，“过路人服饰专卖店”里的风衣好卖了不少，淮海路上着深色长风衣的男性比例明显增加。关于镜像与时尚的关系，我们会在后面具体说明。
五、影院：镜像与日常生活的交汇点
（一）从一楼到五楼：镜像与日常生活的重叠
如果说“影迷”和明星，都是凭借主观因素将镜像与日常生活连接起来的话，那么影院作为镜像的辐射源，则从物质形态上将镜像与日常生活交汇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