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务员培训法规体系逐步完善。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6年人事部制定下发了《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规定》，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培训制度的建立。各地各部门根据自身实际制定下发了相应的实施办法和有关配套制度，公务员培训工作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
（2）公务员培训类别体系逐步确立。形成了以初任培训、任职培训、更新知识培训和专门业务培训为主要形式，以出国（境）培训、对口培训、学历教育等为有益补充的公务员培训门类体系。
（3）公务员培训的基础建设逐步完备。以行政学院和各类公务员（干部）培训中心为主体的施教机构网络初步形成。迄今已在全国副省级城市建立地方行政学院46所，地（市）以下分校100多所，各级公务员培训中心上千所。此外，高等院校也越来越多地承担了一些公务员培训任务。
（4）公务员培训服务政府中心工作的作用不断增强。为提高政府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挑战的能力，在全国公务员中开展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知识培训；为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提高政府依法行政能力，与中宣部、司法部联合在全国公务员中开展了学法用法活动和依法行政培训；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在全国公务员中启动开展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培训；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西部大开发战略，提高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组织实施了东西部公务员对口培训，三年培训了3000余名西部地区骨干公务员；为提高政府专业化行政管理水平，会同有关部门大力积极推进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从2001年到2003年，已有8000名公务员参加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的学习。
（5）公务员培训质量不断提高。在工作中，各地、各部门大胆创新，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培训内容和方法，做到因人施教、加强管理、改进方法、及时评估，确保培训的质量和效果。通过卓有成效的培训，公务员队伍的素质能力明显增强，工作作风有了明显转变。从学历上看，大专以上人员占总数的比例由1993年的32．1％，上升到2002年底的69．2％，提高了37个百分点。
从知识结构上看，公务员在岗位专门业务知识、现代科技知识、现代行政管理知识、依法行政知识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知识、市场经济知识、外语、计算机知识等方面都得到有效补充。
2．我国公务员培训工作的基本经验。
（1）必须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工作的前提。我国的公务员培训工作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大局服务。
（2）必须把加强制度建设作为工作的基础。要根据发展变化的培训实践，对培训改革的成功经验及时总结规范，完善培训法规体系，逐步形成相互配套的培训法规体系，使培训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保证培训工作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3）必须把争取领导重视和有关部门积极配合作为工作的关键。公务员培训工作既需要公务员培训主管部门的努力，更需要各级领导的重视支持和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以营造良好的培训环境。
（4）必须把提高培训质量作为培训工作的目标。做好需求分析，科学设计培训内容，保证传授给公务员的知识信息是精品。加强对培训施教机构的指导，提高其办学水平。树立培训品牌意识，努力形成一批精品班次，以典型示范推进公务员培训工作的开展。
（5）必须把改革创新作为培训事业发展的动力。突破传统培训观念，树立现代培训理念，在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方法和培训机制等方面勇于创新，使培训工作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3．我国公务员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不少公务员出现程度不同的“竞争恐慌”、“知识恐慌”和“本领恐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公务员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任务更加艰巨，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大培训工作力度，大幅度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使广大公务员能够胜任职责，建功立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公务员培训工作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如培训规模不能满足工作要求，培训质量有待提高，培训资源需要进一步整合，激励约束机制刚性不足，调训难，经费渠道不畅等。针对这些问题，国家人事部门已着手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决。
（1）培训基地建设将趋规范。实践证明公务员培训规模偏小、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培训资源部门所有、地区分割。因此，按照政府宏观调控与引入市场竞争相结合的原则，优化培训资源配置迫在眉睫。
一些地区的经验显示，开展公务员培训，培训基地必不可少。而目前的不利形势是，各种培训基地名目繁多，资源重置严重。为有效整合这些基地资源，国家人事部拟筛选出一批信誉好、质量高的培训机构作为公务员培训的基地，同时鼓励高等院校创办公务员培训基地。据了解，国家人事部还将在全国确定10个左右国家级公务员培训示范基地。对政府部门委托施教机构承办的每期公务员培训班，有关部门都要进行质量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评价培训施教机构的重要依据。
（2）培训质量高低，师资是关键。为不断提升任课师资的水准，人事部门已开始着手建立公务员培训教师到机关挂职锻炼制度，即从高校、党政机关和企业等单位聘请兼职教师，建设一支专兼结合、以兼为主的培训师资队伍。目前，全国公务员培训师资库正在筹建之中，各省级人事部门也将建立本地区的师资库，以实现师资共享。
（3）培训与使用相结合。针对“学与不学一个样、学好学坏一个样”，为使培训避免走形式、搞“花架子”，切实发挥功效，国家人事部将采取有效措施，建立以能力和工作业绩为导向的用人机制，引导公务员注重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激发公务员自觉学习、积极参训的内在动力，做到自觉求学、竞争参训。逐步做到“不经培训不上岗，不经培训不任职，不经培训不提拔”。这就意味着，今后新录用公务员不参加初任培训或培训成绩不合格的，不能任职定级。与此对应，任职培训与任职试用期也将有机结合，凡在任职前没有达到培训要求的，必须在试用期内接受任职培训，否则不予正式任职。
（4）在培训管理上，人事部门也将从严要求。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公务员培训登记制度已经实行---加强培训证书管理，建立学习档案制度---把公务员参加培训的情况记入本人档案，作为公务员考核和使用的重要依据。国家人事部有关负责人特别指出，对按规定应接受培训而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培训或培训成绩不合格的公务员，年度考核不能评为优秀。
本章重点
1．培训的特点和意义。
2．培训的类型。
3．我国公职人员培训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
培训、任职培训、培训机构
思考题
1．培训的特点是什么？
2．公职人员培训的类型有哪些？
3．我国公职人员培训工作中存在哪些问题？
案例研究
我国官员培训产生变革各地选拔高素质人才留洋2001年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举办海外培训班的构想。事实上，这个庞大的培训计划，是由中组部干部教育局直接推动的。
2003年1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三方共同敲定培训计划。这项计划被外界称为是针对中国官员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三方将在以后的5年内，共同持续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MPA），每年一期，每期为中国政府培训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员。这意味着5年时间里，将有300名中国官员接受哈佛大学国际化的MPA培训。
首批奔赴哈佛的49名学员，产生自中组部在2003年伊始的由全国百余名省部级、厅级干部参加的录取考试，而参加考试的人选又是由各地方组织部门推荐的。最终名单，由三方各派2名代表组成6人评选委员会确定。挑选标准非常严格，中选者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英语水平；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工作经验；年龄在45岁以下；地市级或司局级以上国家干部，如果是副部级干部，年龄则可适当放宽。这些人中也有侧重的对象---中青年干部为主，地方干部为主。在首批确定的60人培训名单中，中央官员只有10个名额。
事实上，中国官员海外受训的热潮，并非肇始于哈佛培训计划。仅就北京市政府而言，官员境外培训于1999年就正式开始，到现在已经有超过400名的北京市处级以上官员接受了海外培训，其中包括局级官员100多名，处级官员300多名。北京市的目标是：从1999年起的5年时间里，在40％的区县级领导干部中，至少有一名具备接受过国外较长时间培训的背景。
为此，北京市政府与十几所国外院校达成合作协议，包括马里兰大学、罗斯福大学、伊力诺斯大学等美国的五六所大学，以及加拿大的约克大学、蒙特利尔大都会学院，英国的米德尔赛克斯大学，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等等。官员们往往根据自己管理的领域选择专业和培训地点。进入2002年10月，北京市处级以上官员都将接受一项英语测试，这已是每年10月的“京城必演节目”，它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境外培训储备后备力量。
尽管如此，与上海市政府相比而言，北京的步伐晚了至少10年。上海市政府最近的一项举措是在去年制定并实施的一项培训计划，用3年时间为政府部门等50家机构培养100名高级专业人才。他们将把人员送往西方发达国家，学期半年，内容以专业调研和案例实习为主，从文化、价值观念、不同的法律体系等角度，让中国受训人才全面了解国际规则。
和北京几乎同时启动官员培训计划的还有广东、广西等地。从1999年开始的5年中，广东有300名干部赴美国和加拿大的高校学习；广西则从2001年起，每年也派出55名机关干部到发达国家接受15个月的培训。
而经济并不那么发达、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省，近3年也从报名的381位县处级以上官员中选派了57名优秀年轻干部，分期分批到美国马里兰大学接受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知识的专门培训。这些有了更宽视野、更新观念的干部陆续归来后，大都被委以重任。中国官员在美国的培训重点将是学习公共管理的最新理论和工作方法，课程的设计将充分利用哈佛的教学资源，广泛介绍国际经验和案例分析，学习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管理技能等，案例教学占有很大比重。此外，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管理的第三种力量，也将在教学中涉及。
这个越洋培训计划的费用相当高。在哈佛进行2周的短期培训，每人就需大约7500美元。据悉，在中国学习的费用由设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支付（150万元人民币），在哈佛的学习费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100万美元）。
对于这股从中央到地方涌现的政府官员海外培训热潮，事实上是中国政府新时期人才发展战略的重要补充，也是中国正面临双重的艰难转型，政府必须由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转轨到市场经济状态下的服务型政府，同时还要应对经济全球化对政府职能的挑战。
中国的政府官员向来讲究“五湖四海”，来自各行各业，几乎没有经过专业技能教育，而更多的依靠传统经验，尤其是行政权威进行管理。一般官员技能的培训主要有两种：各级政府举办的培训班，多由党组织进行，但并不系统化，政治学习重于专业教育；此外就是大学进行的管理培训项目，主要是基于计划经济的技能培训。党政干部培养基本上立足国内，派遣留学生、交换访问学者和邀请外国专家往往只集中于经济和科技领域。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政府对于熟悉当今国际通用规则、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高级管理人才的渴求。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了。
二十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一批留苏的中国官员对中国经济模型的构建作用极大，但现在的政府官员要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公共事务管理，首选是去西方。因为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理念，决策需要有一个严格的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从政策问题提出，到论证、决策，再到让谁去执行，非常规范。虽然由于政治体制的限制，任何国家的政府官员只能本国制造，但是不应该排斥从国外学习先进的公共管理技术。这是国家的一种战略举措，它将给未来中国的政府管理和经济发展模式带来深刻影响。
（资料来源：《商务周刊》，2003年5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