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电话，他坐下来，很疲倦地仰靠在椅背上，颓然地用手指捏着紧锁的眉尖，周志明靠近他，轻声说：
“你看，是否还应该派人再到他家里去一下，也许能了解点儿新情况……”
马三耀一句话没说，站起来，收拾好桌上散乱的材料，抓起棉帽子向门外走去，他拉开门，才转回身对周志明说道：
“陪我一起去，行吗？”
他们来到西夹道，是下午四点多钟。对于他们的不速而至，王焕德一家人无不下意识地觉得事情有了一线希望。
郑大妈形容枯槁，但说起话来，锐意还在，她用微陷的眼睛看定马三耀，叨叨说道：
“你是公安局的领导吗？我们家卫东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个说法，你们总该给个准谱子吧？他要是有问题，我们划清界限，要是没问题，我们也好挺着腰板做人呀，现在都在搞四化……”
马三耀不去理会老太太的唠叨，老练地在淑萍的房间里四下打量，问道：“星期六下午他回家以后，没说起他哪儿不舒服吗？”
一家人面面相觑，王焕德说：“没听他说呀。”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或者说感觉到他的右手有什么毛病？”
沉闷了好一会儿，梅英第一个想起什么来，说道：“那天他吃晚饭，好像……他好像是用匙子吃的，淑萍，你不是还说他越活越小来着吗？”
“用哪只手拿匙，右手，还是左手？”
“哎哟，这可记不清了。”
淑萍一直静静地思索，突然，眼睛闪了一下，“对对，他的胳膊是有毛病，他那两天说过他手痛，对我说过的！我问他怎么了，是不是以前得过什么病，他又老不爱说，我还说他来着，这又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干吗不好意思呢。对了，那天我还劝他别去值班了，和别人换一换，他不听，说是大星期六的，跟别人换班不合适，他这人就这么认真。”
大福子的目光一直在马三耀脸上探询着，这时才插空进来问了一句：
“卫东……没什么问题吧？”
马三耀没有回答他，自顾在屋里踱了两步，站定，问道：“他的东西，我们可以看看吗？”
“可以，当然可以。”王焕德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当即说。
马三耀先看了那个小书架，信手翻了翻，又看了杜卫东的柜子和桌子的抽屉。一边看，一边问一些杜卫东日常的起居习惯和死前的言行之类，最后他从床腿的里侧顺手拾起一只白色的帆布包，问道：
“这也是他的？还挺沉。”
“是他做木匠活儿的工具兜。”淑萍说。
马三耀扒着兜子往里看了看，伸手进去，哗啦哗啦一阵铁器撞击的声响，他从里面拿出一个小本子来，粗略地翻看着。
“写的什么？”周志明问。
“没什么，净是些家具图样，哎，这儿还夹着张纸……好像是封信。”
马三耀从小本子里抖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来，展开来看了一遍，向淑萍问道：“谁的信？”淑萍看了一眼，摇摇头，马三耀又递给志明，“不知道谁的信啊，我看是个草稿，勾得乱七八糟的，肯定不是他写的，他写不出这种水平的字来，我知道。”
周志明接过那张纸，一行熟悉的字把他的视觉猛地击了一下，他全身的血液都在这一击之下怦然窜到脑门上来了，这就是那封信！那封他们全力以赴在搜寻的信！
冯汉章先生台鉴：
你寄来的钱……他的手抖起来，全身抖起来，不知是兴奋、是狂喜，还是恐惧、是惊骇！
他认识这笔迹，这潦草却未加伪装的笔迹！
施肖萌掮着沉甸甸的书包，走进宁静的阅览室。行将西落的太阳，在这间轩敞的大房间里洒下一片灿烂的金晖，明亮堂皇的视觉效果和暖融融的书卷的香气，使她晦暗的胸襟稍稍宽展了一些。
她为自己找了一把略高一些的靠背椅，尽量舒适地坐下来。这几天，来这儿看书的学生寥寥落落，似乎大家都在忙着为逃避去外地分校的命运而奔走活动。她要不是中午刚从王副校长那里得到了可靠的内部消息，又何尝能够如此安逸地来这里看书呢？
还有几天就要放寒假了，放假前就要公布去分校的学生名单，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在教室、宿舍还是在操场、食堂，这件事都作为中心话题被人们用各种猜测、判断和展望翻来覆去地咀嚼着。要去六百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几乎每个人都面临着被——用某些同学的话说——发配“远恶军州”的可能。前天，中文系十八个党团员联名向校党委递了公开信，主动要求去分校草创，随后，西语系立即有人起而响应，而在他们法律系，却还没有涌现出这类拔萃人物。当她在食堂门口看到那封赫然贴在墙上的公开信时，胸口也曾荡过一股热流，对于这些自告奋勇的同学，她从心里是敬佩的，因为这毕竟不是假好汉的一时狂热，而是对自己终身前途的一个小小的选择，她真恨不得也登高振臂，“算我一个！”把自己的名字填在上面，与那十八勇士为伍做伴去。然而却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她要是真那么干了，也许才真是属于一时狂热呢。她想好了，听天由命吧，让她去，她就去，让她留，她也不那么左，好像只有到分校才算响应党的号召似的。
于是在昨天全班的大会上，她只是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谨慎而简短地表了一个愿意服从组织分配的态。等散了会，立即有人对她说：“你还怕什么？你有你老头儿……”虽然是熟人玩笑，但说得这么直白，颇有些让人下不来台，她当即就恼羞成怒地抢白了一句：“你可以监督呀，我要是托家里走了后门，你告到纪委去，叫我退学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