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并不想去，”毛说，“但压迫者使他们无路可走。”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难忘的三次长谈》，《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414页。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出于偏见和无知，谁都会承认，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毛泽东都是上个世纪最伟大最出色最具影响的职业革命家。
在他的整个革命历程中，他曾经不间断地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革命是怎样发生的。毛泽东用他那特有的思维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
他说明了梁山好汉造反起义的基本动因。他用“逼上梁山”这句十分通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影响深远最为普及的话语，解释了20世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必然性。
《水浒传》前半部分的思想内容，正是通过各种人物被“逼上梁山”的遭遇，以及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汇集起来的北宋末年的社会生活画面，展现了北宋末年朝政腐朽，奸佞当权，社会黑暗，人民奋起反抗的真实情况。
在《水浒传》108名好汉中，中下层军官林冲杨志、渔民阮氏三雄、猎户解珍解宝等，都有被“逼”的不幸遭遇。他们被“逼”上梁山，都具有揭露封建统治的腐朽和社会黑暗的意义，都具有揭示被压迫者如何走上革命反抗道路的意义。
我们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
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于1936年1月在瓦窑堡建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1937年1月该校迁往延安。毛泽东兼任该校教育委员会主席，经常到学校去讲演。这年5月，毛泽东在“抗大”作报告，他说：
“《水浒》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编：《忆董老》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作题为《三个法宝》的讲演，他把自己带领队伍上井冈山说成是：
没法子，被逼上梁山。（徐中远：《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华文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93页）
百回本《水浒传》前半部分意蕴着“逼上梁山”的主题。
《水浒传》中的108位绿林好汉上梁山，尽管各自有不同的经历，但其主要的原因，是被逼上去的，我们先看典型的例子：
解珍、解宝兄弟以捕猎为生，是心地善良武艺出众的猎户。登州知府命令猎户在三日内捕捉大虫，逾期就要“痛责枷号不恕”。他们经历了辛苦和艰险才射中大虫。由于大虫落到恶霸地主毛太公的园里，不但要不到大虫，反被毛太公诬陷，被押进了官府。官府与恶霸勾结在一起，严刑拷打，逼迫解氏兄弟招认“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掳财物”的罪名。在遭到毒打之后，他们冤屈招认，被关在大牢里。狠毒的毛氏父子还不罢休，买通官府上下，一定要把他俩害死。后来，顾大嫂用劫牢的办法解救了解家兄弟。但别无生路，只能入伙上梁山。解氏兄弟的经历，揭露了封建社会恶霸地主勾结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揭示出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
如果说解氏兄弟是底层贫民被逼上梁山的代表的话，那么，林冲则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中层官吏被逼上梁山的典型代表。就体现“逼上梁山”这个主题内容来说，林冲的经历更为突出，更有认识价值。林冲的上梁山，为他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基础所决定，走着一条十分崎岖不平的道路。他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父亲做过提辖，岳父也是教头。也就是说，他生活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这个地位使得“逼”字更有分量。他的被“逼上梁山”是在一个特别复杂、曲折的过程中展开的。林冲有着小康之家，有着年轻美丽的妻子，所以他就不敢反抗。高衙内调戏了他的妻子，他在“不怕官，只怕管”的思想支配下，采取了息事宁人、忍辱退让的态度。这种忍辱含垢的性格随着林冲所遭遇事件的发展而发展着。但是高太尉和高衙内从可耻的欲求出发，不顾林冲是为本阶级服务的人，一不做，二不休，使用一系列阴谋手段非要霸占他的妻子不可。结果，林冲误入白虎节堂，刺配沧州。这时他仍旧没有反抗的表现。在前往沧州的路上，受尽两个解差的多方折磨，他仍然甘受凌辱，幻想着有朝一日与妻子团聚。直到高俅派人追到沧州，火烧草料场，他在山神庙里亲耳听到陆谦和管营差拨安排杀害他的全部狠毒阴谋时，他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性格才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才感到忍无可忍，不反抗，就死亡。一个本来是丝毫不想反抗的人，终于认清了敌人，学会了仇恨，克服了懦弱动摇，变容忍为反抗，挺身而出，手刃仇人，坚决地踏上了反抗道路。在风雪夜里上了梁山。这是脍炙人口的“林冲雪夜上梁山”的故事。林冲逼上梁山的故事曾广泛流传，感动了千千万万的民众。人们对林冲的不幸寄予深深的同情，对他的忍让退缩痛心疾首，对他的奋起反抗拍手称快。
《水浒传》行世后，在历史上第一次为那些被迫上山沦为“盗贼”的人鸣冤叫屈，使人看到这些人本来也是良民百姓，是被贪官污吏、豪强恶霸逼上梁山的。《水浒传》中108将，很大一部分是被逼上梁山的。他们中有些是直接受官府迫害而上梁山的，有些是因种种原因犯下“大罪”不得已上梁山的。在《水浒传》里，犯上作乱的盗贼成了被颂扬和肯定的英雄，因为“官逼民反”；朝廷命官则成了受谴责的恶棍，因为“乱自上作”。
《水浒传》中逼上梁山的故事实际上宣扬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对于生活在社会下层、身受欺压、冤屈无告的民众，客观上起着一种鼓励反抗的作用。小说广泛流传后的明清两朝，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民众反叛运动几乎都曾受过《水浒传》的影响。这说明《水浒传》中“逼上梁山”的故事对中国社会影响之大，对明朝以后农民起义鼓舞作用之大。
《水浒传》所描绘的“逼上梁山”的生活情状，深刻地反映出造反农民铤而走险参加起义的社会动因和历史必然性。也就是说，它反映了封建时代农民革命的一条规律，这是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也是毛泽东看重这部小说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事实上，“官逼民反”一直是毛泽东解释上个世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的最通俗的例证，并赋予它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涵，这就是阶级压迫必然导致阶级反抗。“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毛泽东谈共产党人的经历，突出一个“逼”字，这是他关于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成功一个牢牢的信念。
面对“抗大”的学员，毛泽东借用《水浒传》中英雄好汉被“逼上梁山”的事实，来阐述“我们”即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开展的革命游击战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实质是在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在争取学员们对革命的认同感。两年以后的1939年12月，他在探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625页）这是对农民起义动因与合理性的理论概括，而“逼上梁山”则是这个理论的形象说明。
山上来了游击队
毛泽东给“抗大”学员讲话，上山开辟根据地，依山开展游击战，是他常讲的话题。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二大队讲话时又说：
“我们被逼上梁山，所谓官逼民反，井冈山，鄂豫皖的山，陕北的山，四川通南巴的山，并且来了游击队。”（孙钢：《毛泽东“上山”思想的提出》，《毛泽东重要著作和思想形成始末》，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20页）
这里说的“官”，主要是指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也包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国民党反动派则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这里所说的“民”，主要是指共产党经过组织武装暴动和武装起义所建立的红军队伍，此时已改称八路军和新四军；这里所说的“逼”，主要是指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新军阀叛变革命以后，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接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10年里不断地对红军发动军事“围剿”。
“我们被逼上梁山”，红军的“梁山”则有好多座。毛泽东一连举了四处的山：
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先后在茶陵、遂川、宁冈、永新、莲花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打土豪，分田地；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等地方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到1928年2月，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的工农兵政府，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和红四军会师，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力量。1929年以后，井冈山根据地逐步发展成为以永新为中心，包括宁冈、莲花、上杭、崇义等十几个县革命政权的湘赣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为武装夺取政权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鄂豫皖的山。主要指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的大别山区。1927年11月，共产党人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等领导了湖北黄麻起义，成立了鄂东军，建立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1929年5月，共产党人徐正清、萧方、周维炯、徐其虚等领导了河南商城起义，建立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1929年11月，共产党人舒传贤、周狷之、余道江等领导了安徽六霍起义，建立了皖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4月，成立了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红军利用蒋、冯、阎中原混战之机，主动出击，使革命根据地发展到麻城、商城、黄山等十几县，把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陕北的山。1928年春，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在陕西渭南、华县一带领导群众举行渭华起义；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1932年冬，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开辟了以保安（今志丹）以南之南梁（桥山山脉中段地区）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开辟了包括安定（今子长）、清涧、绥德、吴堡、神木、府谷等边界地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配合，粉碎了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解放延川、延长、安塞、保安、安定、靖边等县，使陕甘、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建立了陕北工农民主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
四川通南巴的山。通是通江，南是南江，巴是巴中。1928年，中共四川省委先后领导川东、川北农民举行起义，组织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2年冬，张国焘、徐向前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1.6万余人，由鄂豫皖区进入川北，与当地革命武装会合，攻下通江、南江、巴中等县，开辟了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12月29日，在通江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粉碎四川军阀田颂尧指挥的“三路围剿”，扩编为五个军共8万余人。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又粉碎四川军阀刘湘指挥的“六路围剿”，根据地扩大到包括通江、南江、巴中、万源、城口、宣汉、达县、渠县、营山、阆中、广元等22个县。
谁都知道，毛泽东开辟了进行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的革命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开辟，却是以“逼上梁山”为起点的。千里之行，始于山上。反动派把革命者逼到了山上，革命者上山开展游击战争，这也正是反动派灭亡的开始。所以，毛泽东津津乐道山上来了游击队，用以激励“抗大”学生的革命热情和斗争意志。
当“土匪”还不是国民党“剿共”逼的
世人皆知共产党人的上“梁山”，是国民党逼出来的。有趣的是有时毛泽东却把这番话讲给国民党极右派的顽固分子们听，作为“炮弹”打出去，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种情况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期间。
国民党CC系头子陈立夫是反共死硬分子，是反对国共谈判的高级代表人物。在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前，陈立夫就对蒋介石谏道：“和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
所谓“动大手术”，谁都明白是发动内战，武力消灭共产党！
对于这位历史上反共坚决态度顽固的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毛泽东主张主动去看望，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此大惑不解，问：“主席，您干嘛要去看望那些反共分子呢？”毛泽东解释说：“像戴季陶、陈立夫这样的人，的确是一贯反共的。但是我们来重庆干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
9月20日毛泽东带着几个随行工作人员去拜晤陈立夫。这位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长显然对毛泽东的突然来访感到意外，慌忙将毛泽东迎到客厅。
毛泽东与人谈话最大的特点就是轻松幽默，看似漫无边际，实际上句句都扣在要阐述的中心思想上。
毛泽东在一张藤椅上坐下，他的谈话特点便显露出来，他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20年代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我时时怀念那个时期，怀念孙中山先生。———你没赶上吧？”
陈立夫尴尬地笑笑：“没有，那时候我还在美国读书哩！”
“哦，”毛泽东淡淡地应了一句，接着说：“可惜呀，蜜月一过，孙中山先生一死，国民党就不认共产党了。从1927年在上海捕杀共产党人，然后是追到江西、福建、四川、贵州、陕西，总之，哪里有共产党，就追杀到哪里。所谓‘石头过刀，茅草过火’，厉害得很啦！我毛泽东被追得东奔西跑，好不难堪哟！———这段历史你经历了吧！”
“嗯，这个嘛，都是过去的事了。毛先生何必提这些不愉快的事。”
“不，要提。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思吗？”毛泽东点燃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既然毛先生为和平而来重庆，同时又表示拥护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为何还不放弃那些外国的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弃一党的武力政权呢？”听了毛泽东的话，陈立夫反问道。
毛泽东答道：
“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