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原简单作答：“日本外交是内阁所决定的，此外尚有陆军及其他个人所推行的政策，这些不能称为政府的政策。”
隔了两天，在原地点，两人再次会晤。
陈友仁急不可耐地抖出了此次访日的真实目的：“为中日两国之将来计，两国缔结防守同盟，不知如何？”
币原警觉起来：“防守同盟有军事同盟之意，为顾虑世界各国的舆论，难予成立，但以协约国之名尚有考虑之余地。”
币原讲话时的口吻对陈友仁产生了影响：“贵意见甚是。但我所谓的同盟，是以共产党为对象，今日之共产运动得到莫斯科的经济援助，且受其控制，其影响极大。因此，我们不能不考虑对策，而且这运动亦威胁日本，两国应设法互相协助以自卫之。所谓‘协助’之语，其词虽欠妥当，但可用抽象的表现以对抗莫斯科为目标的。”
币原笑了一下：“这完全是个新的问题，不过我个人对共产运动并不那么地恐惧，中国人虽受俄国革命的影响，但我以为俄国要控制中国并不那么容易。数年前，鲍罗廷在汉口街头上向民众宣传革命时，很多中国人都感到惊奇，不知他是什么人。”
陈友仁略显不安：“这实为有趣之事。我去莫斯科时，有相当地位的俄国人也有这样的说法。”
币原：“当我在野时，贵国一位要人来访时，说一般中国人多误解日本对华有侵略意图，今后应该从速解消中日之间的纷争状态，我曾向他说过，中日两国之间缔结不侵略协定，如何？这样可以扫除中国人对日本的误解。”
陈友仁：“言有其理，希早实现之。”他请币原将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做一具体说明，币原又给了陈友仁一份书面材料。材料在提到满洲铁路时特别强调：“无论中国的铁道建设设计规划如何，不可有威胁并侵害南满铁路的存在及经营的意图。”
陈友仁一边收拾文件一边说：“日本政府之意已明，当向广州国民政府报告之。”
币原呼地站起来：“别别。上述之意见为余之私见，不与同僚们磋商检讨决定之，不能谓之日本政府意见，拟于适当时机，与同僚们磋商后再定。”８月３日第三次会谈时，陈友仁带去了上两次会谈的概要，称“协调”是此次访日的目的。当桌子两边的人都静下来的时候，陈友仁突然问起一件事：“‘泰平组合’公司出售给广州政府的武器，已为日本陆军省所准许，但却为外务省所阻止，其故何在？”
欲走的币原重新坐回椅子：“日本与南京政府有外交关系，武器输入中国，非得该政府承认不可。”
“广州政府实质上也是中国的正式政府。本来，武器是由欧洲输入的，但在紧急时则由日本购买，希望日本政府能予以谅解。”
陈友仁在离开日本神户时表示：“此次访日，绝非为承认广东政府问题及购置武器。盖余最大之目的，系与日本朝野正确认识中国而已。广东政府，非地方政府，乃打倒蒋介石之专制政治，继而代之之国民政府。”
陈友仁返回广东不及一月，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挑衅接连不断
从币原与陈友仁的会谈中，可以看出“币原外交”已经有了１８０度的转变，而趋向了“积极外交”。日本实则已进入了战争的准备状态。在南满铁路的主要车站，仓库变成了军队营房；沈阳的满铁工厂及住宅构起防御工事；大连的日警本署，组织了八个特务警察队；城市和乡镇的日本人商店，也都成了关东军司令部的特务机关，或者是由持有武器的在乡军人所经营。
到了这个程度，所剩下的，就只是等待时机了。
“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点燃了“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万宝山位于吉林省长春县境内（今德惠县万宝镇）。１９３１年４月１日，长春市居民郝永德受日本人怂恿，成立长农水稻公司，自任经理。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通过郝盗卖中国土地租给朝鲜侨民，以达到其收买土地、设领置警之目的。郝在日本领事馆的授意下，在万宝山地区为日人盗买土地３０００余亩，租期十年。契约上写明“此契约于县政府批准日发生效力，如县政府不批准，仍作无效”。郝未呈报县政府批准即将土地租给朝鲜侨民。朝鲜侨民为引伊通河水浇田，在中国农民田里挖沟，使农田遭到破坏。中国农民向政府申诉。６月７日，长春县政府派人劝告朝鲜侨民停工。但是，日本驻长春领事唆使朝鲜侨民继续挖沟筑坝，并派日警前来“保护”。
７月１日，中方遇害农民忍无可忍，自动集合５００多人前来填沟，双方发生冲突。
日警公然开枪，打伤中方农民一人，捕去十人，并保护朝鲜侨民强行通水。中方长春县政府也被迫派警察前往万宝山，双方形成军事对峙。日本军国主义者借此大造舆论，扩大“万宝山事件”，煽动仇华，在朝鲜国内制造杀害华侨的惨案，７月上旬就有１００余人被杀。事后，中国政府曾几次照会日本政府，双方进行了外交谈判，但始终处于僵持状态，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交涉才结束。
中国人的愤怒正在全国扩张。
“万宝山事件”未及处理，又传来了“中村大尉被杀”的消息。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１９３１年６月２６日晨，东北兴安屯垦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看到几个鬼鬼祟祟的人，路过王爷高庙附近，就将其扣留，交由副团长董平舆审查。经检查，发现武器弹药、测绘仪器、军用地图和大量的调查笔记，还从为首的日人中村腰内搜出大包海洛因。调查日志上，不但记载了这伙人经过的路线，每日的进度，军事禁区的详细情况，还记有在巴公府与各蒙古王爷秘密会谈准备起事的纪要。这是一伙日本陆军的军事间谍无疑！
当天，团长关玉衡在外校阅，闻讯后赶回。次日再次审讯。关玉衡目光如火，上下打量着中村：中村中等身材，面方而多髭须，身着深灰色棉裤、棉袄，外罩俄式皮制夹克，头戴三耳火车头式革制皮帽，上套风镜一副，脚登短筒皮靴。在审讯中，中村的态度傲慢自大，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蛮横暴躁，以不会中国话为由企图推卸间谍罪责。关玉衡就改用日语审讯，中村从衣袋里掏出名片一张，上写“日本帝国东京黎明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关玉衡指着他站立的军人姿势说：
“你是军人！”
中村脑袋一歪：“是的，但我是退役的陆军大佐。”
另一个日人叫井杉延太郎，也插进来说：“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曹长（上士班长），现已退役，在扎免采木公司工作。中村指派我做助手。”
关玉衡点着桌上的地图问他：“这些晒蓝纸俄文地图是从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这些地图都是由中村自己掌握，我不管。”井杉说，“中村不认识俄国字，用时就叫俄国人看。俄国人不会说中国话，只会日本话。”
再对中村讯问，中村脖子一梗，望着窗外，什么也不说。
关玉衡肯定中村是间谍无疑，但如何处理却又犯难。于是华灯初上时，他将各官佐召集到团部大军帐内，问大伙：“对这个案情有何见解？”
首先发言的是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和副团长董平舆，二人都认为秘密处死为好，理由是本区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不保护外国人来垦区游历。他俩挑头一说，屋里炸开了锅：有的说弱国无外交，一经暴露，定会被日本政府要回去，更会派间谍来破坏；也有主张放他走，在路上干掉他；更有的说在剿匪职权上也应该行使紧急处置权。关玉衡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我主张明正其罪行，公开处置。”有几个人就举起烟袋锅子直摆手：“团长你这是自找麻烦！”
“那就这样吧，”关玉衡又想出一招，“咱再审他一次，掏出他的口供咋整都好说。”
于是，中村又被带了上来。谁知刚一审讯，这家伙不仅蛮横如故，更加野蛮凶狠，竟扭动身子与官兵格斗起来，关玉衡被他一搅，也急了，大喊一声：“捆倒了打！”被激怒的官兵则要上前去，不料中村又使出了武士道拳脚，抡着胳膊大喊大叫。关玉衡刷地抽出战刀：“你再不老实，杀了你的头！”中村这才收回胳膊，停在那里咻咻喘气。讯问过后，关玉衡就令其在笔录上画押。这家伙又借机和官兵厮打起来，愤怒的士兵一拥而上，对他拳打脚踢一顿，谁的枪把子在他头上点了一下，中村便晕倒在地。陆营长抹了一把头上的汗，说：“像这个样，只有采取秘密处死了。”
关玉衡也同意：“三连长，四连长，把中村等四名间谍犯，一并拉出去枪决！”
两个连长得令，拖着间谍就往外走。为严守秘密，关团长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押赴后山僻静处所执行，连同行李、马匹，除重要文件呈报外，一律焚毁灭迹。执行时已是午夜１２时３０分。天亮后，关团长携带所缴获的间谍证件和证物等驰赴兴安屯垦区公署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报告处理中村经过，同时他在兴安区防地拟就快邮代电连同间谍文件、证物，托新授团长职的苑崇谷，去北京晋谒张学良时一并转呈。
“九一八”消息传到北平
张学良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养病。几经斟酌，他回电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日方在８月初才觉察出中村的“失踪”。于是日方在华报纸纷纷登出“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的报道，在交涉上也一天紧似一天，最后公开揭示说：“闻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鸦片和海洛因，为兴安区土匪杀害。”并向东北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提出抗议。荣臻不明底里，在日驻沈阳领事林九治郎询问时，便含糊其辞。
林九治郎便强硬地丢下一句话：“谁杀害的，由谁偿命！”日本在东北的报纸于是大噪，每天报道中村为兴安区胡匪队伍杀害；旋又公然指名为第三团团长关玉衡的士兵所为，甚至在报上编造说：“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因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兴安区当局对日本的诬蔑也不得不予以驳斥：“查本区自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即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在案，谢绝到兴安区参观游历，因保护难周，不发护照，凡私自入于该区而有意外发生时，该区概不负责。”
日人哪里肯依？不仅日本浪人在沈阳滋事寻衅，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更是到处煽风点火，要求亲自到兴安区勘察。长官公署劝了多次无效，只好允其前往，并派了一名姓铁的参谋同行。兴安区得到情报，三个团在农隙训练之际，调齐队伍，严阵以待。土肥原一到白城子车站，就有士兵上去检查验证后才放行。土肥原越走越觉得不对头，心头发虚，到了屯垦公署时竟要求派兵随行保护。高仁绂总办斜视着土肥原，当啷一句：“本区尚无此例！”把土肥原噎了回去，他只得与铁参谋向葛根庙出发。每走一站，都有关卡盘查，他看到部署森严，料想到佘公府不会顺利，就对铁参谋说：“关玉衡鲁莽得很，回去吧！”土肥原之所以要到佘公府，是想收买蒙古人为他寻找中村的尸骨。然而，蒙古人无敢应者。
土肥原一回到沈阳，胆子就大起来，大肆鼓吹：“兴安区部队要哗变，一切准备妥当，只待发动。”日领事林九治郎在外交上更是施加压力，以暂停谈判要挟，迫使东北当局速将关玉衡逮捕至沈阳，要为中村震太郎偿命。
关玉衡有恃无恐。但荣臻没有得到中村的间谍罪证，心中七上八下，又怕兴安部队真的哗变，难以收拾，所以他派了东北炮兵旅长王致中赶紧到兴安区与关玉衡商量：“玉衡，千万不可把事态闹大了。老荣说，能拿出证据再好没有，如果拿不出来，先放你走，就说在事前出国游历去了，可把你送到满洲里，你顺便就入苏联了，只要保持兵不哗变，日本人就无所借口……”
关玉衡是个铁汉子，听不得软话，眼里泪光闪闪，急忙说：“有证据啊，就在北平行营。”说着，就把张学良的电报拿给王致中看。
王致中一看，大喜：“这倒占得住理了！你这样把握，何不出而折冲外交呢？
咱们都是老同事，我还能给你窟窿桥走吗？荣参谋长绝对保证你的安全，我可以代表他签字给你。”
女人心细。在侧的关夫人说道：“我看走苏联是上策，到沈阳折冲外交，日本人是不讲理的，乃属中策。可是哗变全军皆带家属，谈何容易！乃是下策。”
关玉衡想了想：“我取中策，我所办的案子件件有据，宗宗有理。只要将原始证件全部调来，我就去沈，如果蛮不讲理，我相信我团官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以给荣参谋长打电报，赶紧向张副司令长官调取中村震太郎间谍活动证件，我一定到沈阳对质是了。”
此时，林九治郎在沈阳对荣臻一天三次抗议说：“你不叫日本出兵，你自己出兵解决！”荣迫不得已，派宪兵司令陈兴亚带一个团，大张旗鼓地去了兴安区。但关玉衡与王致中已悄然到了沈阳，被小汽车接到炮兵总监冯秉权的私邸。冯总监对关玉衡说：“荣为保护你的安全，才把你接到敝寓，城内尚无事，小津桥这带更为安全，请你放心吧！”当晚冯设宴为关和王洗尘，荣参谋长也来了。关玉衡当即向荣说明前次越级把中村的间谍罪证直呈张副司令的错误做法。荣并不介意，谈及陈兴亚司令大张旗鼓，其实是做给日本人看的，陈司令率队走了数天，才行军到马三家子。
外面的情况已经很紧。街上行人个个自危，商店、钱庄多未开门，物价上涨，日本兵砸监狱，汉奸亲日派在街道横行霸道，专找东北士兵寻衅滋事。９月１４日，张作相速派长官处副处长李济川去北平请示张学良。李济川于第二天到达北平，下车后直赴协和医院。张学良时患重感冒，住在该院东北角地下室内。李济川说：
“东北目前局势严重，究竟如何处理？我受辅帅指示，来向副司令请命。”
张学良斜靠在床上：“我因病头脑不清，精神也不好。前几天荣参谋长来，我已告诉他，东北大事，由张辅帅、臧主席和荣参谋长三人酌情处理。对重要问题咱要依靠中央，不能单独对外。‘中村事件’的交涉，可向辅帅说，微末事情，咱们可相机办理。”
“东北现在的紧急情况不知怎样处理？”
“蒋委员长告诉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我们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由中央负责。你迅速回去，请辅帅相机处理。前些日子驻日大使汪荣宝从东京回来，已到锦州和张辅帅说过：日本各地都在搞游行示威，跃跃欲试，想以武装占领东北。你赶紧回去吧！”
当夜１２时，李济川回到锦州小岭子，面见张作相。张作相对他说：“荣参谋长来时，我已告诉他，关于‘中村事件’，任何赔偿道歉我们都可以担负过来。”
９月１６日，李济川返回沈阳，一下车就遇到副官处的两位副官，他们神色惊慌地对李济川说：“处长啊，不得了，情况严重，南站日本军队和在乡军人都成行成列地拥挤不开。马路湾西边日本忠魂碑附近，放有十余大炮，情况紧急，恐怕今天就过不去！”李济川安慰他们要沉着，有事用电话联系，明天辅帅就回来。
９月１８日上午，李济川前往三经路荣臻公馆。只见门前停了许多汽车，宾客盈门，正赶上荣臻为其父庆祝寿诞。他一进楼，见当中摆设寿堂，香烟缭绕，灯烛交辉，颇极一时之盛。到东客厅内，满屋大员，抽鸦片、打麻将，更有张筱轩的京韵大鼓，热闹非常。荣参谋长叫他上楼，并问李济川：“副司令和辅帅有何指示？”李济川把他们的话学说了一遍。时近中午，下楼就餐，大家正要入座，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九治郎突来祝寿。他对着寿堂三鞠躬后，约荣臻午后４时到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会谈。
