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是我生日，我给自己买了一本崭新的日记本和一叠方格稿纸作为礼物。
我以为，这份服务员工作我会干很久的，因为我毫不容易才找到它。没料到，半年不到，我却果敢地炒了老板的鱿鱼。首先是我实在无法忍耐老板要我把发臭的鸡头和发馊的面条卖给民工吃。有几次，我背着他扔掉了几根臭得不能闻的带鱼，他就暴跳如雷，骂我不会节约。他说用油炸一炸，还是可以卖给民工的。他还振振有辞地说：“那帮穷鬼，他们也只配吃这些发臭的带鱼鸡头，好的他们还吃不起呢！他们身体结实，不会生病的。”
那一刻，我好想往这个惟利是图的上海小男人脸上吐口吐沫，我到底忍住了。我需要工作，我也斗不过他。但是，这个不仅惟利是图而且色胆包天的家伙竟然发展到对我动手动脚的地步，我再也无法忍耐了。
我在这家饭店做到第五个月的时候，老板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先是红妹回江苏老家嫁人去了。于是老板又招了一个女服务员，我便被“晋升”为切菜配菜工，剩下的活归那个新来的女服务员做。老板私下里对我说，他觉得我干活十分尽心卖力，他要给我发奖金，我很高兴，自己的辛勤劳动得到老板的欣赏和承认，毕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没想到，这家伙却另有所谋。有天下午休息的时候，新来的服务员出去给家里寄信，老板娘回家洗衣服去了，饭店里只剩下我和老板。当我正在窄小的配菜间里整理菜的时候，老板挤了进来，手里捏着两张十块的票子，说是给我的奖金。我坦然地接过来，没料到，他却顺势把我往怀里拉。我大吃一惊，这才意识到奖金是个阴谋。我像条案板上的鱼一样奋力挣扎，将案板上的碗盆碰得咣咣作响，老板见动静大了，才气喘吁吁地住了手。我将钱扔在地上，咬牙切齿骂了句：“畜生！”这是我们家乡骂人最恶毒的话了。
老板讪讪地说：“这有什么？你太幼稚了，红妹不也要了奖金吗？”
我坚决地说：她要是她的，我不要。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打定主意，要离开这个饭店了。至于下一份工作，我相信我会找到的，并且会比现在的服务员工作更有发展前途。
（三十七）
【正如世界上没有一条现成的坦途，生活中也没有绝对的顺利。——当我第二天正式踏进月浦服装厂的大门，开始我的缝纫女工生涯时，我充分领悟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
月底，我义无返顾地炒了老板的鱿鱼。老板以加薪的诱惑挽留我，他以为二十块钱可以买动我卑微的尊严，他错了。
好在我决定辞工之前，已经在附近的村子里物色到一户农家废弃的厨房，主人家新盖了楼房，旧房子遗留了下来，以低廉的价格租给民工们住。我找过去的时候，只剩下那间拆掉灶台的厨房了，大约八平米，单独开门，房东以每月十五元的价格租给了我。并给了我一条竹床和一床破棉絮，这就是我到上海的第一个“家”。厨房离主屋有七八米的距离，隐身在一片小树林里，白天看起来很清静，晚上就觉得阴森可怕了。第一晚我没睡着，躺在床上才发现抬头可以看见外面的星光。
不知道那个小树林里隐藏着哪些喜欢夜间活动的小动物，它们一直在我的窗前门后弄出令人心头发毛的声响。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个无家可归的小动物，在别人熟睡的时候还睁眼想着明天的生活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样想着，鼻子就酸了起来……
大川得知我辞工之后，也焦急起来，再一次发动所有同事朋友帮我找工作。不久，他的领导行政科的陈科长说，月浦镇有家服装厂正在招工，他让我去找一位姓潘的女副厂长，面试一下。我对如此七弯八绕的关系不太抱有希望，也不太相信好运会如此轻易地降临到我的身边。但还是去了。
但令我惊喜的是，这次面试却无比顺利。那是1990年5月21日，一个扭转我命运的日子。我来到了月浦服装厂，我直接来到厂长办公室，找潘祥芬副厂长。潘厂长是个亲切温和的中年妇女，她问我的年龄、学历和会不会缝纫。我如实说了年龄，因为有身份证作证。但在说到我的学历时，我耍了个小小的花招，我说我读到高中一年级，因为没毕业，所以毕业证也没有。至于缝纫，我说我在家学过缝纫，会踩缝纫机。我说我还学过缝纫绣花。潘厂长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有种满意的表情。果然，她当场就说：“明天你就来上班吧，试用期一个月。”
那时候，正是这家服装厂蒸蒸日上的时候，四个车间布满工人。除了小组组长、车间主任、质检员、后勤部门和厂领导都是上海人之外，分布在流水线上的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妹。据说即将与日本合资，所以才继续扩招流水线女工。与我同批被录用的三十多名女工在接受一周的培训后，将会成立一个新车间。能在一家正规的服装厂上班，这是农村女孩子梦寐以求的。上班第一天，我就把这份工作当成了永恒的饭碗。那时很天真，以为只要抓住了一个工作机遇，就会一生无忧。
如今想来，如果没有月浦服装厂，我在上海的打工经历将是一片苍白。正如我若没有山上的砸石头经历，我的少年时光将没有任何意义一样。在服装厂的七年时光，是我的人生彻底脱胎换骨，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正如世界上没有一条现成的坦途，生活中也没有绝对的顺利一样——当我第二天正式踏进月浦服装厂的大门，开始我的缝纫女工生涯时，我充分领悟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