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这是毛一生的思想中，从中国旧文化（区别于官修典籍的民间传统文化）继承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19页。
抗日战争中的1944年2月，国民党政府发言人在每周新闻例会中回答一个问题时，正式否认对共产党区域的封锁存在。外国记者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于2月16日直接公开向蒋介石提出联合申请书，在上面签名的是在重庆的各国记者。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批准了这个申请。蒋介石为了应付国际舆论，装潢民主门面，又指派中央社和官方报纸记者参加，也允许个别民间报纸记者报名参加。结果，重庆组成了共计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其中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国民党宣传部4人，加上两名官方领队。
6名外国记者包括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武道与国民党有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团的来访，甚表欢迎。6月9日中午12时，中外记者团抵达延安，受到热烈欢迎。当晚举行晚会，为记者洗尘。
中外记者参观团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分别接见他们并谈了话。
1944年7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窑洞里接受了武道的采访。他向武道谈了文化继承问题，民主政治问题，还对国民党的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他说：“我们批判的接受了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曾经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树立的民主政治，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扬弃坏的东西，例如法西斯主义。诸如在俄国的那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还不存在推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是，如果某些东西有用，我们不会因为害怕批评就拒绝接受它，科学无国界。”
关于民主政治问题，毛泽东向武道说：
“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为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09页）
毛泽东在讲到抗战时期的民主政治时，联系到中国历史上的民主传统。
毛泽东首先讲了三千年前奴隶制时代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关于“共和”行政，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公元前841年，西周的“国人”起义谋反，昏庸残暴的周厉王被驱逐，逃奔到彘（今山西霍州），共国的国君共伯和，受到诸侯的拥戴，摄行王事，代行国政，号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另一种说法是周厉王被逐后，由召公、周公共同行政，号为“共和”行政。共和行政凡十四年，逃亡在外的周厉王死掉了，始归政于周宣王。受诸侯拥戴的共伯和代行国政也罢，召公、周公“共和”行政也罢，后来的共和政体即共和制（采取这种制度的国家称为共和国），其“共和”二字，即源于周朝的共和行政。共和政体泛指国家代表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它只是一种国家形式。在不同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不同的性质。公元前841年周朝的“共和行政”，一般说来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政治生活的运作上，已产生了初级的原始的奴隶主阶级的民主内容。周秦以降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的民本思想即由此滥觞。这可以说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传统。
孟子的“民贵君轻”（《孟子·尽心下》）思想，可说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民主传统。孟子是民本思想的积极鼓吹者，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则得天下。”（《孟子·离娄上》）又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也就是说，不得民，则不得天下，不为天子。相反，他对君说的话，很不客气，如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又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君有危及江山社稷、国家政权的“大过”，反复劝谏又不改，那么就易位变置，让其下台靠边站。总之，孟子认为国民最重要，国民为国家之本，只能得到，不可失去；与民相比，国君处于从属和次要地位。“民贵君轻”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集中概括，是对封建专制集权思想的一种反叛，反映了上升时期地主阶级的社会进步思想，对后世民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积极的影响。
毛泽东讲到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的民主传统，这种民主传统虽然仍然属于封建社会的民主，但显然有别于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民主主张，它主要指封建社会里千百次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这种农民的民主传统，在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有所反映，有所描绘，当然是正面歌颂，也就是说《水浒传》所描绘的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具有民主的含义，它是历史上千百次农民战争的一个显著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水浒传》是展示中国农民阶级民主思想的一部伟大著作。确实，《水浒传》描绘了北宋末年封建统治极端黑暗，揭示了“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客观现实，笔端带着感情地讴歌了大批敢于反抗敢于造反的义军英雄好汉，描绘了农民和其他社会下层民众的带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理想。这些显然是专制政治的对立面。
如果说周朝的“共和”行政是政治体制层面上的民主传统，孟子的“民贵君轻”则是思想理论层面上的民主传统，那么，梁山事业则是文学艺术层面所描绘的农民的民主传统。它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民主传统的不同侧面。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所领导的各个根据地所实行的“三三制”（即在抗日民主政权人员构成中，中共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政府代表制，则是适合抗日救国“实际条件”的政治民主制度，它是中国历史上民主传统合乎逻辑发展延伸的产物。
所以，民主政治不只是外来品，在中国历史上，尤其在农民革命斗争史上，是可以找到它的历史渊源的。毛泽东讲这番话，是为了充分说明民主政治实行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借以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实行民主政治，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很看重这个问题，他在6月10日中外记者参观团全体成员会议上，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他首先谈了国共谈判问题和欧洲第二战场问题，重点谈了关于中共的希望和他自己的工作。他说：
“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以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也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要经济制度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
“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国际联盟也是如此。自由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纪。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
“先生们来到边区已有十几天，今后还将有若干时日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这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个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以说通或做通的。”
毛泽东为什么在与外国记者武道谈话中，引证和讲解《水浒传》中农民革命的民主传统？是因为对武道这样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外国记者讲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他不会理解和接受，与他谈中国历史上的民主传统，谈农民起义中的民主传统，容易得到认同，这样就取得了共识，使其赞成共产党人的主张。这也是毛泽东宣传艺术的炉火纯青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