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层次的各项具体制度所要解决的是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经济效率问题涉及成本和收益两大方面。从制度角度来研究的成本问题，主要是如何降低交易费用，使各经济主体在市场活动中付出的成本尽可能减少，以及用怎样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效率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收益，研究收益问题要解决的是用怎样的制度安排才能使经济主体具有充分的动力，去追求收益的不断增长，实现长期收益的最大化。这实际上也就是要从制度上解决好经济活动中权、责、利的结合问题。
在微观层次的制度中，产权制度是一个核心内容。因此，有学者在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之间直接划等号⑧。但是，微观层次的制度还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产权制度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在微观层次的制度中，影响经济效率的除了产权制度以外，还有其他的各种制度，竞争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等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微观经济活动的效率。
研究微观层次的制度主要涉及的内容有：一是产权制度，即如何理顺和界定产权关系，做到产权清晰，使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具有较强的财产激励和硬的财产约束；二是分配制度，即对经济活动中的不同主体如何建立起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使他们能够始终具有强大的动力和充分的活力；三是管理制度，即如何处理好经济活动中不同经济主体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权利与义务的确定和正确履行，如何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制度防止出现“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如何建立科学的决策制度和运行制度使经济活动始终能够高效率地运转；四是竞争制度，即如何确立经济活动中的优胜劣汰制度，如何规范竞争秩序，使整个经济活动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微观层次的制度作为对个体行为的一种规范，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不同的经济体制中都表现出具有更大的共性和通适性。
以上是我对制度的内涵以及与经济效率关系的基本认识，这一认识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
六、研究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是实践发展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这一研究对象决定了对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点。与西方经济学相比，侧重对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点。因此，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包含着丰富的制度经济理论。但是，对于这一点，在经济理论界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没有系统的制度经济理论，只有在西方经济学中才有系统的制度经济理论。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形成的框架和体系，影响到从制度经济的角度去发掘包含在其中的丰富内容。以《资本论》框架为依据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体系，是以资本的运动为主线的，揭示的是资本关系和资本运动的规律。由于这一体系所具有的高度科学性和严密的逻辑，使得人们要突破这一体系，跳出这一框架来建立新的研究体系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应该看到这样的事实：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并没有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当然也就更没有形成一个体系。这样，当经济理论研究把制度经济理论提到重要地位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西方经济学中的较系统的制度经济理论，而没有看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经济理论。这说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没有跟上实践发展的要求，显得有些滞后了。
第二，西方制度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广泛流传，使经济理论界形成了对这一理论研究的热点，并以一种先入的理论在人们的理论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制度经济学迅速崛起，在西方经济学流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科斯、诺斯等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它们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理论为主要内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新制度经济学以其不同于传统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以及丰富的理论内容，对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现象，从制度的角度作出了独特的分析和理论阐述，使人们看了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大其影响的重要原因。我国经济理论界全面接触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和体制转轨、制度创新的实践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形成了巨大的需求。这在客观上形成了我国经济理论界在一段时间里把西方制度经济理论作为研究重点的格局。应该看到，对西方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拓宽了我们的思路，得到了许多的启发。这对于我国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在一段时间里，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就制度经济理论来说，占主流地位的是西方制度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并没有被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热点。这种状况是不合理的，应该加以改变。必须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这是因为：
首先，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基本原则。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在我国的经济改革中，我们必须要学习、研究、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内容，但不能把它们作为理论指导。因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尽管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内容和成分，也有可取的分析方法，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最终所要论证和说明的是：私有产权制度是具有最高效率的，因而是最好的经济制度，而财产公有制度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结论是不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则的。所以，我们不能把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作为我们改革的指导理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发展，要求我们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并以这一理论为指导，使我们的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断发展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保持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现实条件，特别是我国20多年来体制转轨和制度创新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了良好的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进行充分、深入的研究，在坚持其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的发展，使其内容不断地充实和丰富。建立和形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这既是我国经济改革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身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把我国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对包括制度经济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进行丰富和发展，以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
综上分析，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的基本认识。
第一，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
这种状况既不能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自身发展的要求。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以弥补当前在这方面理论研究中的不足。
第二，对西方制度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把它们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理论。要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进行比较分析。这在客观上也要求我们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
第三，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实践，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作为指导。如何在坚持财产公有制度为主体的条件下，切实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这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创新，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探索财产公有制度的各种有效实现形式，需要对各种具体的运行制度和管理制度进行创新。所有这些，都要求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使这一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以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总之，重构当代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迫切要求，是着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①参见何玉长：《国有公司产权结构与治理结构》，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②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③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1-63页。
④林岗、张宇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第11页。
⑥吴宣恭等：《产权理论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页。
⑦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⑧参见哈罗德·德姆塞茨：《产权理论》，载《美国经济评论》1967年5月号。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德姆塞茨在给产权所下的定义中指出，产权是一种社会契约，它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形成一个人在同他人的交易中能理性地把握的那些预期。这些预期在法律、习俗和社会惯例中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