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匹兹堡建一座新的工厂，不仅需要我们调动所有的资金，还需要信用贷款。
回想起来，我认为贷款尤其对年轻人是件好事。
我对这样的石油投资很感兴趣，往那里跑了好几次。1864年，我还去了俄亥俄州的一个油田，那里有一口很好的井，产出的是一种特别的油，很适合做润滑剂。我和科尔曼先生及戴维·里奇先生一起去了那里，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怪的旅程之一。我们在离匹兹堡几百英里处下了火车，穿过一片人烟稀少的地区，到达克河水域去察看这口奇怪的井。我们在离开之前买下了这口井。
冒险是在我们回程期间发生的。我们去那里时天气很好，一路畅通，但是在我们逗留期间，开始下雨。我们坐着自己的四轮马车回去，但是没过多久就遇到了麻烦。路变得松软泥泞，我们的马车艰难地前进着。那时又下着倾盆大雨，显然我们要在马车里过夜了。科尔曼先生横着躺在马车的一边，里奇先生躺在另一边，而我因为很瘦，体重不超过一百磅，就像夹心三明治一样睡在两位胖绅士之间。马车前进几英尺就会不时地剧烈颠簸几下，最终又陷入泥里。就这样，我们度过了这一晚。马车前方有一个座位，我们的头睡在下面。
尽管条件艰苦，但我们一晚上过得很快乐。
到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到达了一个小镇，我们看见镇上教堂亮着灯，能看清一些轮廓，还听到了钟声。我们刚到达一家小旅店，一位委员会成员出现了，说他一直在等我们，教堂会众已经集合完毕。看来，他们在等一个着名的牧师，而毫无疑问，他和我们一样延误了行程。他们把我误认为是缺席的牧师，问我需要多久才能准备好和他们一起去礼拜堂。我差点就准备和我的同伴一起开这个玩笑（我们觉得很有趣），但是我觉得自己太累了，就没有尝试。我从来没有离讲道坛这么近过。
我的投资项目开始占用我大量的精力，因此我决定离开铁路公司，全心全意地打理我自己的事业。在作出这个决定不久之前，我还有幸被汤姆森总裁叫到费城。他想要提拔我做总裁助理，去阿尔图纳的总部为路易斯先生工作。
我拒绝了，告诉他我已经决定放弃铁路公司的工作。我决心要赚大钱，而我认为在铁路公司无论薪水多高都无法达到这点，我又不愿意靠旁门左道达到目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希望得到心中的最高法庭的支持。
我在写给汤姆森总裁的离别信上也重复了这点，他在回信中表达了热情的祝贺。我在1865年3月28日辞职了，收到了铁路公司员工送我的一只金表。
这只表和汤姆森先生的回信，是我最珍贵的纪念品，我十分珍惜。
下面这封信是我写给部门里的同事的。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匹兹堡分部主任办公室匹兹堡1865年3月28日致匹兹堡分部的全体员工先生们：
在离别之际，我要为不能再与你们携手工作深表遗憾。
经过12年来的愉快交往，我以个人的名义，向那些和我一起忠诚地为公司服务的员工表示敬意。离别唯一让我感到痛苦的是，将来我无法像从前一样，与你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包括其他部门的很多人，他们在与我的商业交往中，已经成为我的私人好友。尽管我们之间将不再有公务上的往来，但我确信，匹兹堡分部将一如既往地重视员工的福利。我相信，多年来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作出贡献的人，将会分享到应有的成功。
衷心地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感谢你们用积极的工作来支持我，也请你们对我的继任者给与同样的支持。再见。
诚挚的（签名）安德鲁·卡内基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为他人打过工。一个人如果为他人工作，那只能拥有小范围的自主权。即使他成为一家大公司的总裁，也不可能做自己的主人，除非他控股该公司。最能干的总裁也会受到董事会和股东的制约，而他们可能对生意一窍不通。但我很高兴地说，我现在最好的那些朋友，是和我一起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工作的那些朋友。
1867年，菲普斯先生，J.W.范德沃特先生和我一起重游欧洲，去了英格兰、苏格兰及欧洲大陆。“范迪”成为我最亲密的伙伴。我们都被拜尔德·泰勒的《旅行手册》所煽动。那时候正是石油的繁荣期，股票就像火箭一样疯涨。一个星期天，我们躺在草地上，我对“范迪”说：“如果你能赚到三千美元，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欧洲旅游吗？”
“答案就和下面两个问题一样：鸭子会游泳吗？或是爱尔兰人会吃土豆吗？”他这样回答道。
范迪用自己存的几百美元投资石油股票，很快就赚到了这个数目。这就是我们旅行生涯的开始。我们邀请了合伙人哈里·菲普斯和我们一起旅行。他那时已经是个不错的资本家了。我们游览了大部分欧洲国家的首都，以年轻人的激情，背着背包爬上每一座山，在山顶上睡觉。我们的旅程的最后一站是维苏威火山，在那里，我们下定决心有一天要环游世界。
这次欧洲行的好处多多。在此之前，我对于绘画或是雕塑一无所知，但是不久，我就能区分一些知名画家的作品。一个人在当时可能无法体会到，他从那些杰作中获得了什么，但当他回到美国，会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排斥之前认为很美的事物，并以新的标准来衡量事物。那些真正的杰作给我留下的影响如此之深，那些虚伪或自负的作品对我不再具有吸引力。
我的欧洲行也给了我欣赏音乐盛宴的机会。当时伦敦的水晶宫正在举行庆祝亨德尔诞辰的活动。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刻地体会过音乐的力量和威严，而在此之后，我也再没有体会到这样的感受。我在水晶宫里听到的，我后来在欧洲大陆的教堂听到的，以及我在剧院听到的音乐，都提高了我的音乐鉴赏能力。在罗马，教皇的唱诗班和教堂在圣诞节及复活节举办的庆祝活动，将我对音乐的喜爱推向了高潮。
这次欧洲之行还对我的商业意识有所帮助。若要正确估计自己国家的发展速度，必须先跳出这个国家的圈子。我觉得像我们如此规模的制造企业，即使快速发展也还不能满足美国人民的需求。然而在国外，好像没有向前发展的迹象。如果我们排除少数几个欧洲国家的首都，这个大洲看上去一切都是静止的，而美国到处都呈现出这样一番景象，就像书中描述的建造巴别塔的景象——几百人跑前跑后，一个比一个积极，都在忙着建造这个高大的建筑物。
我必须感谢我的表哥“多德”（乔治·劳德先生），他为我们一项在美国属于首创的新技术作出了贡献。正是他把科尔曼先生带去英格兰的威根区，并且给他讲解如何从煤矿中清洗煤渣和炼焦的工艺。科尔曼先生不停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利用那些煤矿丢弃的残渣，那该多么伟大，而扔掉这些煤渣又是多么的浪费。表哥“多德”是个机械工程师，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是开尔文勋爵的学生。他证实了科尔曼先生的话。1871年12月，我筹集资金，沿着宾夕法尼亚铁路建了几个工厂。我和一些主要的煤炭公司签了十年合同，买下它们的煤渣，还和铁路公司签了十年的运输合同。之后劳德先生就来到匹兹堡，一直管理着整个运作，并开始建造美国第一台洗煤机。他成功了，他在采矿或机械操作方面从来没有失败过，没多久，他就收回了这些工厂的成本。难怪后来我的合伙人想要把焦炭厂吸纳进我们总公司，这样他们不仅得到了工厂，还得到了劳德。他已经名声大噪了。
炼焦炉越来越多，直到我们拥有了五百个，每天都能洗1500吨煤。我承认每当我经过这些炉子时，我都会想：如果使先前只长出一棵草的地方长出了两棵，就算得上有功于人类，那么，从那些多年来一直扔掉的废料中生产出优质焦炭的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庆祝。变废为宝是件好事，成为美国第一家洗煤厂也值得庆祝。
我在丹弗姆林的表兄莫里斯的儿子后来也成为了我的合伙人，对我来说，他同样是可贵的。一天，我在车间巡视，车间主管问我，是否知道我有个亲戚在那工作，他是个十分优秀的技工。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并说我在回去的路上可以和他谈谈。我们见面了，我问了他的名字。
“莫里斯，”他回答道，“罗伯特的儿子。”这个罗伯特也就是我的表哥鲍勃。
“那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我原以为在这里我们可以过得好一点，”他说。
“你和谁一起来的？”
“我的妻子。”他说。
“你为什么不先来找你的亲戚？也许他还能介绍你进来工作。”
“呃，我不觉得自己需要帮助，如果我能抓住机会的话。”
这就是真实的莫里斯，从小就被教导要靠自己，就像路西法一样独立。
不久我就听说他升职了，当上了迪凯纳的一家新厂的主管。从此，他的职位稳步上升。现在，他已经是一个风光的百万富翁，但还是保持着理智。我们全都为汤姆·莫里斯自豪。（昨天收到了他的一封短信，邀请我们夫妇在参加卡内基学院周年庆典时去他家做客。）我总是提议我们的钢铁集团应该扩张，应该开发与钢铁相关的新领域，在我看来，这些新领域还刚刚起步。所有对未来发展的担心，都随着美国在进口关税上的举措而烟消云散。我很清楚，内战促使了美国人民下定决心，要建造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所有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都不能依赖欧洲。之前，美国所需的各种钢材和大部分铁都只能依靠进口，英国是最主要的供应商。如今，国民希望能够自给自足，国会批准了对钢轨征收28%的进口关税——就相当于每吨28美元。当时钢轨的售价是每吨100美元，其他物品也按比例征收。
保护政策在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内战之前，这是一个党派争论的话题。南方支持自由贸易，认为征收进口税只对北方有利。阿拉巴马州宣布脱离联邦，其他一些武装民船妨碍美国正常的贸易，使英国政府对联盟国的支持达到了顶点。这引起了美国中央政府的敌意，尽管大多数英国民众是支持美利坚合众国的。
如今，关税已经不再是一个政党间的问题，已成为两党都同意的国策。
发展重要资源已成为爱国之举，国会的九十多个北方民主党议员，包括国会议长都同意这点。
资本毫不犹豫地进入了制造业，大家很自信，只要有需求，国家会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护这个行业。战后的几年，开始出现降低关税的呼声，我也赶上了这场争议。常常有人指责，说制造商贿赂议员是很普遍的事。据我所知，这说法完全没有依据，除了缴纳维持钢铁协会每年所需的几千美元之外，制造商们从来没有集过资。他们只不过为一次反对自由贸易的活动发起过自愿捐助。
在我热忱的支持下，钢制品的关税不断减少，跌了四分之一，从每吨钢轨28元的关税，跌到每吨7美元。（现在，也就是1911年的关税只有那时的一半，而且可能会再次调整。）克利夫兰总统为了通过一个更激进的关税政策，所做的种种努力十分有趣。在许多地方，降税太厉害，如果它获得通过的话，不止一家制造商将会受到影响。
我被召往华盛顿，试着修改及完善威尔逊议案。参议员高曼（参议院中的民主党领袖）、纽约州州长弗劳尔和许多出色的民主党人都和我一样，是坚定的适度贸易保护论者。其中一些人倾向于反对威尔逊议案，认为没必要这么大幅度降税，这样做必然会削弱一些国内的产业。参议员高曼对我说，他希望我尽可能不要去伤害任何国内企业，他的同事对我有信心，会接受我来指导钢铁的税率，如果共和党的参议员们一致同意通过大幅度降税的议案的话。我还记得他的原话：“我能反对总统并击败他，但我不能接受反对他、却被他打败的结果。”
弗劳尔州长也有同样的观点。让我们党同意我所提议的大幅度降税，这没有丝毫困难。威尔逊-高曼关税案获得了通过。后来参议员高曼会见了我，解释说他不得不同意给钢皮带让路，以确保一些南方参议员的利益。钢皮带应该免关税。所以，关税立法获得通过。
内战刚结束时，我在制造业的地位还不够高，没有资格参与制定关税。
我常常扮演这样的角色：我支持减少关税，反对极端主义——那些不合理的保护主义者认为关税越高越好，并声称反对降低任何关税。另外一些极端主义者则公然抨击所有的关税，提倡无限制的自由贸易。
到了今天，1907年，我们有能力废除在钢铁业的所有关税，而不会对国内企业造成任何损害。最初征收关税则是必要的。欧洲没有太多的剩余产品，即使国内的价格过快增长，也只能从欧洲进口一小部分产品，而这还会导致欧洲的价格增长，所以我们国内制造业不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自由贸易只有在需求过量的时候，才会妨碍国内钢铁价格的上涨，国内的制造商无需害怕自由贸易。（最近，1910年，在华盛顿关税委员会上，我也陈述了这个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