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明
祠堂
李姓是水乡渔村最大的家族，祠堂的建设规模也最为宏大。
小时候，祠堂是我们一大帮光屁股小孩们玩躲猫猫、官兵抓强盗等游戏最好的场所。祠堂厅房宽大、空旷，神龛底部、后堂和偏厦光线暗淡，最适合藏身、打伏击。但也因为弄破了祠堂的壁画，弹弓的弹子打损了飞檐脊背上的走兽和铃铛，常常遭到族长的责骂和家长的体罚。
广袤湖湘，上溯五代，都非本土。外地移民一地，都以同一姓氏聚居一处。首要的便是倾全族之财和全族之力把祠堂建好，竖好“天地君亲师”牌位，续好家谱，选好族长人选。有的祠堂一建就是几年，民谣云：建屋先建堂，宗规刻两旁，族长堂中坐，事事有主张。
祠堂建好了，族人的一生便与祠堂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不但每个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重大活动都要在祠堂里举行，而且祠堂还是族人们主持公道、惩戒犯罪、议事教化的重要场所，族长则是众人心目中不穿法袍的法官，不用拍惊堂木的县令。父亲该做什么，母亲该做什么，儿子该做什么，女儿该做什么……一切行为和道德问题均可以在祖宗家法那里找到答案。“做事要摸摸心口，要对得起良心，要对得起列祖列宗”，成了族人们行事做人的准则和口头语。
从我记事起，遇上村里的古树被砍、耕牛被盗，或父凶子恶、女人不守妇道等现象，当过族长的堂爷爷就会用拐杖把地板敲得梆梆响：“都反了，都反了！这些人要是在过去，都会被‘拍眼珠’、‘装猪笼’、‘烧油扇’，叫他们下辈子变牛变马，永下地狱，永不超生！”
在夏夜的禾堂上、冬日的火炉边，我们一群顽童总爱缠住堂爷爷，或给他摇几下蒲扇，或给他装几袋旱烟，听他讲村里各家祠堂过去行使宗规家法的故事。村里的王三偷了邻村的耕牛，结果被绑在祠堂前的古树上，用毛竹筒套住他的一只眼睛，然后用力一拍，咔吱一声，王三的一只眼珠就落在了竹筒里。抓到未婚先孕、乱伦好淫者，则施以“装猪笼”、“烧油扇”之私刑。
何家的二儿媳和一个走村串户弹棉花的汉子私奔，后被人抓回，结果双双被用棕绳捆绑，装进用竹子编制的猪笼中，投到了祠堂前的鱼塘里……老人兴致所至，还总爱讲起李姓家族以前的“辉煌”。过去的乡村也非常贫穷，上私塾请先生的费用较大，幸运的是家族里还是出过好多个秀才、举人，有一个还考上了探花，曾官至巡抚。当时这个人年少便有读书的天赋，无奈孤儿寡母家境贫寒，难以为继。族长就召集全族每户主事的男丁到祠堂开会，商定举全族之力资助读书郎，让其一心一意求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功名富贵。后来他功成名就后，思恩图报，又提携家族子弟，既而使整个家族书香传承，风光了好几代。
行走湖湘，许多村庄中宗族的祠堂破旧严重，被风雨剥蚀旧了用石头雕凿的楹联，尽管有的还被镶嵌在祠堂门楼边，有的却被铺垫在通往水塘边的桥墩上，供过往人们踩踏；有的则被砸断敲碎砌到了围墙上，其凸现的文字却依然清晰可辨：“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由此引发人们许多的追念和遐想，面对读书求取功名，一个家庭能力有限，整个家族倾力相助；一个人出息了，再来回报家族。如此这般，继而开创了一代又一代特有的湖湘文明。几年前，还是在李姓祠堂，还是当着任过族长的堂爷爷的面，两位远房堂兄却在祖宗的牌位前上演了一出兄弟分离、手足相残的闹剧。李文、李武两兄弟曾合伙做鱼饲养生意。生意不好时，两兄弟尚能同甘共苦，勒紧裤带打理生意。后来生意红火，兄弟俩却因经营理念不同产生分歧，日积月累，调解无效，终至反目成仇，任凭堂爷爷怎样规劝都无济于事。一日，两兄弟提着一只白公鸡，拿着一把菜刀，怒气冲冲来到破旧的祠堂，双双对着祖宗牌位的方向，揖手磕头禀告一番后，哥哥李文手起刀落，砍下了白公鸡的脑袋，以示他们两兄弟从此情断恩绝。
不久，哥哥就状告弟弟，不但让其散尽家财，还差点身陷囹圄。
从此，直到一年前堂爷爷去世，老人再也没有迈入日渐破旧的祠堂半步。
戏台
水乡村镇大都临水而建。在洞庭湖边淤积的河滩上用土筑堤，随意一围便是一个乡镇。至今家乡的乡镇有的仍然沿用过去的“围”字命名，如洞庭围乡、静河围乡、湖滨围镇等等。
水乡筑堤必须选择在湖水干涸的冬季，为抵御春夏汛期的洪水，大堤要像修长城一样筑得牢固，临水一面还须用水泥和石头做成护坡。为保险起见，与汛期的洪水作斗争，大堤上每隔四五公里处，以村为单位都筑有一个高出堤坝许多的“保险台”。一旦堤倒垸溃，乡亲们皆可攀上高台，保住身家性命。家乡的古戏台就建在高高的保险台上。戏台坐北朝南，高一米五左右，占地约两百平方米，四周用家乡特有的青砖、麻石垒砌；四根粗壮的樟树立柱支撑着尖顶雕龙、六角飞凤的屋架……近看像一个古代武士的头盔，远看则像一座小巧精致的庙堂。
过去，无论土地收成好坏，遇上端午、中秋、春节等重大节日，或村民们红白喜事（红喜事是指结婚、生子、寿庆等等，白喜事单指老人六十岁以后逝世）均要唱台古装戏以示庆贺。其间的区别只是在剧目安排和曲调上加以区分。湖湘一带上演的古装花鼓戏剧目繁多，曲调各异。编剧者把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按悲、喜，美、丑加以区分编排；在曲调上也根据剧情和听众需要，分以采茶调、悲叹调等等，让选唱者对号入座般筛选排演。
每次开演之前，古戏台四周的立柱上方都会燃起四盏红色的灯笼，名曰“点灯”；灯亮之后，乐班的锣鼓手还会使劲敲锣打鼓一阵，叫做“邀锣”。
这些都是向乡亲们传递和预告当晚有精彩演出的讯号。晚饭过后，闻讯的乡亲们便会匆匆放下碗筷，提凳搬椅，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像赴圩赶集般向戏台方向涌去。——在古朴闭塞的乡村里，看戏唱戏便成了乡亲们十分重大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是他们间接地接受人文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所。
住在村头胡子斑白的杨爹，自幼家境贫寒，没有上过一天私塾，却上知天文、下识地理，远晓历史、近通民情。一些历史人物和故事讲起来断断续续，唱起来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十分顺畅。解放战争时，杨爹送大儿子上前线，请戏班子唱的是《岳飞传》；抗美援朝送二儿子当兵，点唱的则是《杨家将》。后来，两个儿子在部队都立了功受了奖，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从我记事开始，乡村大地便席卷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之风。戏台头盔上的飞檐画栋被掀掉砍烂，粗大的立柱被锯倒放进炼钢炉内，烧成了一堆木炭……仅剩下那个一米多高用青砖铺就的土戏台，轮番上演着八个样板戏。
水乡一个名叫红光的村庄，曾以学唱革命样板戏远近闻名，其中《沙家浜》
唱得最好。过去乡村都未通电，村民们便把晚上方便用的夜壶洗净擦干，灌上农用柴油，用布条做灯芯，挂在戏台两旁照明；戏台没有幕布，村干部便把自家的床单贡献出来；好戏的村支书脚有些跛（农业学大寨修水库时被石头砸伤），既是组织者又是导演，所以戏台上总有他的身影；村长左手有些不方便，一只右手却能同时玩转锣和鼓两种乐器，摇头晃脑、如痴如醉间，无不让观众忍俊不禁……诸如此类，村民们便你一句我一句编排了一段顺口溜给予调侃和讥讽：“看戏到红光，夜夜《沙家浜》；床单当幕布，尿壶挂两旁；跛子跑满场，瘸子咚咚锵；干部说可以，群众尽骂娘。”如今的古戏台仅剩一堆砖渣和瓦砾，在离戏台不远处的杂草丛中却堆砌着一座孤坟，格外显眼。知情的村民告诉我，那是曾经爱戏如命的杨爹的坟墓。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杨爹还在古戏台的废墟边坚守着，他守住的其实是一个古老村庄的传说。
城隍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