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不同意：“这不行，我们没有权力擅自行动，必须等待中央的统一命令。”
李立三也不肯让步：“既然已经向部队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起义工作已经进行了组织准备，下个命令就行了嘛！”
聂荣臻还是坚持：“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我们到九江来的任务是做好组织部队暴动的准备，准备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嘛。”
会场不安起来。有几个中央委员发表意见，赞成李立三马上动手的主张。也有人对聂荣臻不满，说起风凉话：“你呀，就是奴隶主义，胆子小。”
如果聂荣臻附和一句，言语马上就会变成行动，但他不肯松口：“这不是什么胆大胆小的问题，临来九江时，恩来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中央对南昌暴动的决定，不是最后决定，必须有中央的命令才准许暴动，不能自由行动。这是原则问题。”
李立三呼地站起来，大声说：“你要听中央委员的嘛！”
“大家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位中央委员的？”聂荣臻心里很不痛快，一扭脸，将椅子挪向窗户，咕噜了一句，“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
会场里交头接耳，说什么的都有，争论得非常激烈，但最后大部分人还是主张按聂荣臻坚持的那样，等候中央的统一号令。
会上还分析了张发奎的情况。
张发奎作为第四军首领，他对时局的态度，极受一般人的重视。北伐前，他原任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第一次北伐后，即升任第四军军长，第二次北伐后，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他那时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当得起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善战。因此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佩。他的部下，特别是属于广东籍的，暗中还都存有返回广东去的念头。以第四军中一班将领而论，心情大都苦闷，有点类似当年太平天国内讧时的石达开。这班将领大多是广东籍，参加革命较早，深受孙中山的革命传统影响。
他们在两次北伐中出力最多，战功最大，因而才获得“铁军”的称号。他们目击革命阵营闹得四分五裂，冯玉祥、唐生智等军阀气味很重，蒋介石、李济深等的作为又太离谱，一切的一切他们都有点不顺眼。他们觉得自己好像是革命中的孤臣孽子，飘流在外，无所依托，抑郁难申。张发奎爱护他的袍泽，不分共产党员或非共产党员。他曾明白表示，第四军将保护中共党员。但在武汉分共的紧急关头，他又表明拥护汪精卫，并因此与仍主张容共的邓演达疏远开来。所以人们担心他究竟会追随汪精卫到何种地步。当时与张关系较密的苏联顾问们，如加伦将军，对这位军人颇为信任，认为中共可以且应该与之保持友谊，不应彼此闹翻。
可是现在张发奎的态度越来越犹豫，越来越右倾。
加伦总觉得与张发奎所统率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回广东，或进一步“南伐”——先将广东打下，再图发展，胜算将会多一些。张国焘和瞿秋白对加伦的意见也不反对，只是对能否实现这一点颇有疑问。并认为叶挺等部能和整个四军一同返粤是上策，在南昌起事是中策，束手待毙是下策。
李立三坚决反对依靠张发奎打回广东的做法，认为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会被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牺牲，这与我们回粤的初衷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因此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这一点与会者无异议，都同意将这个意见再向中央报告。
会后，五人政治局成员之一的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长邓中夏，代表大家的意见，来到离九江不远的庐山，和正在山上的瞿秋白、鲍罗廷、张太雷等人商谈。
７月中下旬，长江沿岸已酷热难当，避暑胜地庐山却是一片清凉。倘在往年早已游客如云，人满为患了。今年，由于发生了大的事变，性命难保，人们谁有雅兴到此游逛。到处空荡荡的。瞿秋白住在仙岩客寓。这是英国人开的一家饭店，房租很贵，瞿秋白的住室每日房费大洋六元。林伯渠的叔叔在这个饭店当厨师，汇报会议就是在厨房里开的。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鲍罗廷、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等。
瞿秋白听过汇报，即刻表示完全赞同九江会议关于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鲍罗廷已在做回国准备，对起义没有把握，但不反对。张太雷也赞成。于是，临时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做出南昌起义的部署：在南昌武装起义成功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待国际援助，再举行北伐。于是九江会议的同志请瞿秋白回汉向中央报告，从速决策。从九江会议到庐山会议，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初步形成了。
７月２１日，在庐山养病的瞿秋白回到武汉，立即提出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在汉口法租界他的那所新布置的秘密寓所里，他告诉张国焘，鲍罗廷可以经过冯玉祥的西北区回到莫斯科去，共产国际派了一位新代表来，名叫罗明纳兹，一两天内就要到达。据鲍罗廷介绍，罗明纳兹是少共国际出身，不懂中国情况，素以“左倾”着称。
“老鲍要我们好好和他打交道。”瞿秋白给张国焘端来热茶，说起他在庐山与鲍罗廷谈论的其他话题，“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个交代。依我看，中共的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全部责任。
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
“你的意见呢？”张国焘身体白胖，遇上７、８月的天气，总是不住地扇扇子。
“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良策。”瞿秋白更具体的表示：
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他应该负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他还透露，按鲍罗廷所希望的，是由他和张国焘继续领导中共中央，他主持理论研究，张国焘主持实际工作。
张国焘停下扇子，脸色骤变：“我不这么认为。共产国际的政策是这次失败的主因，不认真去检讨，都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是不公道的；中共中央人人有份！
如此违背道义，还有什么威信来继续领导？”
“你冷静些，冷静些。”瞿秋白想劝住张国焘，说，“我们力不从心，不可能脱离或疏远共产国际。我和鲍罗廷的协议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拘泥于道义。”
张国焘难以自制，话越说越难听：“我们常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实情，现在想来这句话对极了。本来整个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圈子里，从马克思直至现在，对于遥远的亚洲，一向就感生疏。莫斯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急功近利，投机冒险的急就章。是盲人瞎马，闭门造车，削足适履，揠苗助长……”张国焘一口气说了好几个有关不切实际的成语。他的结论是：“中共好比部队，共产国际是司令部，如果牺牲了部队，保留了司令部又有什么用处？因此，牺牲中共是最大的损失，绝不是什么避重就轻。”
情绪激昂中是难以说准问题的。瞿秋白虽然不完全赞成张国焘的议论，但还是认真听着，有时点点头，在那张惨白的书生脸上呈现一种勉为其难的表情。他们两个决定将中共中央极度秘密地迁回上海，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当时中共中央在武昌党员的紧急疏散工作，已渐次就绪，第四军正向长江下游开拔，城防即将让给积极反共的唐生智部，因而再无留驻武昌之必要。他们决定此时先将中共中央搬回汉口，既可乱人耳目，又便于向上海搬迁。
共产国际又派来个罗明纳兹
根据当时人的记忆，新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其外表跟后来的李德差不多，气质也有某些相似：高鼻梁，蓝眼睛，细高个，虽不到３０岁，但看上去脸上却有刀刻一样的皱纹，饱经风霜一般。他往张国焘面前一站，一瘦一胖，一黑一白，形成强烈对比。张国焘嘀咕：他行吗？
罗明纳兹的目光里同样露出挑剔和不信任，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并不正眼看张国焘和瞿秋白：这两个白面书生，能领导中国的武装斗争？
张国焘和瞿秋白先为国际代表搬来半个西瓜，以解武汉的暑热。
罗明纳兹说先谈工作，将装西瓜的大盘推到一边：“我奉共产国际之命，全权处理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并纠正鲍罗廷的错误指导。”
张国焘、瞿秋白仔细听着。罗明纳兹像在背诵一篇早已准备好的发言稿：“由于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现在，共产国际决定要改组中共中央领导，陈独秀不能再担任书记，甚至要开除他的党籍。”
“陈独秀已经退出了中央领导，现在临时中央是由五位同志组成。”瞿秋白好不容易有了一个介绍情况的间隙，刚说了两句，就被罗明纳兹接了过去：
“就你们两人而言，如果能迅速摆脱机会主义，仍可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
也许是罗明纳兹说得太多而疲劳，也许是看到张、瞿二位对他毕恭毕敬心里得到满足，挺起的腰杆已经放下，人顿时矮了一截，手也伸向了西瓜盘，起先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后来便大口大口，全没了“尊严”。只是到他吐尽口中的西瓜籽后，才恢复了原样，又开始指责中共中央：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教训是深刻的，陈独秀有错误，中共中央也有错误……
现在如不首先反对机会主义，别的事情是谈不上的。”
张国焘问：“中共中央究竟犯了哪些错误？”
说起中共中央的错误，罗明纳兹滔滔不绝，大致是：中共中央放弃了在中国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例如它否定了共产国际６月１日武装工农的指示，又自动解除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种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盘踞，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很久以来都是机会主义的加以曲解。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依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地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负中共的领导工作，并使他们在中共中央占多数。
张国焘被他的一番话说急了，心里直反感。在他看来，也许是他太年轻了，他的气质似是十月革命后的纨绔子弟，态度有类于沙皇的钦差大臣。他太轻视中共的知识分子了，我们不是沙皇治下的农奴！
张国焘说：“这样说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应由整个中央政治局负责，我们这些委员都应引咎辞职，或者推出辕门斩首，另行物色一批新的人物，来组织一个新的中央。”
谈话一下陷于僵局。瞿秋白在他们两人之间调解着，希望不要各走极端。
于是双方撇开这个问题，另提出一个需要紧急处理的问题，这就是南昌暴动。
张国焘和瞿秋白互相补充着说道：据刚才从九江来的人的密报，周恩来已经到达九江，正在按计划动员兵力。他们要求中央立即指示暴动的方针，如领导暴动机构的名义、政纲、组织和应采取的策略；并要求中央动员各地工农力量，响应南昌的行动。他们要知道苏联是否会给南昌暴动以实际的支持，就是说，要苏联军事顾问的协助，和一笔数目不小的款项，以及到达东江后希望获得的苏联方面军火和物资的支援。
不是没听明白，而是这一大堆实际问题把他弄蒙了——罗明纳兹看看瞿秋白，看看张国焘，竟不知说什么好。只好埋下头，拼命记录着那两个人的报告，掩饰着窘迫。当张、瞿二人执意要他拿主意时，他又抬起脸，全没了刚才的威风，声言：
“一切都应请示莫斯科。”
瞿秋白和张国焘都很着急，说：“不行，这是要立即决定的事，等莫斯科回话就晚了！”
“那你们说怎么办？”罗明纳兹双手一摊。
“这样吧，”瞿秋白提议，“一面告知周恩来，一面请示共产国际。”
“那好，”罗明纳兹顺水推舟，“叫周恩来他们积极筹备，各地工农力量的发动由你们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吧；至于其他各点，须请示莫斯科作最后的决定。”
罗明纳兹回屋休息去了。张国焘和瞿秋白相对无言，颇感失望。许久，瞿秋白才对张国焘感叹道：“共产国际为什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人来当代表？他只会反机会主义，提起南昌暴动就没了主意。”
张国焘双目无神：“看来中共的厄运未已，在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摧残之后，现在又要受罗明纳兹的摧残。”
“我再找他谈一谈。”瞿秋白想让罗明纳兹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实情，改变他那种下车伊始的做法。
谈过之后，罗明纳兹的态度似乎客气了一些，不似昨天那种“宣读圣旨”的神情，但仍然坚持要绝对拥护共产国际。在他的提议之下，中共常委会于２６日下午４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参加的有瞿秋白，三个临时中央常委张国焘、李维汉和张太雷，罗明纳兹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还有苏联顾问加伦和范克，以及另外两位翻译人员。
会议开始后，由加伦将军首先报告，他说他今天会见了张发奎，与他研讨军事问题。张已同意将他所统率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十二军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进，逐渐转移，返回广东。加伦认为张如同意回师广东，并不强迫叶挺等退出ＣＰ，在此两条件下，可以与他一同回师广东。他根据军事情况说明：“与张同返广东，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五千至八千，在优势敌军阻击之下，恐难到达东江。除非张发奎不同意上述两条件，那就只有在南昌行动起来。”
“加伦将军，罗代表，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变化，种种迹象表明，张发奎已经一边倒了。”瞿秋白将近来汪精卫、张发奎的所作所为说了一下，力主支持南昌暴动。
接着罗明纳兹发言，他明确表示：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电令禁止俄顾问在任何情形之下参加南昌暴动。
中共委员们都有些不解：“暴动在即，国际代表怎么能做出这种荒谬的决定？”
其他委员沉默时，瞿秋白说话了：“国际有电报来吗？这是国际的意思？”
罗明纳兹说：“有。在我报告情况后，共产国际回电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可不举行南昌暴动。”
“共产国际的意思并没说不支持暴动啊。”李维汉、张太雷都嚷起来。瞿秋白也说：“是啊，共产国际用了‘毫无’二字，现在南昌暴动不是‘毫无’希望的问题，而是希望、成功的把握很大，可以说，国际是支持暴动的，只不过留有余地。”
一到具体问题，罗明纳兹就抓了瞎。听着中国同志议论，他也不置可否。最后说：“看来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去当面告知。”他说话时，目光在中共委员们的脸上转了一圈，最后停在张国焘脸上，问道：“是否可以派你去？”
“既然只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张国焘推辞着，“何况中央扩大会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王若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请他去好了。”王若飞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罗明纳兹有些着急：“派去的人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若飞同志？即使找到他，并使他了解任务，立即起程，时间也来不及呀。”他继续盯着张国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