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12日接见秘鲁共产党左派代表时，毛泽东说：国民党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只好上山打仗。“当时我们从来未打过仗，不知道是怎么打法。军事对于我们是个黑暗的部门，我们不懂。但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我们一赶，只好去打。是谁教会我们打仗的？是敌人”。
在一次与智利共产党左派“斯巴达克”派客人的谈话中，毛泽东沉痛地说：那时我们不懂得我们的同盟者资产阶级会叛变……我们的同盟者，昨天的朋友，就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当时我们不觉悟，没有准备夺取政权，没有准备反革命会到来。结果，几个月之间，我们的工会、农会，都被一扫而光。但白色恐怖一来，就好了。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了。过去没有准备的，就迅速准备起来了。敌人到处抓人杀人，就教育了我们。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官逼民反。
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时说：“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1964年7月，毛泽东同哥伦比亚等国客人谈话，他说：“拿我来说，国民党如果不抓人杀人，我也不会去革命。城市知识分子，就是不愿意下乡。下了乡也不愿意搞武装斗争。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搞过工会工作、农民协会运动、学生运动。成千万的农民组织成农会，有自己的武装，叫做农民自卫队。工人也有自己的武装，叫做工人自卫队。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来了一杀，把这些力量一扫而光。这就把我赶上了山。”
毛泽东向外国朋友、客人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被逼上梁山是经常话题。他认为自己上山进行武装斗争，根本原因是同盟者资产阶级叛变革命，“蒋介石不许我活了，不许人民活了”，把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这是官逼民反！毛泽东认为这条革命经验具有普遍的意义，它可以促使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的自我觉醒，把握自己的命运，冲破牢笼，走向自由与光明！
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
美国著名的记者和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毛泽东的老朋友。1964年1月17日在北京，斯特朗与几位美国友人一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进行了题目广泛的谈话。据斯特朗在《难忘的三次长谈》的文章中记述，在谈论了解放战争初期陕北战场的情况和“一分为二”等哲学原理后，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革命者是怎样成长的？他们怎样从失败中学习去赢得胜利？一个革命党应当怎样发展它的队伍、纠正错误和壮大自己的力量？
毛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回答了这些问题。他说，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
“我自己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师。我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从未听说过共产党，更没想到我会成为一个战士，并组织一个部队去战斗。我是被迫这样做的。反动派杀人太多。”
他用中国一部古典小说解释了这点，这部小说的名字是《水浒》。
“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并不想去，”毛说，“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正像毛的许多评论一样，他是用过去的历史来解释自己的经历。（于俊道 李捷：《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413—414页）
斯特朗继续写道：“当他在湖南的‘秋收起义’遭到打击之时，他上了井冈山。在那里，他的残部会合了朱德的部队，在山上建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据地。也就在那里，产生了中国的红军，并从那里后来移到了江西的‘中央根据地’。”
在与斯特朗等人的漫谈中，毛泽东重述了他的成熟了的思想观点：革命者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在这里，这个思想无疑具有了普遍适用的意义，它可以解释所有起义的成因。
毛泽东特别举到本身的例子：从小学教员到组织部队去战斗，是因为“反动派杀人太多”。这里讲的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情况，那时国民党反动派于1927年“四·一二”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制造“白色恐怖”。许多共产党人正是因为走投无路才揭竿而起，造反上山。反动派的逻辑是你造反我就杀你，革命者的逻辑是你杀人我更造反。在血与火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的发妻、弟弟、堂妹、儿子、侄子有六人被反动派杀害了，但这更坚定了他本人与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激起了他们反抗的决心。压迫愈重，反抗愈烈，这也是一条规律。
帝国主义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
也是在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与斯特朗等人的谈话中，有人提出了所谓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中立区”的问题。
“中国没有提出这个区，”毛泽东指出，“事实上，它是存在的。戴高乐想领导这个中立区。第一个中立区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同盟军。第二个地区包括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加拿大、大洋（洲）国家及其他一些国家。它们的统治集团剥削人民，但就连统治集团自身也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剥削、恐吓、控制和干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反对美帝国主义。”
“在全世界范围内，”毛泽东接着说，“帝国主义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现在，美国正弄得柬埔寨人民无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亲王起而反抗。”（于俊道 李捷：《毛泽东交往录》，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422页）
“总的说来，世界形势大好。”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归纳说，“拿南越来说，它虽然很小，但美国没有任何办法促使其人民屈服。今年，1964年，刚过去短短的十几天时间，但我们就已经听到了来自巴拿马和桑给巴尔的两声春雷。虽然还没到春天，但它却表明大的风暴就要到来。”
毛泽东接着说，有些朋友劝我不要太注意巴拿马的一些小的示威，“他们告诉我们，那是少数人示威并高喊‘美国佬滚回去’，不是一场革命，甚至也不是一场体制的变革。所以，中国为什么有2000万人（相当巴拿马人口的20倍）示威表示对巴拿马的支持？为什么中国发表支持声明？”
“我不同意这些朋友的看法”。毛泽东说，“我们看到，巴拿马群众直接起来反对美国军队。我们认为这有着极大的意义。任何地方发生此类行动，只要他们需要，我们就将给予可能的支持。”
毛泽东再次把“逼上梁山”政治内容的外延扩大了。在这里，逼人的统治者是帝国主义者，而被逼的受压迫者则是一些弱小的国家和民族，是无法生活的柬埔寨人民，是处于战火兵灾中的南越人民……。这里的“上梁山”，则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反抗，南越人民的不屈斗争，巴拿马和桑给巴尔人的游行示威。毛泽东视此为震撼四海五洲的“春雷”，摇动帝国主义大厦的“风暴”！
在许许多多的古代文化典籍中，都无一例外地把农民起义军、把革命造反者说成是“盗贼”，指斥他们的“大逆不道”，字里行间可以听出非要把他们斩尽杀绝而后快的霍霍磨刀声。《水浒传》却横空出世，客观地描写了“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历史事实，“无美不归于绿林，无恶不归于朝廷”（金圣叹语），视上山造反者为天罡地煞，为英雄好汉！这当然是给黑暗沉重的封建黑幕投进了一缕阳光，这无疑是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一句“逼上梁山”，压迫者的不义和罪恶，铁证如山；被压迫者反抗的合理和正义，天经地义。毛泽东解读《水浒传》，深入地挖掘这一宝贵的思想内涵，发现革命运动的特点规律，并广泛地运用到现实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国际间的民族斗争中来，为被压迫被奴役者的反抗奋争呼吁呐喊，励志鼓劲，这无疑是他解读《水浒传》古为今用最重要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