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克同志：我要找一部金圣叹批的《水浒传》再看看。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19页。
明末清初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是评点派小说批评的代表。
他生于明朝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因“哭庙案”被处斩，得年五十三岁。金圣叹出生于读书人家，老年时家境渐贫，他自幼聪颖，喜好杂学，率性任情，狂妄不羁，以人生为游戏，在科场中常戏侮文宗。这种性格，有其社会、家庭和个人的综合原因，也给他的文学批评带来了明显影响。
生活于明朝末年，又郁郁不得志的社会下层知识分子金圣叹，把满腔热忱都投入到批评所谓《史记》、《庄子》、《离骚》、《杜诗》、《水浒传》、《西厢记》等“六才子书”上来，实际上他只完成了对《西厢记》和《水浒传》的评点。而在封建士子和广大读者中造成巨大影响的无疑是评点《水浒传》，这也奠定了他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生前死后，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才智都惹人注目。其人“颖敏绝世”，“手眼独出”，“下笔机辩澜翻”（清·梁章钜《归田琐记》）。其批评文字“透发心花，穷搜诡谲”（清·毛庆臻《一亭杂记》），“亦爽快，亦敏妙，钟惺、李卓吾之徒望尘莫及”（徐珂《清稗类钞》）。“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归田琐记》）。这些前人的评价也许有张大其词之处，却并非无中生有之谈。今人论《水浒传》，谈小说批评史上评点派，无论如何是绕不开金圣叹的。
毛泽东之于《水浒传》，喜欢读金批本，也时不时地谈到金批的得失功过。
再看看金批《水浒传》
在众多版本的《水浒传》中，毛泽东喜欢看哪一种呢？一般说来，他看过多种版本，但尤喜金圣叹批点的七十回本。这从他1964年8月3日写给秘书林克的信中可以看出来：
林克同志：
我要找一部金圣叹批的《水浒传》再看看。
我又要找一部《共产党宣言》，一部列宁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都要是新出大字本的。请你办一办。
毛泽东
八月三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19页）
这里说“再看看”金本《水浒传》，显然是以前看过，甚至可以说多次看过。毛泽东早年读过的《水浒传》是哪种版本，笔者没有见到记载。他在韶山冲读私塾时，读过的是绘图评注本《水浒传》（见本书前插页）。据推测，很可能是七十回金本。因为自从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问世之后，风行了三百年，坊间所刻都是“金本”，世人几乎不知道还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只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考证了《水浒传》的版本源流，才陆续出版了《水浒传》全传。所以，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读到的《水浒传》应该是金本。
有论著介绍说：“毛泽东的一生，大部分时间读的是‘金本’《水浒传》，只是在进城以后，特别是‘文革’前后，毛泽东才注意到了百回本。”又说：“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看，可知毛泽东青少年时读的是‘金本’，大革命时期、长征途中和延安时期，毛泽东读的都是‘金本’。”“毛泽东进北京以后，才有条件读到百回本《水浒传》，知道了宋江投降打方腊的故事。但是他的兴趣仍然在‘金本’上面。当然，从这时起，毛泽东头脑里，开始思考宋江投降打方腊的问题了。”（余大平：《草莽英雄的悲壮人生———〈水浒传〉》，第300—303页）这段话中，说延安时期以前的毛泽东读的都是“金本”《水浒传》的论断，笔者是赞同的。但毛泽东读百回本《水浒传》的时间不是“进北京之后”，至少要提到抗战胜利后，因为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就表示不能像宋江那样当投降派了（参见本书宋江一章）。
对“金本”《水浒传》，毛泽东的阅读兴趣可说保持了终生，晚年尤烈。
为晚年毛泽东管理图书和报刊的徐中远在《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一书中介绍：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丰泽园的书房里、卧室的书柜里一直放有几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据逄先知同志当时的记载，1964年8月3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时候，还要过《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他送给毛泽东的是影印贯华堂原本。（即前面所引毛泽东给林克的信中提到的金本《水浒传》———作者注）到了20世纪70年代，工作人员先后给毛泽东送过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按照当时登记的顺序，这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是：
《金圣叹批改水浒传》（1—24册），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
《水浒传》（1—20册），顺治丁酉冬刻本。
《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1—12册），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
《第五才子书水浒传》（1—16册），上海同文书局版。
《水浒》（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1—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1—20册），上海中华书局1966年版。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1—8册），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
《水浒传》（1—10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1—32册），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
《水浒传》（上、中、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水浒全传》（上、中、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以上不同版本的《水浒传》，后来一直放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中华书局1966年出版的《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线装大字本1—20册），毛泽东一直把它放在卧室里。
1964年8月3日，逄先知送给毛泽东的那部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贯华堂原本《金圣叹批改水浒传》，是毛泽东最喜爱看的版本之一。20世纪70年代，他还先后两次看过这部《水浒传》。
第一次，是1971年8月3日，这天上午大约10点多钟，高碧岑告诉徐中远，说首长要看《水浒传》，要徐中远赶快找一部送去。高碧岑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一般干部。徐业夫生病后，组织上调他来接替徐秘书的工作。因为高秘书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也不长，对毛泽东读书的具体情况知道得也不细，所以这次毛泽东要看《水浒传》，他也不太清楚要看什么版本的《水浒传》。徐中远等人给毛泽东管理图书的时间也不太长。对毛泽东读书的习惯和要求等还是知之甚少。不过《水浒传》这部书徐中远还是知道的，在学校里也读过。接了高秘书的电话后，他们很快在毛泽东图书中找出一部平装本《水浒传》。当时徐中远头脑里想的只是“主席要看《水浒传》，赶快找出一部送去”。所以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很快地送到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地，交给了高秘书。
从游泳池回到办公室后，屁股在椅子上还没有坐稳，电话铃声又急促地响起来了。徐中远一拿起电话，高秘书急促的声音就传进了耳朵：“首长说他不是要这种版本的《水浒传》，他要的是几年前看过的线装本金圣叹批改的《水浒传》。”当时，徐中远只知道有《水浒传》这部小说，不知道还有金圣叹批改的《水浒传》。既然几年前看过，说明这部书可能还在毛泽东的书房里。放下电话，他急忙到书房。因为毛泽东要的是线装本的《水浒传》，所以徐中远就径直来到放线装书的屋内。当时，图书平装和线装是分开存放的。线装部分是按照经、史、子、集四大部分类，一类的图书大多放在一起。管理图书的同志知道这一点。这主要是为查找使用方便。《水浒传》和《红楼梦》等历史小说，放了满满的两个书柜。为了查找方便，书柜外面分别都贴有标签，一看标签就知道柜内放的是什么书。来到放线装书的屋内，他们很快找到了放小说的书柜，打开书柜，从上往下一层一层查看。不一会就在这个书柜底下两层看到了好几种版本的《水浒传》。仔细一翻，还真有一种叫《金圣叹批改水浒传》。找到了毛泽东要看的书，心中是很高兴的。在“毛主席用书登记本”上登记后，他们将书急忙送交高秘书。心想：“这下不会错了！”高秘书说：“你们送来得正好，首长在等着看呢。”
第二次，是1972年2月1日，毛泽东又要看《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因为有了上一次的实践，所以这一次工作人员就比较熟悉了。但是这一次又不同于上次。上一次毛泽东指名要看的是这部书，看后也没再要看别的版本的《水浒传》。这一次，徐中远把这部书送给毛泽东之后，第二天晚上，徐秘书就告诉他们：“首长还要看别的版本的《水浒传》，要找线装本，字大一些的。”毛泽东自己的存书中，还有几种版本的《水浒传》，是线装本，但字都比较小。此情况向毛泽东汇报之后，毛泽东让他们再到北京图书馆或者其他的图书馆去找一找。
第二天，即2月3日，他们到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找了一部线装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七十回本，上海同文书局版，16册），字也比较大。巧得很，这部《水浒传》也是金圣叹评点过的。他们又到首都图书馆借来一部《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12册）。后一种，毛泽东翻看后第二天即2月4日就退回来了。前一种《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毛泽东一直留在身边，默默伴随着他度过终生。毛泽东晚年看过不少版本的《水浒传》，但是，他最爱看的版本，要数金圣叹批改的《水浒传》了。
毛泽东书房里《水浒传》的12种版本中，显然“金本”最多。
1964年8月，在北戴河避暑的毛泽东同时要找的三部书：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列宁著的《帝国主义论》，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这只是偶然的巧合呢，还是毛泽东为着研究某一问题的需要呢？看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文稿内容，国际上中国正在抗议美国侵犯越南，中国共产党正在连续发表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批判其修正主义，同时国内正在进行“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也是反修防修。毛泽东此时找这三部书来看，是否与反帝反修、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有关，不可妄加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的读书目的向来是很明确的，在他，泛泛阅读闲书之时极少。
金圣叹的批注是好的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村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发表了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晋绥日报》在1947年6月以后的几个月里，曾经配合晋绥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领导下，以公开进行自我批评的方法，揭露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地进行反对右倾的斗争。
谈话中，毛泽东满腔热情地鼓励编辑人员，表扬报纸的内容丰富多彩，尖锐泼辣，富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毛泽东说：“我很愿意看它。”
毛泽东赞赏用编者按的形式，对报纸发表的材料加以批注。后来的批注虽然有缺点，但是那种负责精神是好的。毛泽东说：
“金圣叹批注《三国演义》，有人看不好，我看是好的，使人看时有个头绪，当然，批注得不完全对。”（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1992年3月第1版，第29页；中共吕梁地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在吕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267页）
笔者在拙著《毛泽东读〈三国演义〉》的《批注使人看时有个头绪》一节中，曾经对毛泽东关于金圣叹这段谈话有所辨正，指出批注《三国演义》的是毛纶、毛宗岗父子，但同时笔者也指出金圣叹批注《水浒传》取得了巨大成功，引起毛氏父子起而效仿，才有毛批本《三国演义》的传世。总之，在毛泽东的意识里，清代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的批注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字面，应该看到，毛泽东对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氏父子评点《三国演义》的价值，都是基本上持肯定态度的。
毛泽东对金圣叹的评点持“一分为二”的态度：我看批注是好的；当然批注得不完全对。金圣叹的批注，哪些方面是“好的”，哪些方面“不对”，限于谈话的具体情况，毛泽东没有展开讲。这只要我们具体分析一下金批，就不难看清楚：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以袁无涯刻的一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为底本，砍去七十一回以后的全部内容，写了一个“惊噩梦”的结局，把第一回改为“楔子”，造了一个七十回本；二是写了许多批语，去掉“忠义”二字，删去了一些内容，作了修改和评点；三是写了三篇序文和一篇《读第五才子书法》。
先说金评“好的”方面：
金批提高了《水浒传》的文学价值。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说：“金圣叹是17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
金批提高了《水浒传》的文本价值。这部七十回本的《水浒传》，于1641年刻成通行本，流传至今，三百年来风行海内外。郑振铎说：“一部七十回本的《水浒传》……打倒了、淹没了一切流行的明代繁本、简本、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使世间不知有《水浒》全书者三百年，《水浒传》与金圣叹批评的七十回本，几乎结成一个名词……金氏的威力真可谓伟大无匹了。”
金批揭示了《水浒传》的社会价值。例如在第一回中批道：“记一百八人之事而居然谓之史，何也？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矣。”这里明白说出《水浒》写作、流传的当时天下无道，所以庶人敢议。又如，《水浒传》先写洪太尉误走妖魔和高俅发迹，批语中认为这是说明“乱自上作”，也就是说梁山聚义实际上是洪太尉（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所造成的，是高俅以及高俅那样的贪官酷吏“官逼民反”。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在当时不失为独到的、高明的见解。还有，虽然从总的倾向来看金圣叹把江湖好汉看作“盗贼”，但是，每当作品描写他们的具体反抗行为时，金圣叹的同情与赞美往往在水浒英雄一面。如贯华堂本十三回写刘唐说晁盖取生辰纲道：“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金批：“可见是义旗。”又刘唐接着说：“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金又批：“可见是义旗。”贯华堂本十九回写林冲“将晁盖推在交椅上”。金批：“定大计，立大业，林冲之功，顾不伟哉。”又同回批语赞林冲说：“不是势利，不是威胁，不是私恩小惠，写得豪杰有泰山岩岩之象。”如此之类，不可胜举。封建统治者说《水浒传》“诲盗”，金圣叹许之“义旗”，其实是从相反的两极看到了《水浒传》的社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