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和社会动员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革命本质和社会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前提，但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完全保证，中国文化面向现代化的进程也不会由此变得一帆风顺。毋庸讳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领导人中，有一些人的理论弱点恰恰是不懂得中国自身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现实条件，因此认识不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自身特殊性。这是一个致命缺陷，这在理论上最容易产生出某种教条主义倾向，照搬“本本”和共产国际的指令，模仿别人、崇洋媚外。这也就是后来毛泽东所批评的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食洋不化”的表现。其严重后果和惨重代价就是中国工农运动的一次次失败。这种危害性向历史和现实的人们表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被革命者掌握后，还要经受更大的本土化、社会化和文化化的考验，需要使理论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成为进行社会动员的现代化实践，形成文化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因为，一种文化进行社会动员的深刻程度也就决定了文化的现代化程度。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社会和现代化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因处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关头而变得更为曲折、更为复杂，也更为重要。尤其是在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在军事、政治、物质等力量上处于明显劣势的中国共产党，所能做到的也主要是去正确运用理论的武器来开辟一条自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它要求党必须迅速发动群众，扩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满足社会动员的物质条件，与国民党争夺文化阵地。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迅速制定出将主要斗争转向农村土地革命、扩大工农联盟、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的正确路线方针。由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但走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之路，而且在对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在对中西古今文化的长期论争进行批判总结的基础上，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核心部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它使中国共产党，“以政治上理论上的明显优势，在平等竞争中独领风骚，既吸纳了广阔的精神资料，又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从而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胜利的重要保证。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关于文化的纲领、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19211927）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提出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等党的奋斗目标。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劳动周刊》。同时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帮助工人学习文化，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
1921年10月，彭湃担任广东海丰县劝学所所长。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向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
1921年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主办的《妇女声》创刊，李达任主编，一些重要的文章由他撰稿。陈独秀、沈泽民、沈雁冰、邵力子等人也经常为该刊撰稿。该刊为半月刊，以大量篇幅宣传妇女解放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
1922年1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在北京创刊。该刊主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探讨中国革命的纲领和策略。
1922年4月10日，毛泽东以湖南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新时代》。这是一个理论性的刊物，主要探讨如何改造国家，如何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等问题。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
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为了加强革命理论的研究与宣传，中国共产党以《向导》为主要阵地，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批判资产阶级提出的“好人政府”、“制宪救国”、“废督裁兵”等改良方案及封建军阀高喊的“武力统一”、“联省自治”等主张，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大口号迅速深入人心。
1927年7月以前，《向导》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公开的政治机关报。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制定《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责任，是参加并促进国民革命，唤醒农民并与之联合；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还应当努力扫除宗法社会的余毒，以增加国民革命运动的速度。中国无产阶级当前所要进行的革命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宗法社会的国民革命。
1923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办，瞿秋白担任主编。由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的中文歌词首次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1923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成立教育宣传委员会，并颁布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组织法》明确规定，教育宣传委员会的责任，在于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的宣传鼓动。教育宣传委员会下设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图书馆。
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三届一中全会通过《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党的宣传工作方针和党内教育方针。关于宣传方针，决议提出：（一）党的政治宣传应加强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及对其他国家革命形势的宣传，加强中俄亲善的宣传，加强反对直系军阀的宣传等等。（二）对劳动群众的宣传，应注重经济斗争以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关系的宣传，注重共产主义的通俗宣传、普通集会组织的方法及其世界劳动运动史的宣传。（三）对农民的宣传，材料要取之于农民的生活，尽可能地通俗易懂，给农民指明前进的道路。（四）文化宣传，应加强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历史观的宣传，加强文学的及科学的宣传，反对东方文化派，反对宗教教义及其组织。关于党内教育方针，决议提出：（一）各地可通过政治讨论或小组讲演的形式，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教育。（二）各地可组织党员调查中国的现实问题，讨论研究现实的劳动状况。（三）各地有可能，可设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会员学习革命书籍。
1924年，邓中夏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宣传不宜采用共产革命的口号，而只能用‘限租’、‘推翻贪官劣绅’、‘打倒军阀’、‘抵制洋货’、‘实行国民革命’等口号，这一点极为重要。”
1924年11月，中共中央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最低限度政治要求，包括：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无限制的自由权，因为这是人民对内的政治解放之惟一关键；改良现役兵士之生活及教育；八小时工作制，休假、最低限度工资制，废除包工制，工人补习教育，限制童工，女子妊孕前后之优待，保障知识阶级生计，妇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地位上均应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对党的宣传方针作了重要调整。《决议案》指出，我们宣传民族革命应根据工人阶级自身的、具体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决不能笼统地、抽象地宣传三民主义或孙中山个人。今后党的宣传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努力宣传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关联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真实力量及其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以端正党的理论方向。”
1925年5月1日，第一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告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规定协会应注意对青年农民的教育，努力于思想的宣传，设立农民学校，以教育会员之子弟等。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四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宣传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在现时革命高潮之中，党的责任是吸收工人及革命的知识分子群众，巩固并且发展党的势力于全国工人阶级之中；开始在乡村农民中的工作，建筑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基础，只在这样，才能巩固党对于民族革命的领袖的指导地位。每一个党员，不论他在什么地方，都应当宣传我们党的主义及口号。为加强党的群众宣传工作，决议案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一）为便于群众接受和了解，宣传和鼓动应当用极通俗的言语文字，内容也要接近群众。群众中的鼓动要具体，要根据工农群众眼前的事实，要知道他们的需要。口头上文字上的宣传应表达他们的心理。在群众中为党而宣传，最好是指出党的成绩，指出党已经为工人阶级及农民争到的具体的利益。（二）群众鼓动的第一种形式是“宣传动员”，通过宣传动员，集中全国各阶级（首先当然是党员及工人阶级）注意于某一事件或问题。（三）群众鼓动的第二种形式是工人俱乐部。党没有建立以前，工人俱乐部早已有很大的作用。现在还是要发展这种工作，利用这种俱乐部一切好的习惯，加以相当的变更，以适应现时的需要。（四）党内的鼓动应当使全体党员，从下至上都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工人支部便是实行这种工作的基本组织。（五）党的群众宣传的组织，是支部的小组及自修研究会。（六）开办各地党校，培养鼓动和宣传人才。党校教育应根据国内革命运动的经验，说明共产党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七）办好党的机关报，使他们通俗化。编辑通俗的小册子、歌曲等，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收集整理各种材料，根据马克思主义编辑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以作解决民族革命及阶级斗争中种种问题的理论根据。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扩大的四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通过《农民运动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的第四部分“宣传问题”提出，党在农民中的宣传工作：“（甲）一切鼓动和宣传，当以农民实际生活痛苦为出发点，切忌广泛的宣传及机械式、讲义式的训话。（乙）乡村中的迷信及宗教伦理道德关系，不可积极的反对，应该有办法的、有步骤的去提高乡村文化程度，有时为使自己生活农民化，冀求容易接近农民，且有暂时附和群众迷信工作之必要，以取得新的工作发展。（丙）农村中阶级关系复杂，都不必提出‘农民阶级’字样，此时只宜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丁）宣传方法，当注意利用快报、标语、歌谣、幻灯、小说式的文学等项，最好能改变乡村传说神话而把我们的宣传附会上去，不要作毫无兴趣的、机械式的、讲义式的灌输。”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农民运动方针，指出共产党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亿万农民，造成一个大的革命浪潮，以推翻农村中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1927年3月，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提出组织农民协会，依靠自己的力量，求自己的解放的农民运动方针。
民主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社会动员
一、国共两党文化阵地的争夺与新民主主义文化胜利的基础
——以左翼文化运动等为例
中国共产党建党后很快就与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政治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有着较多的一致性。虽然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信仰，但合作期间双方在思想文化体系上的差异并未凸显出来。国民党乃是一个革命行动主义的政党，其原本既缺乏政党文化根基又缺少满足自身发展和社会动员的理论依据。在社会分裂、军阀混战时期，由于社会政治势力之间主要靠实力较量去实现权力目标，所以国民党政权靠的是与社会情绪的迎合以及对军队集团利益冲突的利用。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赢取社会在必要的意识形态上的彻底认同。在这方面共产党与之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共产党人有着清醒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理想。在与共产党合作初期，国民党的这一缺陷尚未明显暴露出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共产党的思想文化可以成为国民党思想文化的补缺资源，因此也可以说，国共合作的破裂使国民党失去了这一资源，所以在客观上国民党之后的文化构建是国共冲突加剧、合作破裂所促使，是从拒除共产党的纲领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来开始其构建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和政党文化的。在成为独立执政党后，国民党必须要通过建立党治文化来达到确保其政权的合法性并否定革命合法性之政治目的。这就构成国民党的政党文化形成的两个主要方面。
在否定革命方面，国民党宣称自己为中国正统文化的继承者，通过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传统文化阐释，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本来的革命精神被消解，使社会关系道德化、伦理化，淡化阶级认同和利益自觉，同时诋毁马克思主义等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地位。所有这些目的在于取消阶级革命的精神文化依据。这方面具有影响的是戴季陶抛掷的《孙文主义哲学基础》，它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化约为一民主义（民生主义），藉以取消反帝和民主运动的独立地位，为国民党党治文化的形成作了方向性铺垫。
国民党在为确保其统治权力合法性所做的文化构建方面，它向全社会灌输的主要是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文化，所要达到的直接目的就是实现彻底的政治全能化的社会控制。国民党利用封建历史所造成的中国民众民主素养差和参政能力不足的时机，借“训政”之名，通过发动“新生活运动”、“本位文化建设”等社会控制行动，将党治文化向社会推广，以使政党文化社会化，把党治的模式文化化。这种政治全能主义，实质上是把国家作为最高存在与最高意志的法西斯行动主义。它所要求的是国民在行动上执行而不是在思想上认同，更不允许思想上自由，也即是把无条件接受和执行国家意志作为公民义务，把国家的前途寄寓于道德教化和强制性精神改造，因此必须以对公民精神自由的剥夺为前提条件。如果以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流行思潮来作对比分析，很明显，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治全能主义文化，有着当时国际盛传的德国生命哲学和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