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五大”是在武昌的一所小学里召开的。这里几乎聚集了被蒋介石通缉的所有共产党“首要分子”。陈独秀精心准备的书呆子气十足的发言并未打动委员们，而瞿秋白放在代表座位上的一本小册子却引起强烈共鸣。国际代表罗易将莫斯科的“五月指示”泄露给了汪精卫。
周恩来主张讨蒋
１９２７年３月以后，中共中央委员们陆续集中于武汉三镇，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到３月底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了。４月２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自广州经湖南到达武汉。彭述之、蔡和森也先后到达。从４月４日到２０日，在武汉连续召开了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的联席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罗章龙、毛泽东、陈延年、彭述之、邓中夏以及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等。
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情况完全不明，决定从武汉派李立三和聂荣臻到上海了解情况、处理善后。
李立三这段时间一直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他一生几度出生入死，即使在武汉还算左派的天下，他也不得安宁。右派为了谋害他，雇用了一些刺客。刺客们算计他的方式也比较怪。总是事先侦察好他的行踪，趁他不在，突然袭击他的住处或工作点，一般都是放几枪就跑了。原来刺客们知道李立三在工人中影响很大，怕遭报复，同时指使者是雇一次付一次钱，于是他们就用这种故意扑空的办法，多赚几个钱。有的时候，上头逼得紧了，他们便偷偷通知他：某日某时我们将在某地采取行动，请你届时避开。危险的环境将李立三磨炼得格外机警。
聂荣臻是被党派往苏联学习军事，于北伐前与叶挺等人一齐回国的。他任军委湖北省委书记，频繁往来于武汉三镇，了解情况，传达中央指示，派遣干部。党对张发奎的部队寄予希望，分去了大批黄埔四期的毕业生，林彪就是这时经聂荣臻分配到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去的。叶挺在汀泗桥、贺胜桥中战功卓着，晋升为二十五师副师长。李硕勋也在此时派往二十五师任政治部主任。七十三团后来成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部队。
为了安全起见，他俩通过关系，搭上了宋子文的船，一直坐到南京。在南京又和共产党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同车去上海。他们到达上海后，先找到赵世炎的秘密住处，随后又找到周恩来、陈延年、罗亦农等。周恩来转移到吴淞附近徐家宅一处工人住家的小阁楼上继续工作。这里离市区远，偏僻荒凉，巷子狭小，房屋破旧，周围大多是工人宿舍，不易暴露目标。他们几个再加上三个俄国同志组成特务委员会，就在赵世炎家里开了会。周恩来把上海受损的情况一说，个个对蒋介石切齿痛恨。李立三传达他们来上海的任务：“武汉对于打击老蒋的决心已成事实，因为军事问题还在犹豫。现在不但军事上犹豫，连政治上也发生犹豫，因为张作霖进攻太烈。所以决定如果蒋还不十分反动，还可姑予敷衍，尤其是接到仲甫等来电表示反对打蒋，大家益发动摇。”
李立三总是西服眼镜，很像银行经理。他性格豪爽，外表最大的特点是嘴大。
在旅欧期间，当同学们情绪低落时，他就表演把拳头伸进嘴里，引得大家发笑。现在却神色严肃。他的话也引起周恩来的激愤：“我们在这次屠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没好好宣传反蒋，以致民众对我们不满意。军事上，武汉方面没有对付老蒋的积极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是没有办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再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周恩来４月１６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从上海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迅速出师东征讨伐蒋介石；当时，关于武汉政府的战略方向问题，意见纷纭。瞿秋白早在４月初，就与吴玉章等提出，把第四军调到南京，以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监视蒋介石的行动。
因鲍罗廷反对，未能实现。这时，瞿秋白又提议先打南京的蒋介石，然后北伐张作霖。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主张直接由武汉出师河南进行北伐。鲍罗廷主张北伐到西北去，打通国际即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路线。罗易则着眼于布置巩固武汉政府的防线。中共中央内部，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等赞成鲍罗廷直接北伐的主张。蔡和森主张在立即实行土地革命条件下进行北伐。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最后，北伐主张占上风。
在素以家长自居的陈独秀看来，党内和他能够并驾齐驱的人，只有李大钊够资格。其余的在中央领导层的人，不过是他的学生、翻译或顾问，根本不放在他眼里。
陈独秀最得力的助手彭述之，处处维护陈独秀的家长之尊，同时紧紧抓住陈独秀，挟陈以自重，动辄说：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非他莫属。所以在党中央，与陈独秀相左的意见很难通过。
陈独秀还是不赞成先打蒋后北伐的意见。他对着上海区委打来的电报直摇头：
“现在罗易和鲍罗廷都拿不定主意，罗易要巩固两湖，鲍罗廷要北伐京津，我看国民政府能免掉蒋介石的职，通缉蒋就不错了，叫他东征，很难的。”
当时虽然中国革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从共产国际传出的消息给人的印象是：
中国革命好像是跨进了一个更高发展阶段，今后只要和国民党左派继续在武汉保持密切合作，继续按既定方针办，革命仍能如原来设想那样走向胜利。许多不明究竟的党员，以为形势真的只是暂时明暗不定，很快又会阳光普照的，所以思想上虽有许多疑问，却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无可奈何中，陈独秀又去找汪精卫商议。汪精卫反复权衡了武汉国民政府中的两派意见，决定继续北伐，同时成立一个土地委员会，研究土地问题。４月１８日，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率军于１９日出师北伐。
土地委员会开会时，也邀请陈独秀参加。参加会议的还有邓演达、徐谦、谭平山、顾孟余、毛泽东等人。谭平山是国民党农业部长，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
陈独秀对土地问题的原则和方法提了六七条意见，他强调解决土地之先决问题，必须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但谁给农民以武装和政权？毛泽东听了直摇头。
毛泽东只当选了候补中央委员
４月２７日，一个偌大的中共中央“五大”是在一所小小的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中召开的。
会场内一片肃静。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都在这里。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董必武、项英、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杨匏安、王荷波、彭公达、李立三等８０多人参加了会议。代表党员５７９６７人。国民党要人汪精卫、徐谦、谭延等都列席大会并致祝词，以示国共两党的合作仍在继续。为了防止意外，开幕式后，大会转到市郊黄坡会馆召开。
但是这些热闹的场面，并不能抵消共产党人内心的苦恼。就在大会开幕以前，共产党损失了上海、广州、北京三个重要的区委组织。那些地区的首脑部多被摧毁，大批同志被屠杀。剩下的组织不是失去联络，就是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几乎所有出席的代表都为此而心情十分沉痛。许多着名的人物——李大钊没有来。“五大”开幕这天，是他临刑前夜。４月２８日，他被张作霖绞杀。
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菘没有来。十天前，他们在广州被李济深、古应芬、钱大钧杀害。
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有来。作为转入地下斗争的上海特委们，正在白色恐怖中与敌人周旋。
陈独秀主持会议。在他身旁坐着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以及米夫、罗卓夫斯基等人。
会前，住在中央机关６１号的陈独秀精心准备了数万字的发言提纲。他要谈的问题太多了。党的四大以来，特别是“中山舰事件”之后，有多少事情值得检讨？当时退让不对吗？左派力量那样弱，不退又如何呢？不是连汪精卫也回避了吗？上海的起义有没有问题呢？有。假若不搞这样的武装对抗，蒋介石还能找到借口缴工人纠察队的枪吗？他在提纲里注明这一点：“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是错误的，问题是我们不懂得革命的方法，当时应该进行经济斗争，谈不上实现民主专政。”他突然想到几天前吴玉章的一个提议，要把一个共产党员领导的营扩成一个师，他当时没有同意，这不是让人家抓我们的把柄吗？再有那个瘦高个子的湖南人毛泽东，几次跑到武汉来跟他谈农民问题，谈“农民运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谈“矫枉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的语气那样重，好像已经不愿听他的了。在毛泽东那双明亮的眸子里，似乎又多了几分怨气。
会前不少人觉得要彻底检讨过去，才能给未来带来生机。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周恩来，让罗亦农带来两点意见：中央要承认错误，彭述之不能进中央委员会。
陈独秀想说清点什么，但一触及具体问题，又觉难于下手。目光一回到手边的文件时，又会出现斗大的四个字：共产国际！
这四个字总在冥冥中支配着他的思维。
当穿着长衫的陈独秀做报告时，代表还是注意听着，希望他能对过去的错误有所检讨，对当前的局势进行明确的分析，然而他们失望了。会议休息的时候，罗亦农走到瞿秋白的面前，咧开嘴吐出“糟糕”两字。瞿秋白只是抽着烟，长久地沉默着。
下午再开会的时候，每个代表的座位上发了一本小册子，在第２页中间写着“第三国际还是第０国际？”下面写着“孟塞维克主义”，看见这几个字，代表们笑眯眯的，也有人当场出声地笑起来。这是身穿灰布长衫，剃着光头，戴一副深度白丝边近视眼镜的恽代英。他是对陈独秀极不满者之一。他一边笑，一边用手帕擦着鼻子，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陈独秀也看到了小册子，很不高兴，彭述之附和着：“这是见了鬼！”“见鬼”是彭述之的口头禅。他在主席台上一口咬定中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就等于似有似无的鬼……”瞿秋白在散会时说：“彭述之承认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只和‘鬼’联合，而不要和人——工农联盟，把革命的领导权双手供奉给‘鬼’，这真是见了‘鬼’！”
瞿秋白为此心里憋了不少火。他在小册子中写道：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
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的。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
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谄疾忌医。
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如果再不明白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
瞿秋白针对的是彭述之，原拟对陈独秀发动检讨攻势。鲍罗廷平时不多过问中共内部事务，这次也劝瞿秋白：你们已经很困难了，不应再去动摇现有领导。还是少检讨一些过去，多策划一些未来吧。瞿秋白也只好忍了。
陈独秀的地位是动摇了，但是谁又能在这个紧要关头继承其事？党内也有一种担心：自身检讨会降低自信，反而增加困难。再说检讨过去，也会涉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的指导是否正确的问题，尽管共产国际领导的威信已在降低之中。
会议白天在会场进行，多是代表们冗长的报告。而真正紧急的问题，多半是在鲍罗廷的寓所里进行。人们多觉得这样一些带机密性的重要问题是不宜在人多口杂的大会中讨论的。也有人觉得在这紧急关头，一切应该当机立断，应付非常，这时举行大会从容讨论，在时机上根本就不适宜。而在这里，人们听到最多的是罗易与鲍罗廷的争论。
鲍罗廷不仅身材高大，架子也大，他讲话时往往不看对方，只看前方空空的地方。他认为：我们现在必须向国民党左派让步，继续取得和他们合作是中心的问题，假若现在我们和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完全的失败，我们将来什么也没有。
而罗易则认为：现在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已不是左派而是土豪劣绅、地主军阀的代表，我们应该号召左派群众起来推翻他们。
这两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同。鲍罗廷往往从实际政治的观点出发，注重革命与反革命力量之间的对比，以此策划具体措施；而罗易则从理论的分析出发，往往着重于原则上应否这样做，似不多计较实际得失。他们两人并无统属关系，罗易是共产国际的执委，那时任驻中国的最高代表，鲍罗廷则有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只是鲍罗廷毕竟已任国民党顾问多时，驾轻就熟，是易于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许多时间与罗易作无休止的辩难。
莫斯科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很困难的。他们指导思想的混乱和斯大林、托洛茨基意见的冲突，都直接影响到武汉，而且也与中共内部的意见分歧纠缠在一起。失败往往又会助长内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后就更加明显了。
会议空隙，毛泽东和蔡和森散步。毛泽东说：“当年我们漫步橘子洲头，其后是广州东山，今天走到黄鹤楼来了。”
蔡和森笑笑：“你的心情还挺好？”
毛泽东：“自己宽心吧。我自己的情绪倒不要紧，我担心的是再这样下去，中国革命还要受损失。”
“大会没有安排讨论你们的农民问题提案，会不会和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
“我们的差距的确很大，老头子越来越右倾了。”
“陈独秀看不起农民运动。向西北去实质是逃避土地革命，最终是消灭革命。”
“他根本不懂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我说农运好得很，他说过火了。”
由于瞿秋白、任弼时、毛泽东、恽代英等大多数代表的坚持，会议还是批评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如“中山舰事件”使资产阶级占上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重视拉资产阶级进市民政府，而忽略土地革命与农民团结问题；蒋介石叛党时，不能使他孤立等。
陈独秀表示接受代表们的批评。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李维汉、苏兆征、张太雷、阮啸仙、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陈乔年、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彭公达、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３１人。
毛泽东只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
在中共前五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只在“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进中央局；张国焘只在“三大”上落选中央执委，毛、张似乎命中相克。
政治局委员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九人。彭述之终于落选。
陈独秀虽继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觉其魄力与威信大不如从前了。
一个心中没数的舵手，使得迷途航船更令人担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