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方式是，在死后把钱留给公共事业，这也是一种处理财富的方式，只要财富的拥有者乐意等到他死后，而不是在世时就分配他的财富。但许多遗产遗赠的结果不尽人意，捐赠者的意愿都没有得到实现。在很多案例中，立遗嘱的人指定的捐赠对象都没有得到捐赠，还有一些案例是他们真正的意愿受到了阻挠。许多案例中的捐赠，最后只是成为了证明捐赠者愚蠢的纪念。我们必须记住这点：只有具备一定的经验和能力，才能合理地分配财富，真正做到对社会有益。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对于那些做了等于没做，或者只是在死后才留下财富的人，社会并不会对他们表示感谢。人们认为，这些人以这种方式留下巨额财产，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把钱带进棺材，否则，他们就不会留下这些财产。他们无法得到人们的感激和纪念，因为他们的遗赠并不是恩惠，看来也得不到人们的祝福。
国家对死后的遗产征收越来越多的税，表明公众的观念正在发生有益的变化。宾夕法尼亚州听从民意，对该州公民死后的财产征收十分之一的遗产税。不久前，英国议会提交预算，计划提高遗产税，更重要的是，这项新的税收政策将采取分级制。在所有形式的税收中，这一项看来是最明智的。那些一生都在积累巨额财富的人们应该意识到，社会应该有权适当享用他们的财富，这些财富正是取之于社会，因此也该用之于社会的公共事业。宾夕法尼亚州对富人死后遗留的财产征收重税，表明了该州对于自私的百万富翁们毫无价值的生活方式的谴责。
国家也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这是民心所向。事实上，要限制富人的财富，决定他死后的遗产应该有多少份额被用于公共事业，是一件困难的事。因此，我们应该制定分等级的遗产税制度，留给继承人适当的财产，之后剩余的财富数量越多，税收就越高，直到这些百万富翁囤积的财富，像（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说的那样，至少“其余的半数没入公库”。
这项政策能有效地鼓励富人，在有生之年好好地经营自己的财富，这正是社会一直以来的目的所在，而最终的受益者则是人民。我们无须担心这项政策会动摇商业的根基，打击人类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因为很多人的目标就是留下巨额财产，在死后还能成为他人的话题，对他们而言，这项政策可以使他们吸引更多人的注意。而且，从他们的巨额财产中上交一部分给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更加高贵的目标。
最后还有一种支配巨额财产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真正解决暂时的财富分配不公正的问题，调和富人与穷人的关系——形成一个和谐、理想的时代。
这个时代只是要求在现有条件下进一步演化，而不是完全颠覆我们的文明社会。这样的时代会建立在当今强烈的个人主义基础上，人类预计会根据需要来实践这种新的方式。在这种方式的影响下，我们将拥有一个理想化的国家，少数人拥有的多余的财富会确实成为许多人的财富。因为在有效的管理下，比起给每人分发一小笔钱财，这笔钱经过少数人的经营，可以在人类进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即使是最穷的人们也能看清这点。他们同意下列观点：从富人手中聚集起来的财富应该用于公共事业，这样所有人民才能从中得益，这比每年发一小笔钱给所有人更具价值。
举个例子，让我们思考一下，如果纽约人没有投资成立库珀学院，为了大众的利益，库珀先生一生都把钱以工资形式平分给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能够得出一些猜测，从财富积累法则中找到人类进步的可能性。如果这笔钱被用来分发给群众的话，也许会被他们挥霍浪费掉，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无法为人类发展作出任何贡献。这样的结果，根本不能与库珀学院培养出的一代代人才相提并论。那些拥护暴力或彻底改革的人们必须好好考虑这一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蒂尔登先生捐赠了500万美元，在纽约建立了免费的公共图书馆，但是也许有人忍不住会说，如果蒂尔登先生晚年能致力于管理他的巨额财富，那么就不会发生任何法律或者其他问题，拖延或干扰他达成自己的目标。但是无论如何，蒂尔登先生最终用自己的财富，为这个城市建立了一座宝贵的公共图书馆，这个包含了世界各地书籍的宝库，将永远免费对世人开放。想想这对于曼哈顿岛周围的居民能有多少好处吧，这样永久的好处难道比不上把几百万分发给群众吗？
贫穷和受到制约，可能成为我们人生的机遇，我们的眼界被限制，我们自认为完美的工作大部分都不完美，不过富人们都该感激这难得的福分。他们有能力投身于公益事业，带给群众持续的好处，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因此更加有意义。
如今，最崇高的生活方式可能不再是效仿托尔斯泰伯爵笔下的基督，而是要顺应已经变化的环境，采取合适的方法来弘扬这种精神。我们依然为了社会而辛勤劳动，因为这正是他一生的精神和教诲，但是我们要以另一种方式劳动。
拥有大笔财富的人应该尽到以下职责：树立戒奢以俭的榜样，为那些依赖自己生活的人提供合理、适当的资助；把所有剩余的资金当做是信托基金，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管理者，严格管理基金，靠自己的判断，决定如何使用这笔资金才能为社会带来最大的利益。这样富人们成为了为穷人们管理基金的代理商和受托人，他们通过自己的智慧、经验和能力来管理资金，造福社会。
在此，我们遇到了一个困难，要留给家人多少钱才合适？怎样算是节俭的生活？怎样算是奢侈的生活？不同情况肯定有不同的标准。要说出明确的数额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无法定义什么是好举止，好品位或者好礼仪。但无论如何，这都是确实存在的，即使无法定义，我们还是可以很好地感知到，从公众的反应中，我们可以很好地把握尺度。在分配财富问题上也是如此，男士或女士在服装品位的规则适用于此。如果一个人的衣着太惹眼，那么就有违社会大众的观念。如果某个家庭，以炫耀和奢侈而闻名，在装修、家具、马车等方面铺张浪费是他们家庭最大的特色的话，我们不难推断出他们的本质和文化程度。同样，从富人们如何处理多余的财富，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有些人十分慷慨，大方地把钱财用于公共事业，有些人则不断积累和囤积财富，保留到最后一天。对此，公众会给出最好、最明智的评价。社会一定会对此作出评论，而这些评论往往不会出错。
我已经在前文提过处理多余财富的最好选择。那些应该要小心管理自己财富的人们，一定要作出明智的决定，因为阻碍人类进步的一个很严重的障碍，就是盲目的慈善行为。与其把钱用来鼓励懒汉、醉鬼和毫无价值的人，还不如把几百万扔进大海，这对人类的发展贡献更大。在如今的慈善事业中，大概95%的资金支出时都十分草率。这些资金本可以用来消除或缓解罪恶，结果却反而助长了罪恶。一位写过很多哲学书籍的着名作家承认，曾有一天，在他去他朋友家的路上，一个乞丐走过来要钱，他就给了25美分。他完全不了解这个乞丐的习性，也不知道他会怎么使用这笔钱，尽管他完全有理由怀疑这笔钱会被滥用。这个人自称是赫伯特·斯宾塞的弟子，但是那天晚上给他的25美分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这些伤害也许会超过这个轻率的资助者曾在真正的慈善事业中投入的所有资金带来的益处。这个作家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感受，摆脱烦恼，而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自私最糟糕的行为之一，因为他在其他各方面的行为都值得尊重。
在做慈善时，首先要考虑帮助那些自强的人，为那些希望改善生活的人提供一部分资助，把钱交给真正用得到的人。另外，只能提供部分资助，尽量不要提供全部资助。没有哪个人或者哪个民族是完全依靠资助进步的。除了一些例外，那些值得接受资助的人很少真的需要资助。除非是因为事故或者重大变故，否则真正有能力的人很少需要资助。当然，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些暂时性的资助可以真正地帮助到一些人，而他们也不会忽视这样的帮助。
但是为个人提供资助时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谨慎地考虑数额。真正的改革者不但要仔细挑选值得资助的对象，更要当心不要资助不值得的对象，因为资助不合适的对象的结果多半弊大于利。
因此，富人们应该以彼得·库珀、巴尔的摩的伊诺克·普拉特、布鲁克林的普拉特先生、参议员斯坦福等人为榜样，最好的造福社会的方法就是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提供激发灵感的场所——像公园和娱乐休闲场所，可以帮助人们放松身心；艺术品可以为人们提供乐趣，提高公众的品位；还有各种各样的公共设施，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以这样的方式贡献自己多余的财富，能够保证大众以最好的方式得到最长久的益处。
这样，贫富问题就能解决了。积累法则和分配法则都是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会继续，但是百万富翁们会成为穷人们的受托人，为社会管理增长的财富，而且比起其他人，他们会管理得更好。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精英们已经进入了这样的境界：不难看出，经手大笔财富的人们往往会深思熟虑，郑重其事。对他们来说，除了年复一年地把钱花在公共慈善上之外，没有其他可信的模式。这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有些人离世后也不会有人觉得遗憾，他们依然是大公司的股东，他们还没有撤回自己的资本。在他们去世后，这些钱就留给了公共事业。有人死后留下了几百万可供支配的财产，结果却是“无人哀悼，无人尊敬，无人赞颂”，无论如何，他都无法把钱带进棺材。对于这些人，社会舆论给出的评价是：“这个人如此富裕，死得却如此耻辱。”
在我看来，这就是真正的涉及财富的福音，只要遵守，总有一天能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确保“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