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踏上广东热土，与孙中山有过难忘的一面。在蒋介石眼里，周恩来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动之以“乡情”，委之以重任。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则要蒋介石记住：只能把共产党人作为酱油或醋，不能作为正菜。
蒋介石在军校励精图治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也是“乱世出英雄”的时代。日后主宰中国命运的风云人物，都在此陆续登场。
当上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日子并不逍遥。经费的拮据，军阀的嘲弄，学生之间的摩擦，都让他窘迫不安。每天早晨他都要离开妻子陈洁如，匆匆赶到操场，监督学生出操。然后赶到办公室，哗啦哗啦地翻看昨天的日志，生怕再发生措手不及的事情。眼下的事就够令他心烦的了。
他看着出操的学生，整日穿的是那一套开学就发的灰布军服，快磨通了的草鞋，有的干脆打着赤脚。３０支真枪连站岗放哨都不够，遇到操课只好肩上扛根木棍做样子。
再看看学生住的芦席棚，连个蚊帐也没有，盛夏之时实在难熬。天气渐渐凉了，御寒的日子更难过。近来连伙食费都快开支不了了。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隐形巨人”在幕后掐军校的脖子。
说他是巨人，是因为他的权势之大，能让广州市面商行说开就开，说关就关，行情被他玩于股掌之间。其实这是个典型的南方猥琐小人，微微驼曲的肩背，伸凸着的脖子和粗笨的肢体，总保留着一个站柜台的姿势。他就是广州商团头目陈廉伯。
陈廉伯以港英政府为靠山，串通国民党内部的右派，想把刚刚复苏的广州革命政府包括黄埔军校扼杀在摇篮之中。为准备武装叛乱，他向香港南利洋行订购了长短枪９８４０支、子弹３３７４２万发，由悬挂挪威国旗的丹麦商船哈佛号偷运到广州。
１９２４年８月１０日，被广州革命政府查获。孙中山命令蒋介石派永丰、江固号两艘军舰将哈佛号商船监押于黄埔军校门外，所有枪支弹药由军校看管。
陈廉伯一听气炸了，他把帽檐拉到眉毛上，反背着双手，嘴上叼着一支英国产的烟卷，在关着的门前踱来踱去。他突然拉开大门，向部下宣布：“去！去找孙大炮算账！”
他把烟头丢得远远的，像发射出去的一颗子弹。
不知是有意对抗，还是无意巧合，他派出的首席代表、联防总部副部长的名字只跟蒋介石差了一个姓，叫邓介石。按蒋介石的说法：介石者，坚如磐石也。
当时不独有这两块“介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汉口代表就叫彭介石。
为何取“介石”二字为名呢？《周易·豫卦》中有“介石”二字。豫卦的“六二”爻辞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意思是说，夹在石头缝中，未曾预料，好在不到一天即得救，还算吉利。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都是因为六二居中得正。另据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菜根谭》有道：“君子严如介石”，是说堂堂正正的人就像一块耿直独特的石头，不像小人滑如脂膏。《菜根谭》
在清代多次刻印，但流传不广。１９１５年，浙江奉化的孙锵在日本京都购得日本学者竹子恭所诠释的《菜根谭》，原文用汉字排印，解释则用日文。孙锵在国内从未见过此书，误以为国内已经失传，遂带回国来，刻印之后赠送朋友。此年由日本回国的蒋介石很可能得到此书的馈赠。１９１７年以前，在正式场合，蒋都是用蒋志清这个名字。“介石”这个字，是蒋在１９１５年前后，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时最早用过的笔名。蒋中正这个名字是１９１８年蒋到广东投奔孙中山之后才起用的，受“中山”
二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是否参照《周易》便不得而知了。到了晚年，蒋介石特别喜读王阳明的书。王阳明弟子所撰记师生论学答问的《传习录》中有这样的句子：“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
之归矣。”蒋介石自己在讲述中庸之道时，也曾提道：“‘中也者天下之正道’，因之更可了解这中庸之‘中’，乃是‘大中至正’、‘中立不倚’、‘屹立不摇’之谓，亦即‘主敬所谓立极’，所谓‘择善固执’，所谓‘允执厥中’之意。”所以蒋介石死后，专门修建了“中正纪念堂”，在纪念堂前修了个牌楼，牌楼正中匾题嵌了“大中至正”四个大字。看来这是对他名字的最好注释。
再说邓介石果然硬得像块石头。
而孙中山一辈子吃亏在于对敌手太仁慈。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不能把话说得太硬：“如经政府查明之后，你们运来的这些武器确实不是用来攻打政府的，我一定发还你们。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政府为了自卫，便不能发还你们枪支。”
邓介石双手一摊：“这有什么好查的！我们是商团组织，枪不用来联防自卫，还会干什么？听到我们那句口号吗？——叫械存与存，械亡与亡！”
孙中山感到十分恼火：“你不要拿这种口号来蛊惑人心，政府并不是有意与商团作对，而是确有困难需要帮助。”
与此同时，英国海关也派人到黄埔军校，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海关税务司副司长史密斯走进军校校长办公室。办公室简朴、宽敞，和所有的军校办公室一样，这里隐隐约约有一种威严神秘的气氛。史密斯带着英国腔，大声说话：“将军，你知不知道，这批军械持有大英帝国发给的护照，你的行为侵犯了我国的权力！”
蒋介石感到自己受到了鄙视，顿时火冒三丈：“本人是军人，扣押这批枪械是总理的命令，我无权处置！”
“我们的大炮你总该知道吧，告诉你，用不了五分钟，我们可以把你这个弹丸之地化为焦土！”
“我们不会坐以待毙。珠江沿岸各要塞的八十余门大炮不是纸糊的，你们那点地方也在我们的包围之中！”蒋介石说完摸摸自己的头骨和下巴，好像他不是他自己了。史密斯气得不停地哆嗦着，转身就走。
蒋介石急忙吩咐教授部少将主任王柏龄：“你赶快传令各要塞加强警戒，并通知海军局增援，把军舰调到军校附近，防止英国人突然袭击！”
王柏龄号称是蒋介石的第一只手，并不隐讳实情。他眉头一皱：“外强好说，内患难治。枪本来就少，陈赓、王之宇几个学生还拿到江边去摆弄，枪机都掉到江里去了。又有学生要把扣押的枪拿出来用……”
蒋介石不悦：“损坏枪支就禁足，不是有规定吗！”
王柏龄直摇头：“学生好办，军官就不好办，谁管得了呀！”
“政治部主任呢？”
王柏龄又摇头。
军校迫切需要一个合格的政治部主任
说起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个差事，真是个换得最勤的官。开学才三四个月就换了两三任了。
设置党代表、政治部主任职务，是由共产党人建议、蒋介石去苏联考察和孙中山认同的，旨在改变旧军队军阀独霸、军纪涣散的状态。可这是个新职务，谁也没有经验，所以主任的人选一开始就难产。
按大部分人的想法，政治部主任就是要有学问。于是，最早的目光便投向了吴敬恒。这倒是个有学问的人。初任南洋公学学长，苏报案被疑告密后，走香港，转至伦敦，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回国后又创办《中华新报》。１９２１年率学生一百余人赴法国，出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是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他是孙中山的同盟密友，也是陈独秀的至交。他虽口称一世不做官，举动却不仗义。他不但后来做过蒋介石的高官，最可气的是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被捕后，上海几个北大同学以为陈延年是吴敬恒的学生，又是世交，请他作保，把被打成重伤的陈延年送医院治疗，再设法营救。不料吴接到学生的信，即复信道：像陈延年这样一个人，留在世界上是祸水，送到医院是多事，既然已经打伤了，倒不如杀了省事。还把信登在国民党右派的报纸上。陈延年牺牲后，愤怒的北大学生都说他是人面狗心，从此再也不叫吴的名字，都喊他“吴老狗”。
这次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请他出山，他倒是满口答应。可还没上任，他又辞职来了。廖仲恺好生奇怪：“为什么？”
“政治部有没有共产党？”
“有。现在广州哪个机关没有共产党！”
“所以我要辞职。我不能与共产党共事。”
廖仲恺和蒋介石又请戴季陶担任。这也是个有学问的人。早年主编过《天铎报》等有影响的刊物，任过孙中山的秘书，与蒋介石结拜过兄弟，所以一请也就到任了。但很快他也提出辞职。
蒋介石目光尖锐地望着他的把兄，同样不解：“为什么？”
戴季陶已经脱下军装，换上他喜欢的一套黑烤纱的短褂裤，留着两撇小胡子，活像一个小商人。他嗫嚅道：
“有人说你蒋校长都快赤化了！我不明白，你既然邀请我这样的国民党人来执政，又何必搜罗那么多共产党人来执教呢。我看国民党是快要亡了！你看吧，明年下雪，那准是给国民党戴孝……”
他说到伤心处竟暗自流泪。蒋介石好言相劝：“你言重了。怎么是亡呢？目前联俄容共，壮大我党，应该说是‘兴’。不瞒你说，总理对你近来的言论不很满意……”
戴季陶一听跳了起来：“我不过是个中间派，你说我右，张继又说我左，我何能适从，所以我要辞职！”
戴季陶没说昨晚的事，但蒋介石已经有所耳闻。昨晚在邹鲁家里，谈到共产党问题，因为戴季陶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不能不站在进步方面，对联合战线表示拥护；张继就骂他是共产党的走狗，戴季陶哪里肯服，反过来骂张是北洋军阀的走卒，两人越骂越凶，骂到最后，张继动了牛脾气，一边数落戴季陶：你从保皇党干到共产党，又从共产党干到国民党，是个十足的反复无常的小人！一边拳脚相加，戴季陶打张继不过，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今天本来是要找蒋介石诉诉苦，反遭蒋介石抢白，所以主任一职坚辞不就。
蒋介石拗他不过，只好同意：“你推荐一个人吧！”
“谁当都可以。但你要记住，让共产党加进来，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醋，不能当正菜。”临出门时，他又补充一句，“要是实在没人，让我的副手邵元冲来接吧。”戴季陶离开广州以后，政治部主任由邵元冲代理。
邵元冲是前清举人，一个封建思想很浓的官僚。他根本不懂政治工作的内容与方法，他住在广州，每隔一两天到政治部去一趟，看看例行的文件就走了。他真把政治部主任当一个官做。本来口才就不行，一讲课底下直打瞌睡，被学生取笑为“催眠术教官”。他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干部，同廖仲恺很少打交道，与苏联顾问团向不来往。他这样搞了一两个月光景，把政治部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作用的机构。学校员工都提出撤换邵元冲的要求。蒋介石说起邵元冲也直摇头。经廖仲恺、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会商，只有请中共一个适当的人来当政治部主任。
蒋介石一拍脑勺，想起一个人来。黄埔开学之初，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曾提供了一个１５人的名单，第一人便是周恩来。不知现在此人在哪里。他把张申府叫来询问。
张申府瘦瘦的个子，戴副眼镜，嘴角紧闭，一看就是个性情直率易于冲动的人。
他是中共早期的重要人物。１９２０年，创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动议就是由陈独秀、李大钊和他酝酿产生的。几个月后，他在北京介绍北大学生、五四运动的活跃人物张国焘入党，成立了北京的共产主义三人小组。１９２１年在法国，他与妻子刘清扬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再以后，他又和周恩来一起，发展朱德入党。１９２３年他回国以后，李大钊和陈独秀就推荐他去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了军校的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他与廖仲恺配合默契，但与蒋介石不太融洽。所以当蒋介石问他：
“你推荐的那个周恩来回来没有？”张申府没有好气地回答：“怎么没回来？人家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干政治教官，你们不闻不问，埋没人才！”
蒋介石也不快：“开学以来百废待兴，我哪有时间注意每一个教官！”
“能人得不到重用，庸才鸡狗升天，所以搞不好！”
“你身为政治部副主任，不能这样讲嘛，你究竟尽职了没有？”
“我不称职你可以撤换。对了，正好，请周恩来来担任我的职务，我辞职！”
张申府扭身便走。蒋介石盯着他的背影，胸脯剧烈地一起一伏。
——这位被毛泽东戏称为“我的顶头上司”的张申府（他在北大任教时兼任图书馆编目股股长，毛泽东在图书馆任助理员），一气之下真的离开了黄埔。
蒋介石早晨的发现
何应钦托士官同学王柏龄介绍，被蒋介石痛快地接纳。当月就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参谋处军事参议，协助筹建黄埔军校，考选下级干部，并予以短期训练。何应钦工作认真，训干成绩出色，６月即被任命为少将总教官、开学典礼阅兵指挥员。
粤军时期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物纷纷涌入黄埔，投奔蒋介石。顾祝同因蒋任参谋长讨伐陈炯明时随侍左右，形影不离，蒋顾关系开始密切，所以蒋特意邀顾来军校任中校战术教官兼管理部主任。蒋介石认为顾祝同宽诚敦厚，忠心耿耿，对他非常信任。
蒋介石遴选教官时，多以粤军中的外省人为基础。刘峙身处举目无亲的粤军中，正感前途渺茫无望时，被蒋介石选中。钱大钧应聘任中校兵器教官。他颇有儒将之风，有较好的军事基础，步炮射击及器械体操等技艺较高，且对旧文学颇有研究，写得一手好字，深受蒋介石宠爱。蒋介石的训练、作战文书多出自他的手笔。黄埔军校开学后不久，为了尽快建立党军，蒋介石在军校内设立参谋处，以钱大钧为处长。因刘峙为人踏实，又有实战经验，被任命为科长。
陈继承被聘为中校教官。
蒋鼎文初任第一期学生队中尉区队长。
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的邓演达，曾当过保定军校第八期陈诚的区队长，对他很赏识，他随邓演达来到黄埔军校，先任特别官佐（即候差军官），担任教育副官之职。
张治中还在桂军学校任职。经保定的同学推荐，被蒋介石发表为黄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时常到黄埔军校来开会。
蒋介石崭露头角，成为国民党中及广州政坛上的一位闻名人物。他把陈洁如接来，住进军校的一座新近修缮的老楼房。陈洁如不大出门，因每次穿越前面大门，值勤卫兵都要庄重地举枪敬礼，这使她有点紧张。他们的住处与大会议室有门相通，分成一间起居室，一间卧室，一间饭厅。房内摆设柚木家具。头几天，陈洁如感觉平淡，每天都是早晨天一亮，军号就响起来。她就和蒋介石一道起床，招呼他上班。
他时常都要说同一句话：“我要永远地爱你！”
陈洁如总想帮忙，可插不上手，便提醒他：“你的计划可靠吗？”
蒋介石固执地相信：“我一旦决定了计划，就不要有任何修改。旁人总是建议改这改那，但是他们会造成混乱。”
“如果发现有些地方不恰当，应该修改，那又将如何？”陈洁如问，“有时有此可能，你认为不会吗？”
“假如有何不恰当，我愿意做小的修改，但我仍坚持计划一经制定，就不可以随便修改。或许有些小地方需要改改，这可等到以后调整。例如修业时间的长短是一个要点，在心理上对学员的前途很重要。一旦这时间确定为六个月，假如要将我们的计划和预算改为一年，那就会搅乱我们的课程。”蒋介石喝了杯水，急忙戴上手套往外走，边走边说，“这些以后跟你说。我要去跟军官们讲话，最重要的是军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