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频繁的战乱，灾荒连年，瘟疫遍地，以致“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这段文字载于康熙时的《成都府志》。
据说张献忠剿四川，使成都元气大伤，许多民间的惨烈故事对那次大屠杀进行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张献忠进入成都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他仍然下令屠城三日。张献忠杀人不分贵贱和男女老少。他在青羊宫贴出告示声称要开科取士，他建立了大西政权，人们以为他真的要招纳贤士，于是进士举人、贡生监生和各州县的读书人连同家属几万人齐聚青羊宫，被张献忠一网打尽，全部杀害。据说杀人的刀都砍卷了，于是就活埋，很多人并没有断气，到了夜晚，坟场一带就要发出无数叫魂的声音，连士兵听了也不敢出门，再杀人时，就有鬼叫声附耳，使他们抬不起手来。
大杀过后是小杀，所谓小杀就是每天杀百余人，为的仅仅是树立威信。在张献忠统治的一年零五个月期间，成都人经历了建城两千多年以来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一座上百万人口的大城成了一座大坟场，尸体被抛入府河和南河，以至于“尸为之塞，不能行船”。
关于张献忠剿四川还有几则野史传闻，其一是说张献忠早年随父从陕入川，半道上其父将毛驴拴在一个地主家的门口，毛驴屙了一堆屎，地主出来见了就不依，说是冲撞了他家的财神，要其父将屎吃了。张父百般求情，地主根本不允，在一群凶神恶煞的打手的助威下张父只得含泪将驴粪蛋吞下。这事对幼年的张献忠刺激很大。加上他去野外野失，拉完后抓了一把草擦屁股，不料抓的是活麻，无数的小刺将他的屁股刺得红肿，火烧火辣地痛，于是张献忠对天发誓，说四川人恶，连草也要刺人，倘若有朝一日他发达了必将川人斩草除根。果然，当他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并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自立为王后便大开杀戒，将成都屠城。
张献忠剿四川，有一则惨烈的故事就发生在成都东大街上，在一处大宅院里人们躲在房子的板棚之上，张献忠的士兵在宅院里四处搜寻活口，这时一个婴孩大声啼哭起来，母亲赶紧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以至于使孩子窒息而亡。绝望的母亲也不想活了，从板棚上摔下来惨死在士兵面前。士兵发现板棚上躲了那么多人，索性将房子点燃，大火中人们的哀号声不绝于耳，那惨叫声经久不息，每年到了七月半的夜深人静之时，那招魂的声音还要在东大街的里巷中游荡。据说那个大宅院的主人是个富商，很信迷信，在张献忠的大军进城之前他去找过成都有名的陈半城算过一命，陈半城算命十分准确，半城的人都相信他。他掐指一算说富商逃不过一劫，富商当场就吓得尿湿了裤子。果然，富商就死在那场劫难中。而陈半城也没有解脱，他四处寻找藏身之所，先是藏在枯井中，怕被人用石头将枯井填死活埋其中，又改藏在房子的夹层中，还搬了许多食物进去准备长期躲藏，在里面一盘算害怕被人烧房，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藏在空心的大树中安全，那棵大树在后花园，因为闹蛇，无人敢在大树下站一站。可怜一代神算子，一生中给半城的人都算过命而不曾失手过，结果连自己的命也算不准。他挣下那么大一个家当，在东大街上拥有最大的一家丝绸店，在东门外码头还有一个大货场，前后娶过九房姨太太，生过三十多个子女，在一念之差下躲进大树中。那天张献忠进了宅院四处搜寻了一番，连一个鬼影子也没有找到，气得无从下手，走至树下，大吼一声，说今天没有活口就拿这棵老树开刀，手起刀落，大树被拦腰斩断，一颗人头滚落而出，双目还在一眨一眨的，嘴巴也在一张一合，像在无声地表达着对人世无端变故的不甘心。陈半城的财产成了张献忠的宝藏。
但真正给成都土著居民带来灭顶之灾的不仅是张献忠，还有吴三桂。这个明朝叛将投降清廷后遣将领王藩屏入川拨乱。这是一个屠夫，将四川蹂躏了六年之久，川民“皮穿髓竭”，成都十室九空，连虎狼野兽也趁机行凶。剩下的少数居民也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大批居民移民到周边各地躲避官兵的杀戮。成都已是一座空城，一个中国历史上几度辉煌的经济都会就这样衰落下去了。
于是就有了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移民潮。三百多年来成都出现过四次大的移民潮。第一次是在清朝顺治末年到康熙年间，经太子太保、四川巡抚李国英奏准，“招两湖两粤、闽黔之民实东西川，耕于野；集江左右，关内外、陕东西、山左右之民，藏于市”。
清朝政府还专门出台奖励移民措施，实行免赋政策。大批的两湖两广人、福建人、江西人、陕西人在免赋政策的诱惑下一家一家地举家迁往四川。成都的洛带成了移民进入成都平原的中转站。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湖广填四川使四川又人丁兴旺起来，生产又得以恢复，移民还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新鲜血液，甚至带来了更丰富的方言，这就是近代历史上四川为什么会获得巨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四川近代史上为什么会诞生那么多文艺巨匠的重要原因。
湖广填四川一直延续到乾隆中叶，历经一个多世纪，到乾隆四十九年，四川的人口上升到2100万。至咸丰元年，又增长到4400万。四川在中国历史上几次繁荣又几度衰落，每一次大的移民之后都使四川的经济再度兴旺。这种状况在中国众多省份之中是一个唯一。
第二次移民浪潮是抗战时期学校、工厂内迁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军南下。
在抗战时期，北方27所大学迁来成都，成都一时名人荟萃，成了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许多北方知识分子在成都结婚生子，成都的许多知识分子的上一辈、上两辈都是北方移民。1940年华东和华中250家工厂迁入四川，到1944年工业企业增加到一万多家，同时迁来的还有数十万流动人口。整个四川成了抗战的大后方。抗战结束后许多工厂、学校又回迁，但人员并没有完全回迁，一些人留在了四川，建立家庭并繁衍后代，成为成都的老城民。
新中国成立后，几十万大军云集于西南，一时间四川来了大批晋、豫、秦、鲁、苏的干部。现在成都的许多家庭都是那一时期由北方南下的干部同当地人结合建立的，如今活跃在成都的四五十岁的人有许多是南下干部的后裔。
第三次移民浪潮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批的工厂内迁，被称之为三线建设。按照当时军事的划分，中国沿海为前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内陆地区，特别是四川地区为三线。三线基本处于中国西部的大山之中，战略位置上比较安全。
湘西、鄂西及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为西南三线，尤以成都为中心，上千家工厂和科研机构迁到这里，使四川省（包括当时的重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和科研大省。
今天成都东郊大片的工厂都是那一时期迁来的或建立的。大批的东北人、上海人随之迁徙，对成都的人口起了巨大的融合作用。成都东郊出美女、出俊男，东郊人更高大、更聪明，这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次大饥荒，别处的人大多承受了饥荒之苦，粮食定量供应，营养普遍不良，而东郊因是国有大工厂，基本生活能够保证，下一代受到的拖累相对要小一些，因而发育良好。
再来看第四次大移民浪潮，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无数的国内外大公司在成都设立分支机构，世界500强企业纷纷入驻成都，世界各大银行也在成都开设了分支机构。各国的领事馆也纷纷在成都建立，外国留学生不断拥入，光是成都的会展中心每年就有成百上千的国际国内盛会举办，单是每年一届的糖酒会就要吸引数十万客商。每天有数十万流动人口充斥于大街小巷，民工市场热闹非凡，保姆市场热火朝天，人才市场车水马龙，商品市场人头攒动，许多乡下人举家迁入成都，在成都做小本生意，甚至有许多大老板原先也是乡下人。成都人口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60.8万，增加到今天的一千二百多万，加上流动人口，成都真可谓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