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起
摘 要 本文重点论证作为实业家的文学巨匠李劼人先生服务社会的实业思想的形成，补征了他在民生公司的劳绩之史料不足。
关键词 李劼人研究 实业服务社会 民生公司
一、引 言
研究李劼人，不仅要研究作为文学巨匠的李劼人，而且还要研究作为社会活动家、实业家、翻译家的李劼人，因为不仅他的创作表现的内容，而且他的人生和社会经历，也是一部生动的真实的近代史。马识途说：“他和郭沫若、巴金等一样，都是受五四新文化的洗礼，走出旧社会，并且到外国去寻找救国救民之道的。然而他一直没有找到新路，走上社会革命的道路，回国参加革命，而是企图用他的笔来唤醒民众。他还做过振兴民族工业、劳而无功的美梦。他一直徘徊在旧民主革命的思想中，这就限制了他在事业和创作上，都不能达到以他的聪明才智应该达到的水平。”虽然这段话还有意识形态评判的色彩，但笔者认为这恰恰是李劼人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使他成为了新文学史上具有“唯一性”的作家，随着时间的流失，他创作的文史价值会体现得越来越高。我没有研究过李劼人先生是否喜欢杜甫，但他的去意识形态化的记史创作，可以比肩“以诗记史”的子美。如郭沫若说的“小说的近代史”或“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
笔者认为李劼人始终念念不忘所亲历的改变中国的那场大动荡大转变的辛亥革命，才有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他生于晚清，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图强革新，才有他实业救国，振兴民族工业的实践；他又是巴蜀古史和成都史及风土人情的专家，才有了《说成都》(亡佚)、《旧账》、《成都历史沿革》、《话说成都城墙》的遗文，这有助于他小说地方风土人情人物的“风俗史”描写。
在李劼人的多重身份中，付金艳、董华的《郭沫若与李劼人：四川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甄别出，李劼人的理想抱负是实业救国，对于文学他并没有寄予过人生理想，文学对于他，始终只是一个爱好和谋生的手段而已。李郭二人对于文学抱有不同的态度和认识，故他们走的是不同的创作道路。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经历近代风云变幻，使得李劼人形成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感，这又使他不同于晚清之前的旧式文人。笔者始终认为养家、服务社会是李劼人的人生两面。他办报（关注现实）、办实业（重视生存），直接干预社会生活，才是他的真实理想。他写出《死水微澜》是在重庆民生公司失败以后，决心以文养家，花了20多天的时间创作出来的。当然这不是容易说到做到的，这与早年的小说修养积淀有关，他的中学同学郭沫若回忆说：“中学时代的精公已经是嗜好小说的。在当时凡是可以命名为小说而能够到手的东西，无论新旧，无论文白，无论著译，他似乎是没有不读的。他的记忆力很强，新读过的小说能颇详细地重述出来，如是翻译的外国小说，他连一些极佶屈的人名都能记忆。反正当时的成都学校是罢了课的，他是读通学的人，但每每在午前也跑到学校里来。来——是为的什么呢？不外是被几个相好的缠着，在寝室里就和说评书一样说他所读的小说而已。”这对他的人生有着结构的意义。这部小说的出现得益于他对蜀文化的了解，对晚清教民、袍哥社会这一独特现象的熟悉，加上他的正直不阿、仗义疏财的人品（“我个人对于中学时代的先生，所受影响最大，塑性最强的，有两位。一位是达县刘士志（讳行道）先生，教我以正谊，以勇进，以无畏之宏毅。……另一位便是双流刘豫波（讳咸荣）先生，教我以淡泊，以宁静，以爱人。”），为我们奉献的他心灵中“活”的晚清巴蜀社会生活图景。这部小说没有意识形态目的，别忘了李劼人此前在民生公司，生活中接触的就是普普通通的最真实地生活着的人们，他们皆是政治意识不强的群体，但他们的巴蜀式“火爆脾气”的生存状态（李劼人在民生公司时与股东争执数月之久），中间各派力量的消长起伏给了作家鲜明的记忆，给予他内心起伏不平的波澜，潜在地移植进了作家的创作，使得刚离开他们的李劼人的创作状态呈现为“真”。所以，他的实业活动与创作存在着一条暗线，这是迄今没有人发现过的，值得研究。因为“真”而有助于李劼人“巴蜀式”幽默讽刺风格的形成，幽默讽刺产生于“成都生活”的自适，它又反哺着作家，笔者认为，其中的内涵、滋味，只有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才有体会；因为“真”而去表现“不遵礼法”的巴蜀传统，“巴渝生活”的码头文化，它的“天真”，“耿直”给予李劼人刚直不阿的内心力量。“这使得李劼人这样的蜀地作家在创作时往往不是首先考虑道德的因素，而是更多的考虑体力的因素。”笔者始终认为李劼人所熟稔的环境因素、朝代因素决定着他的创作，而非有意要去表现什么意识形态之类的观念，所以他的作品是“去英雄化”的，一个刚刚离开民生公司的职员，花了20多天的时间，把自己40多年的见识表达出来，这与黑格尔艺术起源于“无目的的目的性”的论断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不必脱离历史把李劼人创作的意义估价过高，也不必因为强调文学作品的朝代性而忽略和冷落李劼人。
二、李劼人与民生公司
1933年至1935年，李劼人受卢作孚的邀请，进入民生公司。这段实业经历许多资料都有介绍，似乎很清楚，但又不详尽。通观李劼人一生各个阶段经历，其他阶段的研究和介绍，客观材料都很详尽，比较而言，就这段研究比较薄弱。
早期的如伍加伦、王锦厚的《李劼人传略》：
一九三三年秋， 他“看出国际局势之不妙， 感到长江一有阻碍，一切依赖汉口、上海的机器工业必然无法生存”的可能性。尽管一九二五年李劼人曾对卢作孚接受杨森之聘办理成都通俗教育馆有看法，但他认为卢作孚现在实业救国是对的，于是欣然接受卢作孚的约聘，出任重庆民生机器修理厂厂长的职务，举家迁至重庆，遂由文学创作、翻译、教育转向“实业救国”的道路。李劼人办实业不是单纯从赚钱出发，而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故赢利不多。一九三五年五月，因在办厂方针上受到资方的攻击，李劼人愤而辞职。
权威的如李眉的《李劼人年谱》：
1934年，43岁。
年初，举家迁入重庆江北青草坝民生机器厂后小山上工厂为他修建的小院。
终年为民生机器厂的事务而奔忙。
笔者认为以上材料都较简略，不能完全反映李劼人在民生公司的工作、生活的细节。要厘清李劼人在民生公司的情况，除了李劼人的《自述》材料，民生公司同事的材料也客观重要。
据民生公司《新世界》第28期载：“（1933年）七月八日，民生机械厂厂长李劼人于今日正式接事。”“李厂长接事之初，即派艺徒训练班正副主任张成震、张伯勤二君前去教授工艺常识。”笔者的祖父张挽澜此时为民生公司船务襄理，受卢作孚委派，主理民生机器厂与总公司之协调沟通之事务。1933年至1935年，张挽澜与李劼人一直共事机器厂。由于都是川西坝子的人，交流沟通较为方便。李劼人曾经问张挽澜名字之来历，祖父告之川大读书期间，立志于实业报国，乃改名张涛为挽澜，取韩愈“挽狂澜于既倒”之意。不知与李劼人辞职后作《死水微澜》的取名有否启发关联。
张挽澜在《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上撰文《本公司之机器业》，详述机器厂之发起与创立、发展。中间十分具体回忆了李劼人任职厂长时的劳绩：
“（民国）十八年，职工才二十人，宿舍与办公室，均不敷用，乃于江岸建屋五间。”到李劼人接厂“（民国）二十二年，购买厂西辰州会地，未几又买原租之罗姓地方，并从事新工厂之建筑。全厂工人艺徒，共达二百七十七名。是年春招收艺徒一班，秋间又招收学徒一班，以期训练成未来之基本工人。机器亦大增加，计有车床十六部，钻床四部，刨床三部，铣床一部，起重机两部打风机三部，动力机七部，发电机四部。”
李劼人在厂第二年“二十三年三月，新翻砂间落成，并将旧机器间后面之石坡开成屋基八十余方丈，于厂之左侧砌就木工间屋基五十余方丈，工人数量如前，惟四月至十一月间，为建造本公司之民权轮，曾先后增加临时工人三十余名，迄权轮完成即行解约。又以公司各轮，船舱乏人，更先后调派工厂艺徒三十余名到各船学习加油，又于事务股下，设训练组，负责管理工徒之各种生活。机器方面，增加十二尺大刨床一部，五分之一吨冷风机一部，一百三十匹马力柴油引擎一部，资产则由三十万增加至三十八万余元。”
关于李劼人主持建造的新翻砂间，张挽澜回忆说：“惟其前面有比较整齐之一幢，乃系同年建成之新翻砂间，四周砖壁，上架铁梁，面包铁瓦，可容四五十人工作，颇具现代工厂之形势。”
张挽澜回忆李劼人在厂之第三年的财务状况，“（民国）二十四年，有两项工作，颇值记载者：（A）公司及机厂之主干人（李劼人），见于机厂生产情况，因只限于修理轮船，一年营业，仅有三十万左右，而机厂则以资产过巨，子金一项，年达五六万元，加以一切销磨折旧，及管理其间接费用，竟占成本百分之四十五以上，实难使制造品成本降低。”
李劼人在厂之时，一贯重视民生的劳工福利。张挽澜以附记作了记载：“机厂为打破阶级观念，重视劳工之营养起见，自厂长以至力夫，其伙食之质料，烹调与数量，完全一致，并无厚薄之分。惟计时制外省工友，因不惯于四川口味，特允其回家自食。”
张挽澜也分析了李劼人以病告长假之事，“以川局不宁，机器事业，未能发展，重以力量有限，除修理自有船只外，更无多余能力，接受外来生意。”故业绩不佳，致股东不满，李劼人告假还乡。但张挽澜在机厂《八年来之重要工作》中，仍然把李劼人1934年主持修造民权轮置于首，文章说：“此八年中，本厂所作之工程，可值报告者，约为下述数端：一、民权轮之建造。二十二年，公司以五千元接收太古公司失吉之万流轮船，由机厂在柴盘子救回建造（时间在十一月枯水季节，李劼人负责）。动工时间，系二十三年二月初间，……因公司限于二十三年年内出川，（按川江水位，不能迟至十一月后）故在修理期间，工作异常紧张。盖以川省造船，实为异数，况此修造者，又系空前巨轮，故不能不特加努力耳。是年十月十七日试车、三十一日试水。计其工程，内有十分之八，出自机厂，实开川厂空前未有之造船工程纪录也。”
据《新世界》第58期载：十一月五日“在梁沱民权轮船开会，庆祝民权轮船建造完成，并祝贺两方（按总公司、民生厂）对民权工作之职工成功。”“主席郑璧成致开会辞。……主席介绍督率有方的李劼人厂长。……此次建造民权，全系李厂长督率之力。”“李劼人从容发言，大意谓：……（公司）交民生厂修理。并期望着，若将民权建造成功后，外间人知道我们四川也能修造大船。虽然民生厂非常的幼稚，做起来有些吃力，但当时想只要肯努力，或许也有成功的可能。果然今天的事实证明了。”讲话中李劼人感谢了共事的同志：“倘若没有汤主任伟康的努力设计制图，李大东利耀的努力机航修配，张工程师干廷的努力帮助，尤其张襄理挽澜，天天不辞劳苦的来民生厂督促工程，转输公司与厂方之意见，恐也不会有这样快的成功。至于大计，尤在公司。我除了庆贺公司民权轮成功之外，对于各位竭尽心力的人，敬致非常的感谢。至于个人，则无功可言。”
关于李劼人在民生公司还有一事，今天各种研究资料均无详载。据张挽澜的机厂《八年来之重要工作》，李劼人在1934年还主持改造民选轮，置于八年重要工作之次，文章说：“民选轮原系瑞典厂制造之二行程柴油引擎，缺陷甚多，公司决计交机厂改修。自二十三年四月泊厂开工，迄二十四年八月完成试航。结果由渝至叙，需时52点30分，需油8220磅。较之未修改前渝叙需行56小时，需油8960磅，实为公司增加莫大之便利。且以后之修理费，亦较前节省，一切皆达于预计之目的，实为机厂设计上之一成功。”李劼人虽于六月二十日离开，没有看到改造后之良好结果，但无可怀疑，绝大部分工作是他领导完成的。
《新世界》第73期载：“六月二十日，民生厂厂长李劼人长假”，“海事新闻：机厂李厂长劼人因病请给长假，公司特调曾任厂长之民主轮陶经理建中继任。陶厂长已于十九日会同张襄理挽澜，到厂办理一切接收事宜矣。”
李劼人的实业强国之梦，再遭重创。他初入民生，因为“感到四川机器工业太不发达，很想以民生机器修理厂为基础，以三年工夫充实扩充为一个制造工厂，首先能制造川江行驶的中型轮船，能一次修理两艘大型轮船，能制造小型抽水机和制配木炭汽车。”虽然民生厂折戟，李劼人并未失去实业救国之志，他旋又续办嘉乐纸厂。
通观李劼人的实业救国行为，从1924年留法归来，即有办纸厂之志，终在1926年初办成。1930年停办。旋于当年暑期开办“小雅”餐馆。1933年他受邀民生公司。1935年解职民生厂长后，即再办嘉乐纸厂。他踏踏实实、百折不挠与实业相伴大半生，应该是他除文学活动之外的人生主轴。
三、李劼人实业思想寻踪
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李劼人服务社会的实业思想，来自于时代进步大潮的影响，若要寻踪，还有他个人的经历和巴蜀文化环境、家庭因素方面。
（一）时代进步大潮的激励
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两段最为动人，一是春秋战国，社会激变，生成各种思想，出现诸子百家，这是需要巨人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二是百年近代，社会剧变，需要新知新制取代旧知旧制的时代，也出现了时代之巨人。除此，各朝就如一条平铺直叙的直线，虽然中间有汉唐这样的时代高峰，但也只是小的搏动而已。
李劼人这代知识分子是幸运的，比起晚清那些闭塞的知识分子，他接触到了两千多年来知识分子未能经历的时代进步，辛亥革命敲响了旧制的暮鼓，又催醒了社会变革的晨钟，无论人们怎么评价辛亥革命，它毕竟开始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序幕。
李劼人生于晚清，时当社会剧变之际，诸如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的图强，中日海战到戊戌变法维新失败，义和团爆发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孙中山组建同盟会，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死难，辛亥年武昌起义成功，袁世凯在北京称帝复辟，五四运动。诸种事件沉积于社会，也变革着社会。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实业等，是青年李劼人生活的近代社会潮流。这些社会变化震撼着李劼人，影响着他“实业救国”思想的形成。他的经历本就是一部近代史，他虽处成都，却也亲历和参与了保路事件、五四运动的洗礼。他加入同学王光祈和周太玄的“少年中国学会”，是因为对学会宗旨“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深表同意，植下了“发展社会事业”的实业思想。此间，他还接触了具有实业救国思想的卢作孚。所谓接触什么人，就会彼此影响。后来，他们几乎同时走上实业道路。李劼人的嘉乐纸厂成立于1926年春，参加者有卢作孚；而卢作孚民生公司成立于同年6月10日，先后不足半年。
（二）勤工俭学法国时，法国工业革命景象的见闻影响
资本主义在西方彻底胜利后，旋即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西方工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完成。法国19世纪中叶开始，曾经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位。
在法国，李劼人接受的是火车、电车的现代交通；认识了西方近现代城市行政管理系统，诸如警察局与公共事业管理局之类完善的市政机构；电话、电报的便捷，无线电扩张着生活能力，西方的世博会，人们的衣、食、住、行的巨变，新的生活习惯……皆出现于来自内陆成都的李劼人眼前。这对他实业思想的来源应有着深刻的影响。到法国次年，他就向《少年世界》介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罗益增、罗学瓒两人所写在法国格鲁普芒工厂做工的感受， 冠以《法国工厂写真》的标题。
在法国期间他虽然仍旧学习文学，但实际上他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拉密尔给我的好处，除此三者（疗养、可在公立中学补习法文、物价比巴黎低廉——李眉《年谱》注）之外，还有最重要的几点，那就是使我得有机会深入到法国的基层社会，看到法国工农阶级的真正面貌和品德；也懂得法国在强邻侵略之下，能够屡仆屡起的真正力量；也了解到在殖民地和在我们中国那些为非作歹的家伙，也是善良法国人所深恶痛绝的社会渣滓。”
在法国时期，李劼人填写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填“社会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填“公民教育、道路建筑”；在“事业着手之时日及地点”栏填“二十年、四川”（“二十年”指1931年——《年谱》注）；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栏填“劳工”。这使得他1924年归国后，即迫不及待筹办嘉乐纸厂的行为有着一以惯之的逻辑关联。回国后，即致信何鲁之：“关于四川的实业，我将来在社会上活动的初基。”提到拟集资创办纸厂，要何鲁之代找造纸专家王怀仲回国办厂。1925年9月4日，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的“事业”栏中，他再次明确地写道：“现在初入社会，尚无事业之可言。近正在成都方面集资组织造纸公司，拟作中国西南部文化运动之踏实基础。”
可见，回国后李劼人是把办造实业作为首要，安身立命，为社会服务之基础。虽未放弃文学创作、翻译，但他只是倾向热爱，他虽为教育，并没有看做当务之急，更多养家糊口之打算。但笔者认为，虽这样，并不影响他的正直、勇敢，更不影响他进步的思想。这从他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的调查表中可见，如，他在“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栏内填写：“概括言之，可以说是‘国家主义’，分析言之，是本于‘爱乡’的感情，推而及于‘国’凡有害于‘国’与‘乡’的恶势力，不论在内在外，一概极端反对到底。”在“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栏内填写：“仍认本会是社会的学术集合团体；仍认以本会的行为思想改善庸众的观感，使向于进步方向为主旨。绝端反对与现在之一切恶势力合作或假借之。”
（三）巴蜀文化环境和个人家庭负担的必需
巴蜀文化环境虽闭塞落后，但却养成了一种脚踏实地、修养生息的务实文化。笔者认为巴蜀由于地理条件不同，川西坝子的人更重视兴业，此一“业”，或为祖业，有“业”才能固本，才有成都人的悠闲生活；巴渝山区，地理不平，扩张了巴渝地区的人战胜自然的心理，养成人们更多的是凭劳动和体力吃饭，故更为勤劳苦干，码头文化是也。
成都是座消费型城市，但并不回避兴业，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小就从长辈那里接受了这样的教育，一个人要有一份产业，长大了要兴家业，要供家养口。这种“业”更多是田业的诠释。正因为有业，才使得成都这座内陆城市的人们，过着优哉游哉的天府般滋润的自足生活。虽无工业，但农耕文化环境下的实干，仍然使川西坝子的人们养成勤勉兴业的性格。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才能体会到中间的甘味，有业才能安居。李劼人处身其间，必然也认识到了这种兴家兴业之于人生的重要。如他在1935年转向长篇小说创作后，生活有了改善和节余，在1938年买下菱窠的行为，就是这种思想的实现。
他写到：“我在成都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自己的住处，这就是成都外东沙河堡菱角堰的茅草房‘菱窠’。这个房子是1939年春日本开始轰炸成都时赶修的所谓‘疏散房子’。开始时，几间茅草房比较简陋，但在我李家来说却是破天荒的一件事。因为自我八世祖入川定居以来，从未有过自己的房子，搬一次家，东西失散不少，特别是书籍。我有了房子后，可以不再担心我在数十年置备的几千本中国书籍（现在已达20000多册）和积存的报纸、杂志的散失了。沙河堡的房子面临菱角堰，为了信件投递方便，我在门楣上自题‘菱窠’二字，意指此菱角堰之窠巢也。”
李劼人青年时代，一家四代孤寡，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出售自制“硃砂保赤丸”，除受亲戚刘家资助的18担大米外，每月可以从积存在商号的500两银子（其中200两为祖母彭氏娘家后来赠予）提出5两6钱利息，以资家用。这样的家庭情形，与当时成都许多普通人家一样。三代单传的李劼人在这种环境下，知道艰难维系一家人生活的担子在于自己。他办实业、写小说、买地的背后，多有养家之考虑，是合乎那时的成都人养家做事习惯的。如民生公司失业后，生活拮据，他给朋友、上海中华书局编译所负责人舒新城写信，表示要写小说，得到舒新城的复信支持和鼓励，仅二十几天写完《死水微澜》，并连续又写了《暴风雨前》、《大波》。既能写想写的，又能以稿费补贴家用（按：《自传》云：“于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我坚决辞职回到成都，并立志以写作小说为专业。在这以后，我先写了《死水微澜》，得到版税三百多元，足够四个多月生活。接着，我又写了《暴风雨前》和《大波》。”），且写起来又不费劲。故几次婉拒川大刘大杰相邀任教，他说：“教书比写文章还苦。一个月写两万五千字是容易的。我不争名，不争利，我爱自由。我要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要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一上讲堂，就变成玩把戏的猴子了。”他理性地以小说为业，又能记录自己熟悉的历史，又能挣钱养家，这样的乐事，是成都性格的李劼人喜欢的。
他是个踏实做事做实业的人，国运多舛的年代他的理性在今天看来是多么正确，这与作家从小的清苦生活养成的精细计划有关，与成都生活的环境和成都人性格有关。他的实业人生有两个关键词：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填“劳工”；在晚年为书房向叶圣陶索字竟是“劳余”。
四、李劼人对辛亥革命的重视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祭。笔者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新生，堪比春秋战国的民族之变。其各方面的进步的意义自不必言。李劼人受到其影响，深知其意义。通观他的一生，他的进步、正直、勇敢、追求光明、实业救国，无不受益于这场运动。他对辛亥革命的认识理解，很多显示于他的创作中。如“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在我看来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折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来”。这“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折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即是他的辛亥革命情结。
又如“因为这些事在心里积蓄了很久，考虑不下十年，人物故事早就熟悉，提笔时只作些安排，所以能一气呵成”。他所说的“这些事在心里积蓄了很久，考虑不下十年”，则是久藏于心的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
再如1933年5月在诗人吴芳吉的追悼会上，他说诗人不“吟风弄月，抛撒点闲恨闲愁”，而是“救国救民”，“要想解除人民的烦恼，要想促进人类的幸福”。这是青少年时代参与的保路事件、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进步运动的思想遗泽。
为了“写一个长篇，反映辛亥革命斗争”，他多方搜集辛亥革命史料。据《李劼人年谱》载，1937年6月老同盟会员、四川大学校长张颐（真如）在成都沙河堡与李劼人比邻而居，李劼人曾从其处获取辛亥革命史料。1942年，在重庆拜望自己的中学老师杨沧白多次，获取辛亥革命史实，为重写《大波》积累资料。
辛亥革命对李劼人影响甚深。一个人在他记忆力最鲜明的青年时代，经历的事件会影响他终身。直到晚年，李劼人还是对那段年轻时记忆的“大波”运动，不能释怀，念念不忘。他在给巴金通信时说：“今天接到赐寄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六册，非常感谢得此，则此书便成完璧，将来于我参考时大为有利，感谢！感谢！”此信写于1962年1月4日。另外又有一信，抄录如下：
“执礼先生：示悉。本星期日殊不空，天时亦将变，菱窠泥路，遇雨难行。关于辛亥材料，早闻伍非百先生言，尊集不少，正欲访候借抄，以作印证，且俟得便进城，将先来骆公祠晤谈。敝处搜集材料不多，或亦可供清览。诸待面谈后决之。复候文安。李劼人四月十四日”
以上两信一则写给巴金的，时间是1962年，连续感谢两次，可见李劼人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史料的重视。另一则是写给戴执礼先生的，年份不详，书中也可见出劼人先生访求辛亥史料之急切，亦透露李劼人之收藏。虽是为《大波》写作做准备，但辛亥革命对他的人生确实有着结构的意义。两简均未收入《李劼人选集》，是近年发现的贵重的史料。
鲁迅很重视辛亥革命前后历史，曾说：“既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迹不可谓不多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李劼人深怀辛亥革命情感，以他伟大的创作，实现了鲁迅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