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节前那个星期五，两个心事重重的年轻人开车从麻省理工到纽约，然后将一个小行李箱寄放在港口管理大厦一个带锁的寄存柜内。醉醺醺的流浪汉、贼眉鼠眼的皮条客，还有成群的妓女都挤在底层大厅里，二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从人群中穿过，以免招惹上谁。他们两个都是神童，二十岁年纪已经被聘为物理学助理教授，还是大学里某个前沿科研项目的课题组成员。那个小行李箱中放的是一枚他们自制的微型原子弹，用的材料以及关键的钚都是从实验室偷的。他们用了两年时间才从参加的那个研究项目中把所有的材料一点一点地偷出来，为此他们还伪造了各种实验和报告，以保证这种偷窃行为不被发现。
亚当·格莱斯和亨利·提波特两人从十二岁起就被誉为天才。父母在培养他们时给他们灌输了各种人类责任等概念。知识是他们唯一懂得使用的手段。一般人时常会犯一些诸如酗酒、赌博、色情、暴食和嗑药之类的毛病，他们对此全都不屑一顾。
唯一让他们无法自拔的就是清晰头脑所带来的强大力量。他们对社会充满了责任感，而且看透了世间的罪恶。他们知道制造原子武器是错误的，也知道人类的命运正岌岌可危，所以他们决定要尽自己所能，将人类从覆灭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两个大男生孩子气地讨论了一年，决定给政府点颜色看看。他们想让政府知道，随便什么人，只要发了狂，轻而易举就能对人类施以严惩。他们制造了一颗微型的原子弹，只有半千吨的爆炸力，所以能够安置到任何地方，并以此警告政府。他们觉得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独一无二，无比神圣。其实，有个政府资助的顶尖智库曾经在一份心理研究报告中精确预言了当今这种情况，称其为“原子时代下人类面临的潜在危险”。当然，两个天才对此一无所知。
亚当和亨利还在纽约的时候，就已经把警告信寄给了《纽约时报》，信中解释了他们的动机，并要求报社先刊登这封信，然后再向政府报告。编写这封警告信可是费了他们不少工夫，不仅是因为要字斟句酌，以避免任何带有恶意的字眼；更麻烦的是，每个字母和单词都是他们用剪子从旧报纸上剪下来，再拼凑黏贴在空白信纸上的。
原子弹要到下个周四才会爆炸，那时这封信应该已经到了政府部门的手中，而这枚炸弹肯定已经被找到了。他们的目的只是要给世界的当权者们一个警告而已。
受难日，罗马。特丽莎·凯瑟琳·肯尼迪，也就是当今美国总统的女儿，已经做好准备，要结束自我放逐的欧洲之旅，回到白宫和父亲一起住。
特勤局安保卫队已经对她的行程作了周密的安排，并按照她的要求，预订了复活节从罗马飞往纽约的航班。
特丽莎·肯尼迪二十三岁，一直在欧洲攻读哲学。她就读于巴黎索邦大学，然后进入罗马一所学校。在罗马，她刚刚和一名思想极端的意大利学生正式结束了一段恋情，这让两人都感到轻松。
她爱自己的父亲，但讨厌他是个总统，因为她不得不因此做个乖女儿，不能公开表达任何与父亲不同的观点。她曾经是社会主义的信徒，现在又极力提倡“所有男人皆兄弟，所有女人皆姊妹”的论调。她是个美国式的女权主义者，坚信经济独立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所以心安理得地使用自己的信托基金，因为这笔基金保证了她的自由。
她拒绝享受一切特权，几乎从来不去白宫看望父亲，这种做法有点怪异，不过也属人之常情。或许潜意识里，她一直觉得母亲去世都是父亲的错，因为当妻子病入膏肓的时候，他却忙着在政坛上打拼。后来她又想去欧洲流浪，但是法律规定她必须受到特勤局的保护，因为她是总统的直系亲属。她曾考虑签署协议放弃这项安保特权，但是父亲恳求她不要这么做。弗朗西斯·肯尼迪告诉她，如果她出点什么事，他肯定会受不了的。
她的安保卫队由二十人组成，一天三班倒，二十四小时保护她的安全。无论她是去饭店吃饭，还是跟男朋友一起看电影，他们都形影不离。他们在她住的同一栋楼上租了间公寓，街上还停着一辆指挥车。她从来没有机会一个人待着，而且每日都要把当天的行程安排报告给卫队长。
那些安保队员简直就是群双头怪物，一个头是仆人脸，另一个头是主人脸。他们安插了先进的电子设备，如果特丽莎带个男性朋友来公寓里过夜，他们就能清楚地听到两人在床上欢愉的呻吟声。而且他们很可怕——行动的时候，他们就像一群狼，无声地移动，警觉地侧着头，好像要捕捉风中的可疑气味，其实他们不过是竖起了耳朵，在收听耳机中传来的指令。
特丽莎已经拒绝了“贴身护卫”，就是每时每刻都在身边的那种保镖。她自己开车，不让卫队租住她隔壁的公寓，也不让他们在大街上紧跟在自己身边。她坚持只接受“周边保安”的形式，安保队员在她身边不远不近地跟着就行。她就像是一座大花园，保安卫队则是花园外围的一圈高墙，这样她还留有一定的个人生活空间。有些时候，这样的安排也会造成尴尬。有一天她逛商店，需要几枚硬币打个电话。她记得有个安保队员就跟在身边佯装逛街，所以她径直走到那个男的身边，说：“给我一枚25分硬币好吗？”那个人吓了一跳，疑惑不解地看着她，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认错了人，这个人并不是她的保镖。她忍不住大笑起来，赶紧道歉。那个人也忍俊不禁，递给她一枚硬币，开玩笑道：“愿意为肯尼迪家的人效劳。”
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特丽莎·肯尼迪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世上大多数的都是“好人”，她自己也是。她为了争取自由而参加游行，为支持正义而畅所欲言，反对不公。她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光明坦荡。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把自己的零用钱捐给了美国的印第安土著。
身为美国总统的女儿，当特丽莎站出来为支持堕胎而大声呼吁时，当她的名字醒目地出现在极端和左翼组织的名单上时，她总是感到很不自在，并因此饱受媒体的攻击和反对党的羞辱。
她很单纯，在爱情上更是坚信平等和坦率。她喜欢彼此毫无保留，讨厌一切欺骗伎俩。
在国外的这些年也发生过一些事情，足以让她吸取一些宝贵的教训。在巴黎，一群住在桥下的流浪汉差点就强奸了她，当时她正在城里闲逛，想要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在罗马，当她掏钱给两个乞丐时，钱包几乎被他们抢去。幸亏有机警的特勤保镖及时出手，这两次她都是有惊无险而已。不过，她对这些事没记性，仍然坚信“人性本善”，相信所有人灵魂深处都有一颗永远鲜活的善良种子，所有的人都能获得救赎。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她当然知道男权对女性的压迫，但是，男人在他们的世界中到底使用了多么残酷的力量，这一点她其实并不全懂。她完全想不到人们是怎样以最卑鄙、最残忍的方式相互背叛的。
保安卫队的队长已经颇有些年龄了，只能护卫美国政府中像特丽莎这个级别的人员。特丽莎的单纯令他既震惊又担忧，所以他很想教育教育她。他讲了几件骇人听闻的案子，都来自他多年的保安经历。保护特丽莎已经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所以他讲话比较直接，不像以往那么含蓄。
“你太年轻了，还不了解这个世界，”他说，“你这样的身份，一定得万分小心。你总是觉得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一定会对你好。”就在前一天，还刚刚出了事：有个男人作势要搭她的车，她同意了，结果那人一上车就理直气壮地开始动手动脚。保安队长立即下令行动，保安队员开的两辆车将特丽莎的车逼到路边停下，这时那个搭车者已经摸上了特丽莎的大腿。
“我来告诉你一个故事吧，”队长娓娓道来，“我曾经为政府公职人员中最聪明、最善良的一个人工作过，全是秘密行动。只有过一次，他的脑筋不够使了，上了一个坏家伙的当，任由那家伙处置。那个恶棍坏透了，本来是要干掉我老板的。结果那一次他不知道怎么想的，竟然放了我的老板，还说‘你欠我一条命，给我记清楚’。后来，我们用了半年时间追踪这个家伙，终于盯死了他。我的老板干脆利索地把他干掉了，根本没给他投降或者做双面间谍的机会。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自己跟我解释过。他说这个恶棍曾经有通天的权力，让这个人活着是非常危险的。他还说虽然那个恶棍曾经饶过他一命，但是他一点都不感激，因为他知道这种偶然的慈悲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罢了，而你绝不能指望下一次他还能这样心血来潮。”不过队长并没有告诉特丽莎他当年这位老板的名字——克里斯蒂安·克里。
弗朗西斯·埃克萨威尔·肯尼迪能够当上总统，可以说是美国政坛上的一个奇迹。当选之前，他刚刚只做过一届参议员，但就因为他是肯尼迪家的人，加上风度翩翩、才华出众，才神奇地坐上这个位子。
说起来，他算是一九六三年遇刺的那位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侄子”，但是相对于仍然活跃在美国政坛的肯尼迪家族其他成员来说，却似乎是个圈外人。实际上，在这个根深叶茂的大家族中，他是众多堂兄弟中唯一一个继承了两位著名的叔叔——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个人魅力的侄子。
弗朗西斯·肯尼迪曾经是法学界的天才少年，二十八岁就被聘为哈佛大学的教授。后来，他成立了自己的法律事务所，并积极而广泛地投入到政府和私人公司的自由改革运动中。他的事务所并未发大财，反正他家世显赫，也不在乎钱，但是他却因此而在国内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他到处奔走，为少数民族争取权益，为穷人争取福利。总之，他一直在为弱势群体说话。
肯尼迪在总统大选中将全国的民众都调动了起来。他曾公开表示，要为美国人民重写一份新的“社会契约”。到底是什么才能使文明延续？他问大家。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政府必须保证人民生活安定、经济富足；必须保证所有公民都有权利、有办法追寻个人梦想中的幸福生活。这样，也只有这样，人民才愿意遵守法律，令文明延续。肯尼迪还提出，美国社会中的主要问题都不应由国会、最高法院或者总统来决定，而是要由全民公决来解决，而这也正是神圣的社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还允诺要扫除犯罪，消灭贫困，因为贫困既是犯罪的根源，也是犯罪的形式。他允诺要通过各州财政拨款和社会保障系统来实现全民医保，这样才能让那些工人百姓安度晚年。
为了证明他实现这些理想的坚定信念，同时也消除人们对于他个人财富的疑虑，他在电视访谈上宣称，要把四千万美元的个人资产捐给美国财政部。这次捐赠的法律程序变成了公开的仪式，在全国每家电视台的新闻上播出。弗朗西斯·肯尼迪的伟大形象令每一位参加选举的公民都难以忘怀。
他乘飞机去过全国各大城市，坐车到达每一个小城镇。夫人和女儿一路跟着他，家人的风采让肯尼迪的形象熠熠生辉，彻底征服了公众的心。他与时任的共和党总统进行了三次辩论，大获全胜。他的智慧、学识和青春活力彻底击败了对手。在第一届总统任期内就获得了民众的热爱，这在各届总统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他简直战无不胜，但是造化弄人，他的总统就职典礼尚未举行，夫人便因为癌症离他而去。
弗朗西斯·埃克萨威尔·肯尼迪强忍心中哀痛，开始实行上任之后的第一步改革措施。竞选期间，为了能获得选民的认同，他提前任命了自己的个人班底，这在政治上是非常冒险的一招。他任命黑人激进分子奥德布拉德·格雷为联络官，就内政事务与国会协调。他还挑了一位女士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甚至决定她同时也是自己竞选班底的一分子。其他的提名则中规中矩，而就是这样的班底，帮助他修改了社会保障法，让所有的工人退休后都能衣食无忧。他旗开得胜，不过新法律施行后需要美国商业巨头们纳更多的税，这些大亨立即成了肯尼迪的死敌。
首战告捷之后，肯尼迪却似乎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他提出让公众就主要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的提案，但是遭到了国会的否决，还有全民医保的提案也未能幸免。面对国会竖起的高墙，肯尼迪自己逐渐失去了力气。尽管肯尼迪和他的白宫幕僚几乎拼尽全力，他们还是有越来越多的方案遭到了国会的否决。
现在到了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他和国会之间的拉锯战就要以失败告终，这让他心中充满愤怒，甚至感到绝望。他知道自己致力于正义的事业，自己的做法都是正确的，而且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也知道他的一切行动都是让美国长治久安的最佳良策。但是目前，他似乎感到，和政治中的勾心斗角相比，什么知识、道德，都不值一提。
肯尼迪总统等每一位高级幕僚手中都有了茶，才开口说话。
“我不准备竞选连任了。”他不急不缓地说。他看了看副总统，接着道：“海伦，我希望你能做好准备，竞选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