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脾气无疑是很古怪的，难以想象为什么众人最喜欢的事就莫过于扮猪吃虎了。
其中爽到抠脚的感觉也只能化为一句网络流行语：无形装逼，最为致命。
不否认我一直在自嘲，也一直在装逼，我好像从记事起就一直看不起老家湖城，看不起它可怜的苍白：看不起它没有地铁；没有滑雪场；没有星巴克。
实际上湖城又没有那么不济，它有自己的魅力，有自己的一群信众和土著。只不过我认识到湖城的美丽时，我的人生已经变得一团糟。
湖城又叫桃城，产那种又大又甜又脆的蜜桃，和老白干一样，都是居家旅行必备的土特产。但是湖城出名并不是因为这两样零嘴，而是白帝子修行居住的那个湖，据说今年被国家批准为三星旅游区，各乡大爷大妈在看孙子之余，正在大刀阔斧地修建公共厕所和张贴英日韩标志牌呢。
我们高喊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和“全心全意谋发展”，不肯停歇、狼狈突兀地迈进了二十一世纪，家长们手头里还没捂热几个钱，就一股脑扔进了教育事业。
于是乎，湖城的每所中学都有那么一群默默努力的孩子们，他们时时提醒着自己：爸妈含辛茹苦，哥哥为了我辍学打工，家里人都是等我回家才吃一顿排骨。
湖城一中就在这么一群毕业生的奋斗中，闯入了全国高中的视野。
自古就有“学而优则仕”之说，这都几千年了，我们这群古老的东方土著还是不能免俗。但凡是布衣子孙都抱着一个模糊难言的信仰：就算天塌下来的那一刻，我也要华丽地倒在教室，或者学校厕所里。
“庭院有佳梅，香自溢，难遮掩，蝶蜂自来。”那些家长也无非秉承着“货比货得扔”的优良原则，四面八方地拉着孩子到湖城求学，我记得我那一届有两个云南的家长拉着孩子和比孩子都高的行李，操着不普通的普通话：“我们从部落赶来，你们收不收我们？不收，我们立马回去收稻子。”
燕赵一时间高中生源都流入了湖城，气得各个校长牙痒痒，做梦也在嘟囔着湖城的坏话。
就这么着晃晃荡荡过了四年，一群专家跳了出来，高喊着：“减负，给中小学生减负！我们要搞素质教育。”作为燕赵的超级中学，湖城怎么也要打起头阵。
教育局长和校长们一商量，便开始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改革之路。首先用了三个月，全市学校成功划归为三大所学校，城南学术中学、城北外语中学和城郊技术学院。校长高层、老师等各种人员资源和教育资源按着适当的比例地分配起来。
而此时此刻，我正坐在城南学术的高二教室里面呼呼大睡，老师只是视而不见。这也是没有办法，我能光明正大地拿第一，老师也不能不迁就。
我也渐渐明白学习好只不过是赤霄命的优惠而已，我要是真的全力读书，凭着赤霄命我估计都能混个诺贝尔。
可惜我只能是修道的麻衣弟子，我的未来注定是面对一些未知的东西。宿命如此，那我也懒得放太多精力在学习上。
韦唯和我同桌，在城南中学我们的关系早就不是秘密。其实韦唯脑子也不算太笨，只不过是经常脱线，有点孩子气的呆萌，转头见我又在睡觉就施展了苦练多年的“镇夫掌”。
我吃不了痛，起身习惯性的玩着鬓角的头发，另一只手转着笔，又开始昏昏欲睡。
我、韦唯和刘成在一个班，刘成五大三粗，很是魁梧。见过他们家人，你才明白什么是家里的宝贝。
他有两个姐姐，在那个年代，计划生育还是抓得很紧的，生个孩子比犯罪抢劫还严重。刘成爸最看不惯的一句话就是“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刘成爸思想是最纯正的农村思想：贫沃是地，好赖是儿。
生完二妮后果断送到了姥姥家，到生刘成的时候，工作人员叫他交二百元超生费。那时候二百元怎么也算现在两千多块钱，刘成爸二话不说，半宿十一点“匡匡“凿门借钱。
直到刘成落生，刘成爸喝了三两老白干，哈哈大笑：“可算是有个给我上坟的了。”
要真说起发小关系，其实我和刘CD算是刘青天的发小，后来再互相认识的。
刘青天长相清秀，长大后除了有喉结外，简直就是一个萝莉，可惜那时候人们还没有觉醒搞基的意识，否则我觉得他铁定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结巴嘴，小个子，每天按时喝一杯牛奶，据说是有一个“姚明的梦想”。
刘青天常常跟我们面前自卖自夸：“我们家的吃饭习俗那跟小学生夏季扶老奶奶过马路，寒假去敬老院给老爷爷搓澡一样的古老经典。”他们家寒来暑往就是红军式三大样，一碟咸菜，一小碗粥，以及一大箩馒头。
不仅如此，他家吃饭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顺序：先象征性的吃菜，之后只是一个劲地吃馒头，最后觉得吃饱了，把面前的那碗粥顺了下去，所以去他们家永远看见他爸妈在蒸馒头，揉面做馒头，以及去小卖部买馒头。
这节是数学课，老师孟姐据说去订婚了，所以给我们上课的是个临时代课的女数学老师，整体气质就跟圆锥曲线一样，看了一眼就不想看第二眼。
我和韦唯的小动作，她总是毫不遮掩地指出来，就差添一个坐标让他们做向量了。
还没等到我发火，钱叔敲响了教室门，一脸凝重：“老师打扰一下，请问，赫焱和韦唯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