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扩大抗日救亡的影响，自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这8个月内，醒民剧社除经常在奉化城里、大桥镇宣传外，还巡回于江口、溪口、萧王庙、棠岙、棠村、柏坑、大堰、方门、西坞、海沿头以及宁海的西垫等地。醒民剧社演出的救亡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募寒衣》、《朝鲜亡国恨》等，演唱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热血》等。演出中，他们还四处张贴救亡标语，编写救亡墙报。胡华等在举办醒民剧社期间，还铅印出版9期当时奉化唯一的救亡刊物《醒民刊》。
1938年6月以后，由于经费拮据，多数社员要准备投考深造或就业，剧社人员遂星散，活动无形停顿。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且关系到整个世界格局的走向。中国的军队有没有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人的抗日意志和决心究竟怎么样？这些疑问萦绕在宣传救亡的胡华等爱国青年的心中。
1937年10月，一部记述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书《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发行。作者是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他的名字是埃德加·斯诺。斯诺冲破险阻，亲身访问了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以及积聚在西北的红军将士，如实记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1938年2月，上海中共地下党胡愈之等，以“复社”的名义，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斯诺为这个中译本作了序。由于当时上海所处的环境，为对付国民党和日军的检查，书名由《红星照耀中国》改成了比较含蓄的《西行漫记》。《西行漫记》出版之后，浙东地下党当即将该书作为主要的宣传共产党和抗日救亡的书籍，在进步青年中传递。胡华看到这本书，感到新奇和震撼，正好回答了萦绕心中的疑问。胡华十分珍爱并反复阅读着《西行漫记》。同当时许许多多爱国青年一样，他燃起对陕北的无限向往，确认共产党所在的延安是自己报效国家的灯塔。
1938年4月间，中共浙东临时特委派竺一平来告诉胡华，为了补充和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党组织准备选送一批宁波青年去陕北公学和抗大等校学习，要胡华动员并组织好赴陕北的人员，并由他亲到宁波县前街一家书店找竺良牧或竺一平本人，以便开具党组织的介绍信。
胡华接到任务后非常高兴，他首先把自己列入名单的第一名，然后把他熟悉的热血青年在头脑中排了排队，选定了一些向往延安又思想坚定的人，开始了秘密的联络和准备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胡华联系到了奉化中学同届毕业的邬汝蛟（当时家在宁海）、方宗惠（全国解放后在北京航天工业部工作）、王某和奉化中学在校女生张林冬（全国解放后在湖北长江航运管理局工作）、傅赛英（全国解放后在宁波市妇联编写妇运史）。邬汝蛟又在宁海联系了两个同学。经商量决定，各自做好出发的准备，由胡华赴宁波找党组织接头开好介绍信，大家5月5日秘密起程。那时，战火频频，沿铁路线的城市屡受日机轰炸，去遥远的陕北投奔革命，为家长所难理解和不安，也怕被国民党获悉而拦阻，所以大家都瞒着家庭出走，行动要保密。
为不惹人注意，他们相约分散在奉城、溪口两地上车，同在溪口车站会合，往新昌方向前进。
胡华到宁波联络点——县前街书店时，竺良牧、竺一平两同志均外出，接头的一位女同志说，他们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叫胡华耐心等待。而胡华因大家共议的预定行期逼近不能久等，只得返回奉化，结果没拿到介绍信。
5月初，宁海的邬汝蛟、胡宁、洪启华三位男生如期来到胡华家。那时，胡华的父亲刚在余姚县盐局找到一份差事，不在家。胡华向母亲谎称要和同学一起去慈溪县续读浙江高等师范。
可是，5月4日这天，胡华在奉化中学门口同张林冬等联系时被某同学听到，他窥知胡华要带几个同学去陕北，便当做奇闻传出去。原本约定一起走并答应资助胡华路费的王某遭到家庭阻拦，不能成行。胡华得知，万分焦急，第二天就要出发了，胡华不敢向家里要路费。当晚，他到小姑妈家去借路上喝水用的水壶，还想借20元钱。慈溪离奉化不远，这样的准备是不需要的。胡华的举动被小姑妈一家看出来了，表姐急急忙忙跑到胡华家，对胡母钟惠梅说，“他们哪里是去师范读书，他们是去陕北！”胡华的母亲一听就急了。她只有一儿一女，那时女儿已经出嫁。胡华才16岁，到处战火硝烟、陕北贫瘠寒冷……怎么办？
这时，正好与胡明伦一起工作的周开先回家探亲，钟惠梅赶快向他求助。周开先便连夜到胡华家来，对他说：“你爹爹病了，就要回来了。”胡华说：“开先叔叔，爹爹便血是老毛病了，医生看看会好的。”周开先说：“你爹有病，就是你在外面也要叫你回来，你怎可走呢？你要走也得等你爹回来。”这时在场的三位同学看到这种情景，就对胡华说：“这样吧，我们先走，在长乐等你。”胡华赶紧给父亲打电报，父亲第二天就回来了，也是决然不答应他走。胡华只好暂时留下，再作打算。
1938年5月5日这天，胡华不无遗憾地送邬汝蛟、胡宁、洪启华去奉化长途汽车站。同是在校生的张林冬、傅赛英，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离开家，一副“去学堂读书”的样子。其实，她们早已按约定悄悄做好了出发的准备，这时，也向汽车站靠拢。
一番叮咛后，胡华向即将远走高飞的朋友们挥手道别。不料，傅赛英的妈妈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赶到了汽车站。长期守寡把独生女养大的傅妈妈哭喊着，硬是把傅赛英拉下了汽车。
另几位由溪口上车的同学，也被听到消息的家长赶到溪口车站拦截了。
结果，这次奔赴陕北的革命行动只有邬汝蛟、胡宁、洪启华和张林冬四人成行。
胡华与这四位同学分手后，多年来曾互相寻找，打听下落，陆续取得了联系。
最有戏剧性的是与张林冬的联系。胡华1938年11月到陕北后，曾设法寻找张林冬，但因张林冬改名为林坚，遂阴差阳错没有找到。解放后，还四处打听，也杳无音讯。而胡华自己后来也改了名字，张林冬也找不到“胡家骅”。
从长江航务管理局离休的张林冬在2011年写的《胡华送我去延安》一文回忆道：“时光悠悠，一晃40多年过去了。1981年，被母亲拉下汽车的傅赛英首先与我取得了联系。10月她专程从宁波到武汉来看我。一见面，高兴地说：‘林冬，家骅找到了！’我大喜，连忙问：‘家骅在哪里？’‘他在北京，就是胡华呀！’‘晓得伊是胡华，早就联系上了！’我喊了起来。那个不晓得，胡华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党史专家，我在党校学习就读过他与何干之编写的党史。我连忙投书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告诉他分手后我的情况，告诉他爱人田海燕的坎坷遭遇、儿子田子渝在武汉师范学院从事党史教学与研究。他收到信后激动万分，立即回信，从此我们来鸿去雁。通过来信，他告诉我，我们分手后，他一直惦记着我们。他是1938年10月5日从家乡出发，11月7日到达陕北的，他一直寻找我们。解放后，不知他从何处听说我在天津工作，曾向天津组织部门了解。我从来没有在那里工作，当然不会有着落。”令人称奇的是，胡华认识田海燕，也认识田子渝，但先前并不知道他俩之间以及他俩与张林冬之间的关系。张林冬接着回忆：“他信中说，他早就认识海燕，20年前还与海燕见过面。1961年至1962年海燕在董老（必武）身边工作时，他正做吴老（玉章）的学术助手。海燕在撰写《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要问题——访问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董必武同志》时，为充实史料，还专门到人民大学访问何干之和他。此文经过中央书记处邓小平、彭真审查，在《人民日报》
1961年6月30日上发表。胡华说，不知道海燕的爱人就是我张林冬，否则早就联系上了。他告诉我，还没有想到是，他主编的大型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的撰稿人之一田子渝是我的儿子。子渝与华中师范大学李良明合写的《恽代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华要他们与上海‘一大’纪念馆任武雄写的《恽代英》
合并，收入到《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卷里……”
1982年6月9日胡华在致张林冬的信中写道：
林冬同志：
6月2日来信收到了。此次至沪，同赛英等同志见面，还去看了顾明、顾招花，并见到了他们的妈妈。
你说你同姓邬的和姓胡、姓洪的三人到安吴堡，以后你去延安，这是对的。姓邬的，叫邬汝蛟（现名邬昂夫，已退休在宁波），是我的同年级同学。
另外，胡、洪两位，是邬汝蛟的同村人，小学时同学，他们都是宁海西垫村人。你们是1938年5月5日在奉化民教馆（运动场）集合，一起在奉化汽车站上车的。这次行动，日期的安排，人员的联系，是我负责的，而不是你记成的文教馆介绍的。当时因我与党的奉化县委书记竺良牧（现名竺扬，这次在上海一同见了面）有联系，他叫我联络一批同学去陕北，由他开介绍信。
我联络了邬汝蛟等三人，还有我们同年级同学方宗惠和一个姓王的，又联络了尚在奉中读书的你和傅赛英。我在你们初中放晚学时，在奉中大门口，至少同你见过两次面。一次是约定出发的时间（5月5日早），一次是我告诉你没有找到竺良牧，介绍信没有开到手。当时你和邬汝蛟等三人，共四个人，没有阻力，一起走了。我和傅赛英等人都遇到家庭阻力（我后来是1938年10月初动身到陕公的）
1938年5月，胡华联络并送走了奉化第一批赴延安的热血青年。自己虽然没有走成，但是他的心早已飞到陕北。他在家乡一边继续着抗日救亡工作，一边等待时机。
在浙东地下党詹步行等同志指导下，他主办起宣传抗日的报纸《战时大众》。
这是一种适用于农村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抗战近况的通俗小报。胡华回忆说：
“我和严圣荪、方宗惠、陈天健等同学，凑拢几元钱，用奉化方言编写这个小报，每三日刊出，开始自行刻写油印，招些失学失业儿童到四乡去卖，每份三枚铜板。
这种小报，粗通文字的人就能看懂，很受大家欢迎，所以一发下去就被抢买一空。
办了几期，有了盈余，就改为铅印，由大桥镇九芳斋印刷厂承印，销售数扩大到五百份，为当时国民党官办的《奉化新闻》报从未达到的数字。我从主编、校对到发行以至会计，什么都管，忙得不亦乐乎。”胡华受《西行漫记》启发，向往着延安，并牵挂着奔赴陕北的学友，更崇敬着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遂将《战时大众》逐期寄往了延安（肤施）的毛泽东。
胡华后来回忆：
没想到竟受到了赞扬和鼓励。7月间，我们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信封中式直写“浙江奉化，战时大众报社大启”，下署“毛缄”，盖的邮戳是“陕西肤施（即延安）”；两张信笺也是直式毛笔书写，字体较大。凭我记忆所及，大体内容是：
战时大众报执事先生：
收到贵报。你们用通俗的文字，向人民大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这一工作很好。希望报纸由宣传工作，进而起到组织群众的作用。
此致
敬礼
毛泽东（蓝色签名印章）
×月×日
毛泽东的信，给予我们极大的鼓舞，詹步行、方宗惠、周时遐（全国解放后在浙江省委机关工作）等都争相传阅，以先睹为快，大家决心要把报纸办得更好。
1938年7月底前后，日机屡炸栎社机场（在宁波与奉化之间），并有进攻宁波之势。奉城一带风风雨雨，谣传奉化豪绅俞阿成等一俟日寇攻陷奉化即将出来组织维持会。胡华和严圣荪商议：传说既起，必事出有因，一定要揭露、攻讦。
于是，便由严圣荪执笔撰写文章，以小说体形式，描述了某县豪绅操纵县政，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县城沦陷后投靠日寇，充当汉奸维持会长，无恶不作，终被激于义愤的抗日农民打死等情节，影射俞阿成，在《战时大众》报连载三期，因而引起国民党县政府的注意。
当时，处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在全国抗日救亡形势的推动下，在我党的帮助影响下，为标榜抗日，在全省实行“新政”。《战时大众》铅印小报向国民党县政府备了案，登载的都是宣传抗日救亡的言论，他们也抓不到胡华们的把柄。这篇小说刊出后，国民党县长即派员来追问小说影射何人，胡华们回答是凭想像而写，不影射任何人。他们说：“现在各方谣传很多，你们报纸宣传不应火上加油，今后重要文章要先送县长审查。”这种无理干涉，实际上是不让胡华们继续办报。胡华与严圣荪、方宗惠、陈天健等同学本也商定要遵循毛泽东的指示，去从事实际的群众工作；同时，胡华也另有打算，因当时浙江各县按黄绍实行抗日“新政”的方案，要招考一批有志抗日的青年，分配到重要的乡镇去当事务员，每月可得薪金28元，这样既可做群众工作，又可为自己今后奔赴延安攒聚一点盘费，一举两得。于是《战时大众》同仁就把办了约三个月的报纸停刊。胡华前去投考了事务员。
1938年8月初，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胡华被录取，分配到奉化萧王庙镇担任事务员。当时的乡镇，管辖周围几十个村子。镇公所设镇长、事务员各一人，听差二三人。事务员任务繁重，除收发公文和处理日常具体事务外，主要工作是扩军和支应军差。扩军，实际上是变相抽丁，镇里把应出的名额分派到各村，村里即向村民摊钱，把出不起钱的贫苦青年农民连买带捆去当兵，敷衍了事，弊端很多；支应军差，当时是为在萧王庙、溪口一带挖战壕、筑工事的国民党一九四师派粮派草派夫。一九四师军纪很坏，各村派去的民夫因屡遭打骂，经常来镇公所告状。当地土豪孙姓镇长，只热衷于调解仲裁有利可图的民间讼事，对抗日大事和人民疾苦漠不关心。胡华把上述情况向党组织派至萧王庙镇巡视工作的詹步行汇报。詹认为，扩军、支应军差虽也是抗日工作，但要合理，并要胡华利用在当地工作和身份之便，发动团结知识青年，把农民组织起来，打好工作基础，同不合理现象开展斗争。
萧王庙镇有胡华在奉化中学的校友，胡华通过他们联络当地十多个青年来镇公所活动，并利用镇公所名义，组织他们去各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坚持抗日”、“抗战必胜”的道理，说明扩军、支应军差是为抗日服务，但要合理，捆绑壮丁、打骂民夫是错误的，应该反对。同时，胡华就军队打骂民夫事，向一九四师副官提出多次口头抗议。
9月下旬，萧王庙镇公所忽接县政府调胡华去县政工队当队员的命令。胡华一到县城，才知自己在萧镇的举止引起反动派的嫉恨，孙镇长亲到县府民政科控告，给胡华加上两条“罪名”：纠集男女青年吵闹镇政府，翻了天；煽动百姓反对军队。胡华明白了被调动的真相，即向民政科长提出抗议，并至会计处索领拖欠的工资，愤然自动辞职。
少小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