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辛继位后，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强盛。他继续发起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对东南夷的用兵，保卫了商朝的安全。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帝辛统一东南以后，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郭沫若在一首诗里说：“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渐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他认为，中国南部之所以早被开化，全因殷纣王的功劳，彻底为帝辛翻案并疾呼。
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西方十一个小国会师孟津，乘机对商朝发起进攻，牧野之战，大批俘虏倒戈，周兵攻占朝歌。帝辛自焚于鹿台，商朝灭亡。
众多史学家认为，帝辛的罪状是“千年积毁”的结果。那么，都是哪些人在抹黑帝辛呢？
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敌周人。
抹黑帝辛的第二主力是叛徒、内奸。曾经是商王朝中坚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时却成为动摇商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一类是王党内部的叛逆者。这一类人又可分为两个群体：
一个群体是以微子、箕子、比干为首的王族反对党。这是一群帝祖甲礼制改革的牺牲品。本来，按照商王朝“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这群人是离王位最近的。尤其是微子，是帝乙的长子。本来是最有希望称帝的，而且，在帝武乙在位，也确实有部分大臣拥立微子。但以太史为首的帝党拥立了帝辛。所以，帝辛对微子一系的打击、排挤，决非是昏庸而远贤亲佞，而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
另一个群体则是商王朝的贵族。帝祖甲的礼制改革，不仅是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而且废除了王位继承和国家大事中的贵族公议制，使商王朝彻底泯灭了酋邦制的最后残余，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进，在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
抹黑帝辛的第三类人则是战国诸子。出于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先秦诸子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为什么“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
周武王：武王伐纣
周武王，姓姬，名发，谥号武王，是周文王的次子。武王继位后，继承父志，重用姜尚、周公姬旦、召公姬奭等人治理国家，周朝日益强盛。
孟津观兵
商朝在暴君纣王统治下，政治上已十分腐败，但军事上仍有较强实力。周武王审时度势，积极为灭商准备条件，等待时机。他即位九年后，为便于进攻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将都城由丰（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西岸）迁至镐（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观兵”。
这次观兵实际上是一次为灭商做准备的军事演习和检阅。约公元前1048年，他率大军先西行至毕原（今陕西长安县内）文王陵墓祭奠，然后转而东行向朝歌前进。在中军竖起写有父亲西伯昌名字的大木牌，自己只称太子发，意为仍由文王任统帅。大军抵达黄河南岸的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有八百位诸侯闻讯赶来参加。人心向周，商纣王孤立无援的形势已形成，诸侯均力劝武王立即向朝歌进军。武王和姜太公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在军队渡过黄河后又下令全军返回，并以“诸位不知天命”告诫大家不要操之过急。
武王伐纣
约公元前1046年，武王探知纣王更加昏庸暴虐。臣子比干、箕子忠言进谏，一个被杀，一个被囚。太师疵、少师强见纣王已不可救药，抱着商朝宗庙祭器出逃。百姓皆侧目而视，缄口不言。武王同姜尚研究，认为灭商条件已完全成熟，遵照文王“时至而勿疑”的遗嘱，果断决定发兵伐商，通告各诸侯国向朝歌进军。
出发前，太史卜了一卦，得兆象大凶。见此不吉之兆，百官大惊失色。武王决心已定，不迷信鬼神，毅然率兵向朝歌进发。大军到达朝歌郊外七十里处的牧野（今河南汲县南），各诸侯率兵车四千乘会合。
纣王闻知周兵已到，调集都中士兵，再把囚犯、奴隶、战俘武装起来，共起兵十七万相迎。双方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武王在战前向全军发表誓词，历数商纣的罪恶，说明伐纣的正义性，动员将士们英勇杀敌。决战开始后，周军士气高涨，奋勇冲杀。商纣的军队在周军凌厉攻势下一触即溃。那些被迫参战的奴隶、囚徒不愿为纣王卖命，反把武王看作救星，倒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入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自焚身亡。商朝由此灭亡。
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展开之前，文王采取政策，即政治上，积善行德，裕民富国，广招人才，发展生产；外交上，争取与国，最大限度地孤立商纣。
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伐交”斗争的重大胜利。在处理商周关系上，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以麻痹纣王。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文王在姜尚的辅佐下，制定了正确的伐纣军事战略方针。文王乘商师主力远征东夷，果断地率领诸侯联军实施奔垄，使敌人在战略战术上处于被动与恶势，善于做到奋正并用，予敌人巧妙而猛烈的打击，使之倾刻崩溃。
文王死后，武王继承其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两军于牧野交战，商军倒戈，帮助周帅作战。纣王见大势尽去，于鹿台自焚。
牧野之战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巩固政权
姬发攻灭商朝后，建立西周，定都镐京，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王朝。为了收服人心，巩固新建的政权，武王在政治上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措施。
一、采取了以殷治殷，分而治之的办法。武王采纳了周公对商民进行安抚以稳定天下形势的办法，让纣王子武庚留在商都，封为殷侯，这大大安定了商的遗民，减少了他们的敌对情绪。同时，武王将殷商王畿（京城周围千里）内之地分为卫、庸、邶三个小国，封自己的三个弟弟分别治理，负责监视武庚，号称“三监”。他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百姓，修整商朝贤臣比干的坟墓，放出贤臣箕子并恢复其原职。又散发供纣王淫乐奢侈之用的财物、粮食，赈济饥民和贫弱的百姓。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商地很快稳定下来。
二、采取封邦建国的方略，实行对全国的统治。为了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治理好国家，武王专门把箕子接来镐京，虚心请教安邦治国之道。武王将古时已有但还未完全形成的宗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和确定下来。即把全国分成若干个侯国，由周天子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做出了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各诸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从天子调遣，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允许封侯世代承袭，并可在封国内分封卿、大夫；天子对诸侯有赏罚予夺之权，对封国中分封卿、大夫也有权过问。
毫无疑问，武王实行的封邦建国方略，相对于商朝那种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来说，显然是一个进步。它确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在当时起到了巩固和加强全国统治的作用。
三、释放囚犯，赈济贫民，发展生产，从而促进了西周初年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四、武王委贤任能，因才录用。命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丹季为司空。其他召公、太公、毕公等贤臣良将各当其位，专司其职，共同治理国政。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前后共经历了三十七代天子，八百多年，到公元前256年，才被秦国灭掉。
周康王：繁荣昌盛的“成康之治”
周康王姬钊在位期间，国力强盛，天下统一，经济、文化繁荣，社会安定。史书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姬钊死后的庙号为康王。后世将这段时期和成王末年的统治誉为“成康之治”。
姬钊在即位前并没显示出过人的能力和资质。为此，周成王自然有些担心他不能继承大业，更怕儿子会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昏君而把祖宗打下来的江山败在手里。但他联想到自己虽然资质平平，但因为周公的辅佐，国家还是治理得很好。因此，周成王在安排了召公和毕公辅佐周康王后，决心传位于他。
周成王临终前，将召公、毕公等大臣召到床前，立下遗嘱。在遗嘱中，周成王要求大臣们根据遗嘱的精神辅佐、约束周康王，严格恪守周文王、周武王的遗训，使周王朝强盛起来，使周康王成为一代明君。周成王的遗嘱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更重要的是周康王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
周康王登基时，召公、毕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登基仪式。在登基仪式上，召公宣读了周成王的遗嘱，还将周康王带到祖庙，向他讲述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要求周康王牢记文王、武王、成王的遗训，严格要求自己，勤谨治国，将祖宗基业发扬光大。
周康王即位后，继续推行周成王在位期间所实行的国策，再接再厉，使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国库丰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团结，到处呈现一派升平盛世的景象。人们生活好了，犯罪案件也少了，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据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末年和周康王统治期间，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多年不用。虽然有所夸大，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周康王治国的成功。所有这些，跟周康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周康王对军队进行了一番行之有效的治理整顿，战斗力也大大提高。当时的鬼方是北方游牧族，他们长期在马上游牧，骑术精湛，机动性极强，由这些牧民所组成的骑兵战斗力就特别强。于是这些游牧族就经常侵扰中原地区，抢掠财物，杀人放火，给边境带来极大的隐患。周成王期间，周军忙于镇压东方的武庚和管叔、蔡叔的武装叛乱，从而放松了对西北方的控制，结果鬼方乘机对周军兵力相对薄弱的西北边境发动经常性的侵扰，给周朝带来极大的损失和威胁。
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周康王果断做出了发动征伐鬼方战争的决定。这次决定是经过一番谨慎的考量和充分的准备的。一方面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军队经过治理整顿，战斗力大大提高，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已经是胜券在握了。于是，周康王命得力将领率领大军进攻鬼方。
周康王二十五年（约公元前11世纪），为了消除边患，周康王命盂率领大军进攻鬼方。鬼方亦调兵迎战。经两次大规模作战，周军斩杀鬼方四千八百多人，俘获其四名首领及以下一万三千多人，还缴获了很多车马和大量牛羊。周军将鬼方又驱逐至远离镐京的汫陇和岐周以西。周西北边境暂安。
为了庆祝胜利，姬钊赏给参战的贵族盂以一千七百多俘虏，作为奴隶使用，并将此事用文字铸在鼎上，这只重五百多斤的鼎在清朝中期被发掘出来，至今还陈列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里。
这样，周朝在周康王的统治下，经济、文化繁荣，社会安定，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成为周朝的盛世。后世便将周成王末年和周康王在位的这一段时间，誉称为“成康之治”。
周昭王：西周王朝的衰退
周昭王在昭王十九年的下半年亲率六师攻打楚国。周师浩浩荡荡开到汉水边准备渡江，碰到了异常的天气。汉水边的土人痛恨周人的骚扰暗中进行破坏，征集的渡江船只有的是用胶粘接船板而成的。因乘坐的渡船在汉水中胶溶板散，昭王和随从贵族祭公等人葬身鱼腹。楚军乘势反击，周人“丧六师于汉水”遭到了全军覆没的惨败。对这场不光彩的败仗，正统的史家用“南征而不返”一语带过，对周楚战争的细节甚少论及或语焉不详。
南征的失败，不仅是周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也是楚国强大到足以与周王朝抗衡的一个标志，后来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雄踞南方，问鼎周疆。
楚国是西周侯卫统治下的“南国”之一。商末周初，由于鬻熊举族投周之后，楚与周王室的关系一般是良好的。周武王死后，子成王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史记·鲁周公世家》）。后来，流言澄清，周公又回到了周朝。
周康王时，楚与周关系亦属正常。《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录了楚灵王的一句话：“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由此可以分析楚国与周朝关系如此的原因，一是周、楚同源，鬻熊臣周，奠定了亲善关系的基础；二是周初克殷，后又周公东征，足见殷商残余势力与东方方国部落一直叛周抗周，周王朝不得不全力东向，重点打击东方方国部落；三是楚人辟在蛮荒之地，势孤力单，只得卑事周天子，当不会引起周王室的重视。
但是，“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楚是周王朝的异姓国，一开始就受到周天子的歧视，甚至在诸侯盟会上，都没有与盟的资格。周王室对齐、晋等诸侯国均有赏赐，而楚国则无。
时过五百多年，楚人对此仍耿耿于怀，愤愤不平。正如《左传》中所记载，春秋中后期，楚灵王说先王熊绎与齐、晋、鲁、卫等国君一样并事周康王，四国可得珍宝之器，而楚国则无分，因此要与周王室“求鼎以为分”。右尹子革告诉他：“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左传·昭公十二年》）这种建立在“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基础上的主从关系，必然产生深刻的矛盾，从而导致征服和反征服战争。
事实上，早在周初，周王室为了加强对楚国和荆楚地区庸、卢、彭、濮等方国势力的控制，在汉东就分封了一些姬姓国，在南阳盆地，又有申、吕等姜姓国（姻亲国）。楚国慑于周王朝的强大，不得不进贡苞茅等物，表示臣服。
成王、康王时期，东都洛邑建成，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里以上，初步巩固了对“东土”的统治。周共王时，楚国一方面卑事周王室，一方面“筚路蓝缕”，辛勤开发，国家已呈勃兴之势。所以到周昭王时期，周、楚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了，以至于周昭王集中全力，打击楚国。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攻楚，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周昭王十六年（约公元前985年），周昭王“伐楚，涉汉，遇大兕”。这次，一般认为其时与上述《墙盘》记载相同。周昭王领军渡过汉水，深入荆楚一带。渡汉水时还遇见“大兕”。
第二次，周昭王十九年（约公元前982年），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天大日，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这次渡汉水时，阴风骤起，气候恶劣，将士惊恐，军队大部丧失。这次失败归咎于天时不利，实际上周王朝军队当遭到楚军强有力的伏击。
第三次，“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此年，据鲁纪年推算，当为周昭王二十四年（约公元前977年）。这次攻楚，周昭王全军覆没，周人讳言此事，模糊地说“南巡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