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论述，文化的现代性变迁在我国主要是从反封建开始，但文化不只是某种思想观念，也不光是指政治文化，文化也是某种生活模式。除了政治方面的文化外，还有经济方面的文化、道德伦理文化、精神文化产品等多方面，并且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与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变迁更依赖于深层的生活和生产模式的变革。工业文明对封建社会的冲击，不仅仅在于从政治上摧毁封建专制及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而且要依靠社会化大生产的威力和与之相适应的商品经济的扩张，来摧毁传统的生活和生产模式，摧毁一切不相适应的封闭落后的传统文化，同时创造出崭新的开放性的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因此，商品经济是文化建设和社会现代化的根本性资源。
邓小平曾深刻认识到我们在肃清封建流毒方面的缺失。他说：
“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同时，他还指出，不论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因此社会主义不但需要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更为重要的是要首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正是他所说的改革也是革命的深刻含义所在。
1979年11月，邓小平在回答国外人士的提问时就阐述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对方问话是这样的：
“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邓小平明确回答：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中心任务，并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给中国经济注入活力的同时，也使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多领域的革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总的历史发展来看，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乃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它打破了以血缘为纽带的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然局限性，并为人们克服社会局限性（物化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物质前提。当然，文化发展本身也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制衡。
二、市场经济改革对文化变迁的促动及现实问题
（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农村改革和之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农村、农业的经济组织形式转型和农民人格的现代化发展。尤其是触动农民心理的巨大嬗变。
这是因为，改革开放改变了传统心理所赖以生存的物质经济基础，随着市场经济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关系的发展、政治民主的进程，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激活了个体的主体意识：
1.自由意识的确立。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自由度大增，对广大农民摆脱土地依附、向工业文明迈进具有进步意义，而且对改变中国人传统政治心理结构，培育自由观念和意识起着积极作用。
2.参与心理萌生。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群众从一开始被动地担心国家的政策会不会变，发展到现在主要关心和参与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度，通过各种渠道介入国家和乡村政治生活，参与认同的现代心理逐渐取代盲目顺从的传统心态。
3.独立人格的形成。改革开放、经济政治民主化气氛孕育了人们的主体意识，个性开始得到尊重和体现，广大农民的权利与义务观念增强，在实践中催生出健康的政治人格。
4.法治观念增强。在现今农村，老百姓开始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过去上法院打官司在普通老百姓看来很不光彩，现在“要讨个说法”，觉得理直气壮。
5.开放心理形成。从前农民死守土地，难免目光短浅，思维狭窄，心理封闭，市场经济的压力使他们的头脑大大地灵活了起来。农村青年开始摆脱世代依赖的黄土地的束缚，走向市场，走向城市，他们走南闯北，力图实现自己的梦想。新的城乡观念、致富观念，催促他们不断憧憬描绘着新的灿烂的生活前景。
当然，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在农村不可能很快消灭殆尽，已逝的旧文化甚至还会死灰复燃，农村教育水平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相对低下，严重制约着新文化的传播和农民思想观念的创新。但农村文化和农民个性的现代化已经迈出最关键的一步。
（二）促进现代政治文化的进一步成熟。社会主义政治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现代化也是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为主要目标。政治文化依附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一般来说，民主文化的发展进程取决于经济环境资源与人文精神力量资源两大方面的状况。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环境资源，那么仅仅靠人文精神力量的资源的推动，对民主的追求就容易采取过激形式，甚至造成民主文化的过分意识形态化或政治化进而造成社会的动荡，事实上反而不利于民主进程的有效推进。而充分的经济环境资源既可以增加政治参与的权利意识因素，也能够创造出政治参与建立在物质实践基础上的理性化因素，从而推动政治文化的根基更为扎实，民主文化的前进步伐更为稳健。根据对现代政治发展的研究，民主与权利意识的结合使得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公民文化，它事关以下多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民众对政治系统和政府行为活动的认知，个人具有的基本政治知识，以及是否关心政治与政府事务。二是民众对政治的态度，包括民族自豪感和对政府的期望、对政治的情感。三是民众的党派信仰，包括对党派的评价、态度和参与积极性等。四是公民责任感，包括对自身政治和社会权利和义务的认知。五是公民能力感，包括个人或集体对政治或政府决策影响能力的认知。六是公民能力感，包括对政治保护和政府援助或救助的期望。七是政治知识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包括思想与行动是否具有一致或同步性发展。八是社会意识，包括对社会的信任度、信仰的开放性、社交与合作意愿、奉献精神等。九是组织化程度，包括成员参与意识。十是政治社会化程度，包括政治地位与政治能力、政治参与的关系，等等。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三个方面问题，一是人们对于社会环境的态度问题，有顺从社会、与社会合作与试图改变社会等不同态度；二是人们的个人价值评价问题，是以社会成就来评价一个人的成功，还是将出身门第作为地位贵贱的依据，这是成就文化与归属文化的主要区别；三是对政治文化的支配因素问题，除了制度以外，宗教、军事、意识形态、经济分别有其影响力，在传统与现代社会中各自的影响力会发生显著变化。根据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要造就出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应该培育出人们的社会认同感和合作精神，淡化归属文化的身份意识，弱化宗教迷信、暴力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培育公民建立在正当的权利观基础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现代性包括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权利意识等三个重要部分，在传统社会中，政治文化的功能主要是表现在维护集权专制的政治体系以及与此相联的社会秩序。传统政治文化把社会的绝对稳定放在第一位，是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适应的。但是，今天政治文化的作用范围在扩大、职能领域在延展，特别突出的是其经济功能日益彰显。嬗变后的政治文化在观念、制度与行为实践多个层次上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运动，并随同发展中的经济一同前进变化。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成为时代特征。今天的政治文化把发展作为首选的价值目标，是与现代规模经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生活从根本上说是由经济生活所决定，而政治文化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新的经济生活与逐步建立起来的新的政治文化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并确保新的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所推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力，生活规则的改变进一步促使人民群众主体意识的觉醒，经济参与带动政治参与的深入，基层政治生活民主化与人们的民主意识同步提升，整个文化体系从封闭走向开放。
（三）市场经济让人们更深刻更直接地感悟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要求，因而也从以下多方面直接促动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变化。过去，整个社会普遍存在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现象，商品观念和商品意识非常淡薄。现在人们不但发现经商贸易可以富国强民、利国利民，而且是民族兴旺、国家昌盛的现实必须。当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为重义重利、重农亦重工、重商的新风尚所取代时，当国家政府以有效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商业利益和维护所有者的产权权益的时候，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商业和市场建立并勃兴之时。
同时，社会分工与职业意识也发生了变化。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时代，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使社会职业结构简单，长期等级制的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农本位”意识，其他行业、职业的人们受到社会性的蔑视。这又进一步得到政治文化伦理观念的强化与巩固。社会分工和阶层流动因受到人们观念的禁锢与束缚而受到发展障碍，严重桎梏着生产力发展。如今，经济效益和事业成就的追求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三教九流的等级职业观念，也打破了出身有贵贱的门第成见。当然，虽然人们的职业观念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职业声望仍被认为是测量人们社会地位的最主要的指标之一，在现代社会中最能代表社会位置的莫过于职业，然而职业声望不再建立于政治地位和血缘基础，而是增添了经济成就，它所描述的社会位置是不分高低顺序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改革开放前，虽然大家已经具有了国家主人翁的平等意识，但那只是一种对政治性质的认定，并使得交往过于政治化，政治可以取代自主和诚信。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产生了新的交换关系，交换中的平等观、自主观、契约观和诚信原则也日益成为社会和文化共识。
平均主义是传统社会的主要分配原则。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推行的主要是平均主义，这一分配方式，不是通过释放社会各方面的巨大潜能和劳动积极性等激励机制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压抑人的欲望，取消差别。因此，社会只能十分缓慢地发展或停滞不前。今天，人们追求的首要目标不再是财富的均等，而是财富的增长，平均分配观念被公平和效益的辩证观所代替。这是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能够明确提出在“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的前提下，“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商品经济文化基础。
计划经济难以激起社会的竞争意识，没有竞争也就没有对科技创新的激励，从而也不会强调尊重知识、尊重创新，生产积极性主要是靠政治觉悟和精神鼓励调动。商品经济是一种竞争性经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激励和创新机制，因此，它会自然促动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所以，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
“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并进一步提出：
“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在历史上，虽然有“律”、“刑”，秦王朝有过的严刑酷法曾是历史上法家思想直接的政治实践，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因为那种法不是和“权利”相联，而是和“刑”、“律”相系。古代社会从未真正产生过保障财产权、保障契约、保障人权的法律，所有这方面的任务都是由伦理道德来完成。帝王、君主及其仆臣的人治（文功武治）、德治代替法治，垄断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重要领域。近代西方以崇奉权利为本位和个人为本位的法律文化是在坚船利炮之下东渐的，舶来的宪法精神、宪政体制、法治思想虽然日益广泛流播，但却因缺少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而只能流于形式或变形。伦理道统依然调剂处理着各种复杂的现代社会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人民民主专政与法治的关系没有形成正确认识，而且计划经济下行政权力可以起到法律的作用，所以人们并未对社会主义法治产生足够重视，法治意识淡薄甚至模糊。其实人类社会出现之后，必然需要有若干的社会法则以解决人际关系中可能发生的冲突，这些法则包括不成文的风俗、习惯、历史法则、道德原则和成文的法律。现代社会与过去不同的是，法律手段居于这些社会法则的中心地位，有着特别的要义。法律确立了自己的最高权威性，为社会的稳定进步、秩序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法制的保障。以法的形式确认并保护社会集体和个人的经济权利、政治权益以及调节和保护社会的合同契约关系、正常的人际交往关系是现代工业文明不可或缺的制度条件。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法治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社会环境基础。所以，改革开放后不久，邓小平已经意识到在全民中树立法制观念的重要性，他在谈到纠正不正之风时讲，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并进一步从文化发展的深度上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