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克松竞选参议员的活动中，还有几件事说明了他与“院外援华集团”的关系。1950年10月初，尼克松在洛杉矶会见了著名的纽约联合公共关系公司的人员，这家曾经为纽约的世界博览会和共和党总统竞选做过公关活动的公司答应为尼克松的选举做一些工作。于是，该公司派业务人员利奥·凯西连夜从纽约总部赶去洛杉矶，主持一个“支持尼克松的独立选举人委员会”，试图争取黑人的选票并提升尼克松因调查希斯案件而获得的声望。后来，凯西得知他们公司每年都获得来自国民党的中国银行的6万美金，作为“院外援华集团”的活动经费的一部分，目的是希望阻止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促使国民党政府被冻结的在美的3亿美元财产，不被共产党政府接收。选举之后，凯西的工作受到上司的嘉许，并被要求到华盛顿向国民党驻美“使馆”武官孔令侃———孔祥熙的儿子、宋美龄的外甥“推介尼克松”。凯西对此感到震惊并辞去了在这家公司的职务。1952年，当凯西向新闻界透露了这件事时，纽约联合公共关系公司只表示与中国银行有业务来往，凯西在参议员选举中起过作用，但否认与“院外援华集团”有任何关联，并说凯西的工作是由尼克松竞选班子支付费用的①。虽然这些细节现在尚无法证明，但孔祥熙竭力拉拢尼克松并把他介绍给到美国访问的宋美龄却是事实②。与此同时，在这次选举中，尼克松还有几个得力的女助选人，其中之一是赫达·霍珀，她是知名的好莱坞闲话专栏作家，担任了尼克松与“院外援华集团”的中间人和联络人的角色③。对于这个问题，欧文. F.格尔曼在他的新作《奋斗者尼克松的议会生涯，1946—1952》中，没有提到这些事，也没有驳斥，但却批评了安布罗斯和莫里斯著作中的不实之处④，间接说明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尼克松在1952年争取副总统的竞选中，也得到科尔伯格的直接支持。尼克松第一次认识科尔伯格是在1949年。1951年5月，尼克松以美国参议院观察员的身份到日内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科尔伯格安排尼克松会见了在巴黎的艾森豪威尔⑤。当科尔伯格到芝加哥参加共和党全国会议时，艾森豪威尔对一位朋友说想听听有关共产主义问题的情况介绍，这人把这件事情告诉科尔伯格，科尔伯格向他推荐了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尼克松。尼克松果然被叫去询问，后来他还写信给科尔伯格，“以最热烈的言辞”说起艾森豪威尔。科尔伯格支持艾森豪威尔竞选美国总统，并为尼克松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做过工作。后来，尼克松和科尔伯格关系一直不错，科尔伯格不时向尼克松副总统传递一些有用的信息，也就自己关心的问题提请尼克松注意。他们在通信中彼此以“狄克”和“艾尔弗雷德”相称，可见关系并不一般。尼克松在1958年3月26日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2月20日之备忘录收讫，多有劳烦，谨此致谢。您具有超凡的能力，您的表述言简意赅，清晰明了。我将把您的一些评论之言窃为己有，用在我近期的演讲之中。冒昧之处，多多包涵①。
①Herbert S. Parmet，Richard Nix0n and His America（New York：Konecky＆Konecky，1990），p.211.
② 张建平、李安，《孔氏家族》，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790—791页。
③Morris，The Rise 0f An American P0litician，p.591.
④Gellman，The C0ntender，pp. 457 -458.
⑤Gellman，The C0ntender，pp. 393 -394.
在1952年和1960年尼克松竞选副总统和总统时，亨利·卢斯也是全力支持者之一。此外，尼克松还是其他一些反共组织的座上宾，诸如“反共产主义侵略理事会”（Council Against Communist Aggression）、“中国反共产主义慈善联合委员会”（Anti-Communist League of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s）等，他经常收到这些组织邀请他参加他们的会议的信件，由此可见尼克松的反共产主义声誉之影响广大。总之，这个时期尼克松的立场是亲蒋反华的。他与“院外援华集团”也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他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由于他的政治基础在南加州，那里有着很强的亲蒋势力，而且还因为他既然已经赢得了反共名声，就要借此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谋取更多的利益。
① 转引自Joseph C. Keeley，The China L0bby Man（New Rochelle，NY：Arlington House，1969），pp.224 -225。
四、对台湾海峡危机的态度
在副总统时期，尼克松的反华立场主要表现在台湾问题上。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离不开共和党中保守派的支持，而这些人是不能容忍任何对东亚和中国软弱的政策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虽然认为中国是太平洋地区稳定的“主要威胁”，但他们并不想恶化与中国的关系，而使美国陷入另一场亚洲的战争。为此，他们力图制订一种“有效防御”的战略。为了避免任何与中国在沿海地区可能发生的直接冲突，1953年2月，艾森豪威尔政府下令第七舰队撤离台湾海峡，不再作为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屏障，并使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有根据自己的意愿采取行动的空间。这就是所谓的“放蒋出笼”政策。这个政策受到台湾当局的欢迎，也使共和党保守派感到高兴，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则可以灵活地处理远东事务，这是一个可进可退的策略。不过，台湾当局在其束缚被解除而兴奋之余，也担心被美国抛弃，因此，它希望能与美国签订一个共同防御条约，理由是既然日本、南朝鲜、菲律宾等国都因有此类条约而得到了美国的保护，台湾也应该享有同等待遇。对于台湾当局的这项提议，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最初并没有理会，他们担心被台湾的国民党集团拖累，卷入一场他们想避免的与中国大陆的直接冲突。对此，蒋介石展开了游说美国高级官员的活动，试图通过他们去影响政府的决策。尼克松就是蒋介石寄予厚望的人物之一①。而尼克松作为副总统的首次有关对华政策的任务就是在1953年访问台湾。
1953年10—11月期间，台湾当局邀请了一批美国高官访问台湾，按照美国驻台“大使”卡尔. L.兰金的说法，“每周几乎都有一飞机的人”到台湾去，包括了2名参议员，14名众议员，2名四星将军和3名三星将军，尼克松是其中职务最高的，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位。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就直截了当地想通过尼克松把国民党的提议“兜售”给美国。蒋介石则待尼克松为座上宾，与他单独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① 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也把尼克松列为“同情（台湾）的人物”，希望拉拢他，参见Richart H. Immerman，ed.，J0hn F0ster Dulles and the Dipl0macy 0f the C0ld War（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 241；顾维钧曾提到尼克松1953年访问台湾时故意避免与那些和“院外援华集团”有牵连的台湾人单独接触，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十卷，第416页。
尼克松与蒋介石会谈的备忘录，一份存于台湾，另一份则由尼克松自己保存着，美国国务院反而没有存档，连兰金对尼、蒋会谈的内容也不知晓。笔者在尼克松出生地及图书馆找到了这份会谈记录，从中可以得知尼、蒋会谈的详情。这次会谈对于尼克松来说有着深远意义，通过了解台湾的现状，他对中国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并由此进行了面对现实的思考。
从11月9日至11日，尼克松与蒋介石共进行了5次会谈，仅9日这一天，他们就会见了3次，在一起呆了近8个小时，而且除宋美龄和翻译之外，无他人在场。在会谈中，蒋介石强调共产主义对远东地区的威胁，表明台湾“反对共产帝国主义”的立场。蒋介石说北京的每一项重要政策“都受到莫斯科的指使”，而且苏联决不会允许它的“傀儡”执行“非侵略”的政策。尼克松对这个问题似乎很有兴趣，他问蒋介石苏联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由于苏联担心中国变得过于强大，还是希望利用北京作为它向外扩张的工具。蒋介石回答说两者皆有。他说一旦苏联想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北京只需3至6个月就可以拿下印度支那和整个东南亚。他还将越南的情况与国民党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的情况作了比较，并说他从未向别人做过这种“历史性的比较”。蒋介石说他那时在军事上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最精锐的部队被困在了东北，这正是苏联的阴谋，而美国和其他国民党的“朋友”没有看出来。现在，胡志明“完全处于莫斯科和北京的控制之下”，美国应当给予印度支那援助，但是他认为仅有援助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共产主义在远东有一个针对自由国家的全面战斗计划。他批评美国“等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政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苏联欢迎的做法。
在蒋、尼于9日下午的第二次谈话中，蒋介石向尼克松详细地介绍了他的“反攻大陆计划”。他说他知道一些“美国朋友”不赞同其“光复计划”，认为这将是徒劳的，但他夸口说他保证自己的30万—40万军队从台湾出发，“20天内就能击溃华南地区的敌军”并控制这一地区。蒋介石想要说服尼克松，如果美国想要避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并同时打败共产主义，惟一要做的就是帮助他实现“反攻大陆”。蒋介石还强调他相信苏联不会公然出面干涉，最多只会像在朝鲜战争中那样提供一些后勤支援，而按照蒋介石幼稚到极点的“推算”，如果美国给台湾1美元的援助，由于距离遥远，苏联给中国大陆相应的援助就要花费5美元以上。所以蒋介石认为这反而是拖垮苏联的最佳办法。这显然是痴人呓语，毫无价值。在以后几天的会谈中，蒋介石又反复重申这些观点①。
蒋介石的以上谈话是50年代初台湾当局在“反攻大陆”问题上向美国方面进行的最高级别和最为详细的阐述。蒋介石极力想拉拢美国帮助他进行“反攻大陆”，但对美国来说，朝鲜战争的经历使美国认识到，在东南亚再进行一场大战是不可想像的。在蒋、尼会谈中，尼克松基本上持一种倾听的态度，很少对蒋介石的计划做出反应和评论，尼克松也告诉蒋介石，他不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主要决策人，但他可以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向有关部门汇报。尼克松让蒋介石放心，说他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东亚问题时表述自己的看法，还说他感到这次访问使他自己对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并认为美国的政策应当更明确、果断，而不应该处于漂浮不定之中②。
尼克松对台湾的访问获得了成功，他在公开场合的表态虽是重复杜勒斯的老调，但是，在包括兰金在内的很多人看来，尼克松与蒋介石长时间的坦率会谈以及他对台湾问题表示的理解和同情，“为恢复台湾人对美国的信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③。而蒋介石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尼克松能把他的意愿转达到美国最高决策层，让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知道他真正的想法。在尼克松访台的数周以后，蒋介石放心不下，又于1953年12月18日致信尼克松，重申他的立场并正式建议美国考虑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台关系能有一个 “更持久的基础”，以对抗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威胁①。尼克松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了他访问台湾的情况，但没有介绍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也没有证据显示尼克松在后来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起过促进作用。
① “Aide-memo of Conversation”，PPS325（1953），Richard Nixon Library＆Birthplace. p. 23.
② “Aide-memo of Conversation”，PPS325（1953），Richard Nixon Library＆Birthplace. p. 23.
③Karl Lott Rankin，China Assi nment（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p.188.
尼克松虽然在中国问题上有一些个人的看法，但在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事件中，他是完全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的。1949年，国民党逃跑到台湾时把持了金门、马祖及大陈岛等一些中国沿海岛屿。这些距中国大陆仅是“趟水过河”之遥的岛屿，从军事方面来说完全没有防守价值。但是，自1949年以来，凭借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台湾当局仅在金门一地就驻兵5 000多名。到1954年后半期，蒋介石已经将这些岛屿变成了他针对中国大陆的前哨阵地。同时，在朝鲜停战和日内瓦会议于7月21日就印度支那停火达成协议之后，美国加紧与中国的周边国家建立军事同盟关系，包括签署了《美韩条约》（1953年）和准备签署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4年），并对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态度有所转变，台湾也不断对大陆沿海进行军事骚扰及宣传攻势。中国认为这些都是美国为台湾国民党撑腰，阻止中国解放台湾的挑衅。在这样的情况下，1954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对金门进行炮击，并在10月10日发表声明，决定解放一江山岛、大陈岛等沿海岛屿，并对金门国民党军队进行惩罚性打击。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台海危机”。
艾森豪威尔知道，在蒋介石的眼里，中国炮轰金门，是进攻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前奏，因此，他认为如果美国卷入其中，必定会陷于又一次中国内战。对于是否要在这场纯粹是“海岸冲突”（coastal conflict）中的台湾进行援助，杜勒斯称这是一个“可怕的两难之选”（horrible dilemma）。实际上，摆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面前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要不要对中国大陆实行大规模轰炸，二是如果进行，其结果将会如何。对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进行了讨论。
①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0rei n Relati0n 0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2 - 1954. Vol.ⅩⅣ（Washington，D. C.：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9），pp. 344 -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