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认识发展的历时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现实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同时让我们对制度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作用和功能的普遍性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制度也是人类实践的重要成果，是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是整个社会文明结构中的关键部位。制度与物质文明的关系表现为，物质文明为整个社会文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基础，对制度的发展起着根源性和最终的决定作用。所以，制度的进步与发展是以一定的物质条件改善为前提条件的。与此同时，制度则以经济体制以及大量的生产与管理的各种法律、法规等规则的形式把人的基本实践活动与成果固定下来，使物质文明活动有序可循。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制度与政治文明的关系表现为，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文化文明、政治制度文明与政治行为文明的内涵。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制度使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及政治心理等先进的政治文化向制度转化，也使形形色色的政治行为在政治过程中得以程序化、规范化。经济制度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一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同时也规定着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融合在一起，使政治文明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挥其整体影响。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表现为，以精神力量和价值导向为核心的精神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特别表征和更高要求，因此也是检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体现着社会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与智力支持。制度则以精神文明为思想内涵、价值取向和智力依托。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以制度观念、制度意识、制度理论为核心的制度文化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精神文明也要以制度为中介和依托，才能与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相互联系与作用，在整个社会文明体系中发挥其重要作用，所以，精神文明的发展直接受制于制度的发展，即取决于制度的合理程度、优化程度。此外，精神文明本身也有一个制度化的问题。无论是社会文化、教育、科学的持续发展，还是人们思想、道德面貌的切实提高，都离不开健全、优良的制度，都需要制度发挥其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即要靠制度化、规范化的力量，特别是健全制度化的规范体系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证。要增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和强度，就必须使精神文明建设实践制度化、法律化。通过这种制度化、法律化，才能强化和切实保障精神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推进精神文明的全面进步，也才能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契合、相协调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协调、和谐发展的良性进化状态之中。
三、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人是社会和文化的主体，同时人又是受制于社会和文化的客体，人的发展也来自于两种需要，即为着人作为主体的目的和为着社会发展的目的，但这两个方面的内在统一往往只是停留在理想层面，成为某种具有价值意义的理想关怀。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人更多地是受制于自身的社会环境，造成人们近代以来才重点关注的所谓“异化”现象，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在阶级对立的制度下，劳动阶级成了剥削阶级利用的工具。从文化发展上看，不管是封建社会以纲常伦理体系造就的“道德人”，还是资本主义以追求剩余价值生产所产生的“工具人”或“经济人”，都可归为“单向度”的人。关于人的主体性的文化自觉直到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真正开始，这就是德国思想家康德提出的“人是目的”的命题，形成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的集中概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研究人的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着手，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成为商品并依赖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本质，提出实现人的解放就是要“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即把人从自然力的盲目支配中解放出来，从“异化”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人对世界的主体性。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用“工具理性”来概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本质，用“价值理性”来观照人作为目的的文化未来，于是一个建立在人本主义思潮基础上的人文主义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的时代特征。本来，对人的价值的关注是与现代化和工业文明的进程同步进行的，而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在有了“人是目的”的旗帜后，很快将其价值理性还原为人将主宰世界万物的实用主义，于是，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环境损害等违背人的尊严的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启者卢卡奇以其物化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从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负面效应视角，揭示了社会的物化现象，系统分析了理性化生产过程和社会控制对人的文化统治，技术理性时代各种社会力量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因为以技术飞跃发展为依托的社会进程并未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成为解放人的力量（即没有那么迅速和彻底），而是首先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失落和人在机械化体系中失去能动性，劳动变成了专门化和固定动作的机械重复。这一思想又开启了法兰克福学派以技术理性批判为主要模式的文化批判思路，与此同时，各种建立在对“人是目的”反思或批评基础上的西方后现代思潮与非西方的反现代思潮相继流行起来，成为20世纪世界文化的一大特征。在这些文化思潮看来，现代工业技术发展在带来空前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使异化普遍强化，不仅人的具体劳动产品可以成为统治人的力量，而且许多文化力量，如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也都成为消解人之主体性的异化力量。这样一来，似乎“人是目的”成了一个悖论命题，即人的解放目的又同时造成人的深渊。这样，近现代的主体性文化自觉就从关注对“人的依赖”的认识和批判转到对“物的依赖”的认识和批判上，并陷入对“物的依赖”认识之潭。
其实，对人的关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比如，从欧洲文明历史进程来看，就存在一个漫长的从“神”走向“人”的客观历史进程。宗教神学曾长期主宰欧洲文化的历史，就是因为“神”的地位远远高于人的地位，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人的政治面貌才得以真实显现，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发展，这些只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使人获得政治解放才成为可能。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帝死了”和封建制度灭亡了，人对神的依赖和对人的依赖同时成为历史。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人对资本主义“物的依赖”的抗拒，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必将到来。
那么，人是目的是否必然导致现实世界中人的灾难呢？答案不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即使像环境破坏这样的现象也违背人的幸福原则，人的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统一才能实现人的幸福和人是目的的目标，造成人类世界不幸和灾难的是现实的物质条件、制度基础和单向度的文化追求。而这些缺陷需要在历史进步中去克服，更需要对人的全面发展即达到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高度统一这一理想追求，即必须把人的现实追求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而这并不是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社会在每一个时期都可以做到甚或认识到的，它由该社会的文化的先进性所内在规定。它需要一种先进性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必须既要认识并克服“异化”的物的基础，同时要认识并克服“异化”的自身文化基础。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其开始革命便以“人的解放”为目的。但正如马克思所说：
“‘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促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